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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关于种族和女权运动的两本书《构建种族与民族》①和《运动成败原因》②讨论了社会运动的根源、发展及其结果，并探究了其成败的根本原因。安东尼•马克斯强调，国家结构（state structure）和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上层above”）决定剥夺（deprivation）程度、政治机会、资源动员和身份认同。而李•安•巴纳扎克则强调社会因素（“下层below”）在认识和认知政治机会和选择社会运动的策略方面的作用。两位作者都认为，政治机会总是在国家经历变革或危机时出现。马克斯强调纵向的等级制度（政党利益和白人共识）对政治机会的制约，而巴纳扎克则更多地强调横向联盟的建立（与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合作）和个人对政治机会的认识。在资源动员方面，两位作者都强调身份（类别）认同。马克斯关注的是，在塑造运动团体的凝聚力和吸引社会注意力的过程中，国家所起的决定作用。巴纳扎克则强调的是广泛的联系（组织、交流与合作）把个体意识变成集体行为的作用。在价值观和身份认定方面，马克斯认为反对团体的信仰是由国家政策“自动”造成的。巴纳扎克则认为，个体认识并不一定反映社会事实，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于政治机会和运动策略的认识，而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日后运动的成败。
       政治机会
       马克斯和巴纳扎克都相信不同的政治体制会对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产生不同的影响。总体而言，与独裁体制或者共识型体制相比，多元体制能够为社会上被排斥的群体提供更多参与政治的途径。这也许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更为成功的原因之一。然而正如马克斯所言，简单的制度决定主义（institutional determinism）忽视了一个事实：强势群体总是利用国家机器，通过逃避和掩饰的手段来巩固阶级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民主制度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其内部冲突中，种族平等总是让位于白人内部的联合抵制。尽管巴西拥有官方的“种族民主”，种族不平等仍然大量存在。巴纳扎克认为，美国和瑞士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政体，但政治制度并不能解释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远早于瑞士（约一个世纪）取得成功的原因，这就需要我们对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两位作者都强调，政体在社会过渡过程中的改革和社会危机中的政治缺口为社会运动提供了机遇。美国、南非和巴西都处在原有的白人与黑人间社会秩序和关系需重新调整的重要关口。当白人联合时，当局就会利用温和的改革来解决种族问题。“当白人的联合得到巩固时，政府主导的改革就会换来相对温和的黑人运动，其目的在于实现团结。改革遭遇挫折或失败时，就会引起激进的反应，其目的在于分裂。”③特德•格尔（Ted Gurr）的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认为，当上层的政治豁缺提高了人们的价值预期并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时，社会运动最容易发生。南非的非洲民族会议（ANC）青年联盟和联合民主阵线，美国的民权运动、巴西的弗朗特•尼格拉（Frente Negra）运动都发生在社会过渡改革时期。美国历史上妇女选举权运动就发生由于民权主张汹涌而打开政治豁缺的时期。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与其他社会运动进行了合作并且结成了联盟，诸如废奴运动（abolitionist）、禁酒运动（temperance）、进步运动（progressive）和自由选择（prochoice）运动。
       此外，巴纳扎克注意到，“运动本身为自己创造了机会”。利益连盟和其他社会运动也提供了进入政治体制的多条途径，为妇女选举权运动提供了无数的潜在盟友。至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动员进行讨论。
       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表现为两个重要特征：身份认同和网络联系。两书都涵盖了这两个重要方面，但是两位作者关注的焦点不同。马克斯关注国家政策影响下的身份认同，而巴纳扎克则认为网络组织是导致妇女选举权运动在美国获得成功（美国怀俄明州于1869年第一个取得妇女选举权）而在瑞士（１９９０年最后一个郡才取得妇女选举权）却遭遇失败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斯讨论了民族构建和种族形成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政策直接决定了黑人运动的身份认同和动员水平。“官方的种族排斥政策界定了哪些是低下的种族身份，这奠定了意在改变国家政策的集体行动的基础。这种身份认同是资源配置和促成社会运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优势种族统治……使身份认同和抗议强化并合法化……种族优势水平与身份强化及抗议反应水平的关联证明了这个论点。”④根据马克斯的观点，国家是社会动员的直接源头。国家政策会对身份认同及其强化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白人与黑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划分，和社会动员水平及黑人对抗国家所采取的策略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马克斯认为社会动员是“被动地”或自动地由国家政策推动的。