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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位导演的“9·11记事簿”
        这是一部应著名制片人Alain brigand之邀，由11位分别来自不同国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顶尖级导演拍摄的关于“9·11”事件的电影，它所包含的11部短片，除了时间长度都是11分9秒，各自的视角、所叙故事及倾向都很不相同。换言之，这是一种“命题作文”，不过每位导演都拥有他们的高度创意和表达的“自由”。
        我早就听说过这部“9·11记事簿”。一个震惊世界的“划时代”事件，紧紧揪动着全球不同角落的人们的心，组成一支国际电影的“快速反应部队”。这一创意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就迎合了公众的要求。那么，这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艺术追求各异的导演们是怎样表现的呢?
        电影以伊朗导演玛克玛尔巴夫的短片开头：一群阿富汗难民的孩子，女教师问他们今天发生了什么大事时，他们只知道挖水井时死了人。善良的女教师请他们为世贸大厦的死难者默哀时，他们面面相觑，不知世贸大厦为何物，于是老师带他们到外面看烧砖用的烟囱。孩子们抬起头来——为他们的目光所难及、更难以理解的冒着浓烟的高高的神秘的烟囱。
        墨西哥的导演阿尔加多罗则以更抽象的影像形式承担着这难以理喻的一切：他的“11分9秒”大部分时间竟为黑屏，能听到的只是一片骚动的祈祷声，然后是“天啦!一架飞机撞进了……”“天啦!又一架……”银幕亮起来了，有人从燃烧的大厦往下跳，然后又黑了，“不断有人在大街上
        跪下跪下!”还有从黑暗中传来的更为密集的电话声和祈祷声，然后是这一切完结后的无尽哀歌，和英文与阿拉伯文的双文字幕：“神的光辉，是指引我们还是让我们目盲?”
        在一个疯狂的、难以理喻的世界，谁能回答?也许在一切的“为什么”后面，就根本没有一个回答。要求理解是徒劳的，对之做出“艺术反应”更是一件困难的事，它给导演们出的，其实首先是一个道德难题。印度导演纳依尔所讲的一美籍穆斯林青年在“9· 11”那天失踪，先被怀疑为恐怖分子，后被证实是因参与现场救助而死的“故事”，就道出了当今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无助。也许，人们只能通过这种策略，才能曲折地表达其困境、立场、焦虑和悲哀?
        也有大胆无忌的，英国名导演肯·洛奇就借一南美流亡人士之口，直指美国为自身利益也曾暴力干涉别国、践踏人权和民主，这出犀利刁钻的短片居然也出现在“9·11记事簿”中，并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很多评委的特别青睐。悲情的美国人肯定对此不悦，甚至为此会受到伤害，不过，这是否也正好体现了一种所谓对“自由”的“捍卫”?
        还是东方人比较“含蓄”。这部“记事簿”以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短片结尾，而它看上去与“9·11”完全无关，它讲的是二战尚未完全结束，一位日本士兵回乡后居然变得像蛇一样爬行的“志异故事”。它以这种隐喻的语言描述战争的创伤，“圣战”的虚妄及对人性的可怕摧残，并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悲凉。而它最后的“世间何物甚于圣战”，显然带有一种忧愤、讽刺和控诉。
        电影结束了，但它长长的字幕和“画外音”仍让人不能平静。我们处在一个充满可怕暴力冲突的时代，各式各样的观念信仰、政治利益、偏见和仇恨仍在无情地支配着人们。这部奇特的“9·11记事簿”没有请中国导演参与，如果请了，他会如何来拍呢?如果说这是一场人类至今仍无法摆脱的噩梦，我们自己的良知又何在呢?
       不屈不挠的旅人
        爱德华·萨义德去了，在今年的秋天。我知道这消息后颇受震动(因为他才67岁，正当事业的顶峰)，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我问自己为什么，是因为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和“第三世界”失去了一位响亮的代言人?对我来说，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说实话，萨义德的一些政治观点我甚至不能接受。那么，又是什么使我怀念呢?
        于是我又翻开了他的《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版)。我再次感到了那些为我所深深认同的东西，那些曾在生命的暗夜一次次激励着我的思想和精神。在其序言中，我又看到了这样的曾被我画上标记的句子：“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讲真话的人。”在其第三讲“知识分子的流亡”中，我又看到了这样的让人难忘的描述：“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一位具有独特心灵禀赋的思想家的画像已跃然纸上。当然，这里的“流亡”既是“一种现实情境”，也是隐喻意义上的——它标示出的，乃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地理学。它和政治有关，但也可以无关，而这种“流亡”更为本质——萨义德通过它所要描绘的，正是那些真正独立、有思想的人的共同命运，或者说，一种富有勇气的自我限定。
        萨义德的“流亡”是有依据的：这位巴勒斯坦裔思想家原本生于耶路撒冷，中学毕业后到美国求学，196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客居他乡，在美国大学任教。这
        种“分裂的身世”和文化之间的冲撞使他终生不能安宁，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这是人与本土、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被迫产生的不可愈合的裂缝：其本质性的悲哀永远不能被克服”。
        然而区别在于，这种流亡不是被迫接受的；而是出自一种个人选择。这就是说，萨义德的流亡是一种内在的流亡。正是这种自我流亡，使他成为跨越边界，出入不同领域的思想旅人，无休止地追求知识、真理和自由。对他来说，正是这种“流亡”标志着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他最认同的是原德籍流亡思想家阿多诺的这样一句话：“对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更具意义的是，在一个知识阶层日益体制化、技术化的现代社会，萨义德着意把这种“自我流放”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来强调。而这意味的是永不屈从于强权、群体、等级和既定秩序，永远站在弱势者和沉默者一边，对一切形式的权力保持着警惕，意味的是把批评“提升为生命”，永远对一切形式的思想宰制提出质疑和挑战，因为正如他自己所说，“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图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股能量，顽强的力量……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
        我想，正是这种罕见的精神和品格使萨义德卓尔不群，富有想象力、独创性和挑战性，使他像唐吉诃德那样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挑战，并开创了“东方主义”的话语场域 (“帝国”对他来说，是最重大的宰制形式)，也正是这一切，使他在声援遭追杀的作家拉什迪的声明上出乎意料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的确，萨义德的观点我不一定全部接受，但我想说在他那里，不仅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强烈、深刻的内在冲突，也体现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好、最优秀的那些品质。
        这种品质，使我想起了米沃什的一句话：“把流亡作为一种命运接受下来，就像接受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自我欺骗。”
        这种品质，用福柯的一个短语来表述，那就是“不屈不挠的博学”。
        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1998年夏，在我做访问作家的斯图加特的一个著名古堡前的草地上举行了由奥迪公司赞助的露天音乐会，阔大的场面，上千身着晚礼服的中产阶级听众。音乐会的最后一场是斯图加特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而指挥却是特意从以色列请来的犹太人!当音乐达到高潮时，绚丽的礼花从舞台两侧飞向了夜空。人群沸腾，香槟也开得呼呼响。但不知为什么，那一夜却是我最痛苦的一夜。我自忖，我是一个中国人，不曾经历过奥斯维辛，是什么在我身上痛苦?
        慕尼黑，在历史上有过“德国的雅典”之称，但很不幸，它的名字也和纳粹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二三十年代，这里是希特勒“崛起”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成为纳粹党魁，并在市中心圣母广场上成立了第一支可怖的党卫队。而在离市区不远的达豪，便是德国本土最大的、第一个修建的集中营——美军当年攻打那里时，还以为那是一个军营，直到进去时，才发现堆成山的骨瘦如柴的犹太人的尸体!