与此不同的是，巴纳扎克认为社会参与者（女性）在达到其目的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妇女为资源动员而广泛联系所采取的策略和技术决定了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成功。她指出，虽然瑞士妇女有教育或身份认同的过程，但是她们从未获得全国性的群体意识和严密的组织网络，也从未实现与强大利益集团及其他运动参与者之间的联合。有五个原因可以解释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成功：强大的全国性组织，在利益集团、精英集团与主要政党中的强力游说，频繁的个人联系，媒体报道，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联合。然而，瑞士的妇女由于语言、宗教、政治和地区的差异未形成集体性的意识和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运动的命运。
       从1865年开始，美国妇女权利的活动者就致力于与废奴运动的合作。她们加入了美国平等权利协会（American Equal Rights AssociationAERA）。由于该组织内部对是否将妇女权利问题纳入议程上仍然存在分歧，特别是该组织拒绝支持联邦妇女选举权修正案，1869年女权活动者自己成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组织，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NWSA）和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the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AWSA），这标志着美国妇女成立正式的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是，两个组织在废奴和现有的制度问题上存在分歧。前者主张退出废奴运动，而后者主张继续支持废奴运动。后者支持传统的婚姻、家庭和教会制度，而前者更加革命，攻击教会为性别歧视的根源。随后，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积极支持妇女选举权，该组织投入的资金和人力远远大于正式的女权组织。到了1890年，两个女权组织合并成立了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 （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NAWSA），这个时期女权运动又得到了农民协进会（the Grange）、平民主义者的人民党（the Populist Peoples Party）和进步党（the Progressive Party）的支持。1910年，安娜•霍华德•肖（Anna Howard Shaw）成为该协会主席，这标志着第二代女权运动者的成功领导的开始。这个时期，女权主义者采取了许多更为激进的做法。在1913年威尔逊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她们在华盛顿成功地组织了示威游行，成为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1914年，她们又模仿英国的妇女党成立了独立的妇女选举权组织。她们在竞选中反对执政的民主党，指责该党拖延了妇女选举权。她们的其他激进行为还包括指责白宫、焚烧威尔逊演说稿、绝食等对抗政府的行为。同时，她们也注重培养或遴选职业的组织者和游说人，还注重在各州与联邦政府同时施加压力以获得选举权。她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920年8月美国所有的州都通过了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⑤
       
       身份认同
       马克斯将种族歧视看作是服务于强势的白人群体利益的社会产物。他关注的是，在塑造黑人群体意识和影响黑人在反对国家时所采取的策略的认识方面，国家所起的作用。他同意尼尔逊•曼德拉的话：“自由战士艰难地认识到，斗争性质是压迫者制造的，而受压迫者除了采用压迫者所采用的方法外，别无选择”。⑥马克斯把黑人集体意识看作是对国家行为的自然反映，但在解释黑人自己怎样构建其集体意识方面仍显不足。强势种族统治的“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是怎样在整个社会中被解构的？马克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从国家压迫跳到黑人反对国家的策略，却没有详细解释个体意识转化为集体意识的过程。为什么有些黑人选择和平地远离白人剥削，或者选择暴力的反抗？这不仅仅是由国家压迫的程度决定的。黑人不仅要应对国家压迫，也要在投身社会运动之前思量成本和收益。
       在这个方面，巴纳扎克与马克斯不同，她认为认知的镜片并不总是反映现实。“选举权运动看待社会和政治体制的镜片歪曲了他们的认识，甚至过滤掉了一些信息。因此，尽管瑞士的选举权运动在其认识的基础上作出了理性的决定，却没有认识到所有可以选择的策略。”⑦对妇女选举权的共同信仰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采取同样的有效策略去达致其目标。瑞士女性对地方自治的信仰和她们对其传统角色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选举权运动策略的狭窄范围——教育和身份认同，没有广泛联系。她们不愿支持其他领域的社会运动，也没有意识到和社会党合作的副作用。瑞士的运动分子还相信影响政策最重要的是大众而不是政治精英。然而，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成功学习到了其他社会运动的经验和策略。价值观交换及其相互作用的持续存在，形成了相对应的价值观，在对妇女选举权的价值观和对有效策略的认识方面，形成了集体的连贯的意识。总而言之，“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能够认识到广泛的政治机会，选择成功的策略；而瑞士的选举权运动既没有发展出强大的群体价值观和认识，也没有和其他政治参与者联合，而这些参与者很可能会形成不同于现状的联合视角的形成”⑧。