        我去了这个地方，这是我在德国期间上的最重要一课。在这个恐怕连但丁也难以想像的黑色展览馆里(展览馆里全用黑色布置)，我震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看得两眼发黑，喉咙梆硬，甚至想哭……
        这一次，我又和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伤痕累累的文字守在一起。自从接触到凯尔泰斯的作品后，便有某种无法摆脱的东西笼罩住了我。犹如创伤复发，无法从疼痛中
        恢复过来一样，我沉溺于这样的文字之中。我震慑于它们那难以形容的力量。我知道在’接触它们的一刹那，它们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刻痕：
        “我在一个偌大的、破旧的舞台上——我们称之为地球，在变得灰蒙的光线里，只能看到几堆瓦砾、几段带刺的铁丝网、一个被折成两段的十字架和几个有其他象征意义的残骸。在这片灰蒙的天幕下，跪在尘埃之中的我，用那副被碾在灰烬里的面孔，在一个宽恕性的恐怖氛围中接受了奥斯维辛……”
        这不是控诉，这是灵魂的屈从，这是被历史的强暴“碾在灰烬里”时的最后一阵无声的挛痛，但却比任何控诉更震撼人心。这是命运最终的幻象和启示录。这是一个经历了灵魂的至深苦难而又具有超凡勇气的人才有可能写出的一切。这样的文字，像一道天启的眼光，洞穿了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和历史。
        是的，不仅是历史迷雾中的奥斯维辛，还有生活中的一切，生、爱、死，都被纳入了这种痛苦的视线之中：“我们的爱，就像一个满面笑容、张着胳膊奔跑的聋哑孩子，慢慢地，他的嘴角弯成了哭的模样，因为没有人能理解他，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奔跑的目标。”
        我就沉溺于这样的文字中，我甚至生怕把它们读完。为什么折磨着一个犹太裔作家的谜也在折磨着我们?为什么我竟会有这种在别人看来大惑不解的“情结”和癖好y我不再问了。不是我累了，而是我渐渐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在我自己的身上痛苦。
        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追问，这种具有不朽的灵魂质感的文字，照亮的正是我们自己长久以来所盲目忍受的一切。
        这才是真正诚实、真正有力量的文学。相反，那些洋洋自得的舞文弄墨都带有一种可耻的味道。
        阿尔卑斯山下的蓝色骑士
        时而蒙蒙细雨时而阳光进射的三月，我和朋友开车去看康定斯基和他的女友蒙特当年住过的房子。从慕尼黑出来，越过斯塔恩贝格湖，风景渐渐开阔起来，在丘陵起伏的远方，阿尔卑斯雪峰闪耀，而在雪线以下，山色是深蓝色的——连风景也愈来愈像康定斯基的画了!
        说话间，来到阿尔卑斯山下的古老小镇穆拉。远远看去，那座诞生了“蓝色骑士派”的房子，就处在蓝色山谷口的一道斜坡上。难怪康定斯基和蒙特会一眼看上这个地方!据说当年他们买这所房子时，附近连路也没有。来到房子里面，我看到一幅康定斯基手持铁锹，挽着裤腿在花园劳作的照片，那样子还真像一个农民，只不过嘴上多了一只大雪茄!再看他的《穆拉的花园》，气势饱满，色调丰富，在半抽象半具象之间，隐现出当年他们，亲手栽种的金色向日葵。使我更受到触动的是，这对情侣把这个家设计得像一个童话，处处倾注了他们的爱和化平凡为神奇的天赋，大小家具一经手都已成为艺术品，连木头椅子也被涂成深蓝色，好像刚从画中搬出来似的!而在通向三楼的旋梯挡板上，康氏还画了一队骑手，因为楼梯旋转向上，所以给人一种奇异的动感，我仿佛听到一支爱情之歌，又仿佛听到嚼嚼的马蹄声……而蒙特也身手不凡，这位康定斯基的学生、情人，在卧室的墙壁上画了一幅朦胧女体，她在叶片伸卷的龙舌兰中隐现，好似会径直走到地板上，但若受到惊动，又会回到墙壁深处……
        重要的是，“蒙特之家”不仅是两位艺术家生活的见证，也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的一个摇篮。康定斯基向表现主义艺术转变的最富有开创性的几年是在这里度过的，而另一位艺术天才马克(以画蓝色动物著称，他笔下的那些马、老虎和狐狸，仿佛来自大地，展示大地的神秘韵律而又融八大地)，也经常
        到这里来。正是在这里，他们创建了“蓝色骑士派”。也正是在这所偏远的房子里，蒙特秘密地保存了众多康氏和其他“蓝色骑士”的重要作品，使它们在纳粹时期幸免于难。
        的确，这是爱情和艺术的一个神话，只不过故事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夜间，作为一个俄裔艺术家，康定斯基成了“德国的敌人”，他被迫移居瑞士，后又辗转回到俄国。这之后，他和蒙特相约在斯德哥尔摩见面，但没想到的是，在痛苦的两年通信后，这却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因为在分开的时期，康定斯基有了俄国女人。可以想像蒙特所承受的打击，自此，她一直避开那房子，直到多年后才回到那里重新定居。1962年逝世前，她把所珍藏的康定斯基和其他“蓝色骑士”的作品还有她自己的作品都捐献了出来，使慕尼黑的林巴赫艺术馆一夜间声名鹊起，成为世界上收藏最为丰富的表现主义绘画专馆。
        这些不可重逢的人物，这些在历史上闪耀着他们的天才但也带着不可慰藉的伤痛离去的人物!我就这样在“蒙特之家”久久伫立。窗外，山峰积雪闪耀；室内，那些绘画和神奇的家具颤然欲语……真的，我从内心里听到了，时间在被取消，那些骑士们的马蹄声仍在震动着阿尔卑斯山下的大地!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