       结论
       马克斯认为，通过“加强或减轻剥夺程度，减少或增加资源供给，利用相关种族政策创造机会”⑨，国家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巴纳扎克强调社会参与者在认识政治机会和采取相关政策以进行资源动员中的作用。因此，在马克斯看来，运动的成败由国家建构和种族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而在巴纳扎克看来，这是由对动员策略的认识决定的。两书也存在如下理论弱点。
       1.对于国家间联系，两位作者都未给予足够关注。国家间联系是指一个国家的运动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类似运动对于策略的认识。马克斯认识到运动在信息上相互影响。“巴西迫切地想要避免像在美国内战中撕裂国家的那种冲突；南非意识到美国的杰姆•克劳法（Jim Crow）；美国则希望避免像南非在20世纪中叶以后卷入的那样的冲突。”⑩但是他没有详细讨论必然的联系，而是陷入到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马克斯没有提及国家间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凯克（Keck）和辛金克（Sikkink）撰写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这种基于信息交流的国家间的影响。
       2.两位作者都忽视了领导者在社会动员中的重要性。关于领导者的作用，我们应该从积极的角度看一看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理论。一个运动要成功，其组织机构就必须在全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便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从而战胜阻挠，尤其是在运动相对弱小的最初阶段。另一方面，这样的组织机构必须能够足够灵活地根据变化的政治形势调整运动的目标，以求得幸存和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严峻的具体政治形势下，运动的组织机构必须对其全国性的目标作出妥协，以便赢得持中间立场的民众和地方的支持。因此，一个同时拥有权力和组织灵活性的领导，对于运动的成功相当重要。巴纳扎克提到了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主席安娜•霍华德•肖在推进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中的作用。我认为，对领导进行更多的分析，尤其是马丁 •路德•金在美国民权运动中的作用，将有助于解释运动的形成和发展。
       3.政治经济学也对社会运动有所解释。然而，马克斯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不能推进种族运动的发展。毋庸置疑，经济进步可以通过雇用廉价黑人劳动力巩固白人的统治地位。但是马克斯忽视了，通过在工业化过程中紧密地联系和交流，黑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分享信息和强化身份认同。此外，两位作者忽视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热门话题。
       4.关于文化价值观和认识的论述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缺陷。一方面，巴纳扎克认为，文化价值观决定不了运动的命运，原因是运动本身挑战原有的信仰，改变人们的认识。这个结论是从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中得出的。但是与瑞士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另外一个答案。瑞士女性原有的价值观（地方自治和对女性传统角色的宗教认识）决定了她们对策略的选择，进而决定了运动的失败。因此，原书作者在文化决定主义和运动动因理论之间是矛盾的。为什么美国女性能够在运动中改变她们的认识而瑞士女性却不能？这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解释为，美国女性拥有更强的个人联合而瑞士女性拥有的是以共识为基础的群体联合；那么这种文化本质主义就和运动的基本功能——改变人们对于某个社会群体固有的偏见并为这个群体创造社会平等——相矛盾了。
       总之，对社会运动的系统研究，必须综合比较政治学中的各种理论。只局限于马克斯和巴纳扎克是不够的。成功的社会运动像一把火，必须要有干柴、空气和火种才能燃烧。社会运动必须具备政治机会、社会动员和身份认同这三个必要条件，才能成功。
       注释
       ①③④⑥⑨⑩ Anthony W.Marx，Making Race and Nation：A Comparison of South Africa，the United States，and Brazi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65，p.264，p.21，p.266，p.xiv.
       ②⑤⑦⑧ Lee Ann Banaszak，Why Movements Succeed or Fail：Opportunity，Culture，and the Struggle for Woman Suffra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5—12，p.32，p.36.
       ［段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责任编辑 素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