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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勒兹和加塔利称自己为“政治”思想家。在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中，政治确实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政治内在于生活，“政治先于存在”。①与尼采一样，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生命是没有本质的、永恒不变的形式，一个不断变化、不断生成的永恒过程，因此，政治作为一门关于生活的“构型的艺术，它肯定生命的变化和创造”。②这是一种“生成”的政治，反对分隔化、条纹化和同一性，强调差异和变化。这样的观点当然会引起不同的看法。阿兰•巴迪乌认为这是把政治普世化，把资本的政治与创造的政治对立起来。③实际上，正如尼古拉斯•索伯恩所指出的，德勒兹恰恰是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一种适于资本创造的政治。因此，对德勒兹而言，政治并不是人类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不是要提出什么政治纲领，实现什么政治目标，或寻找什么政治的解决办法，也不是一个普世化的创造过程，而是通过与世界中的各种力量，尤其是与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交锋而创造生活的过程。这在德勒兹提出的“小民族政治”中可见一斑。
       德勒兹本人并没有使用“小民族政治”这一概念，这是尼古拉斯•索伯恩从德勒兹、加塔利使用的“小民族的”、“小的”和“小民族文学”这些概念中提炼出来的，可以准确地表达小民族文学所实践的那种“积极的微观政治”。这里的“小”是与“大”相对的，德勒兹在《千面高原》中阐述“小民族语言”和“大民族语言”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探讨。他认为二者并不是指两种不同的语言，而是对语言的两种不同使用或语言的两种功能。④“大民族语言”是对语言的标准使用，遵循固定的语法，使用固定的句法和词汇，遵循词语的主导意义，使主体拥有固定不变的身份（男/女，父/子，在场/缺场，等），以便维持社会秩序。如拉康的“象征界”，或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象征”的意指过程一样，这种语言是要形成和维持克分子⑤ 身份。而“小民族语言”则是对“大民族语言”的解域，是对标准语言的“小民族”使用，是“大民族语言”的“小”化。⑥ 它故意使语言贫乏，颠覆词语的单一意义，打乱既定的句法，创造新的词形，其目的就是要解域克分子身份和既定的社会秩序。因此，这里的“大”是主导，是规范，是标准，是常量，是权力的施行，而“小”则是对“大”的解域、颠覆，是对标准的违反，是变量、变化、生成和创造。⑦
       同样，在生活中，“大”和“小”指两种对待生活的方式和过程，它们对应于两种不同的政治，“大民族政治”和“小民族政治”。“大民族”过程是要形成和捍卫作为规范、作为判断基础的常量和标准，因此“大民族”政治是以同一性为前提的；⑧ 而“小民族”过程则是对克分子标准和规范的偏离，对生活的解域；“小民族政治”不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民族的表现，而是建立在由于拒绝或没有一种连贯的同一性（coherent identity）而“正在消失的民族”之上的，它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可能的民族，因此注重的是根据克分子的分层和具体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进行实验、创新和创造，以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与当代民主政治不同，这种政治并没有自足的政治空间，而是发生在“受限制的空间”，是与克分子制度不断交锋的过程，与克分子身份相对的差异过程。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小民族政治”就是要增强“小民族”的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小民族政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在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制定具体的策略、方法和实践。不过，小民族政治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首先，它是一种反对身份的政治；其次，它强调对社会关系的解域；最后，它是一种集约的交锋模式。⑨
       在《卡夫卡：走向小民族文学》中，德勒兹总结了小民族文学的三个特征，具体地例示了小民族政治在文学领域的实践。
       “小民族文学”是指“语言的一种特殊用法，通过强化语言内部的固有特征而解域语言的一种方式。”⑩在德勒兹、加塔利看来，它不再指一种文学形式，而成了“所有文学的革命力量”。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语言的解域化”。如上所述，小民族文学使用的“小民族语言”是对“大民族语言”的解域和颠覆。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使用的正是被解域化了的布拉格德语，并把这种语言的解域化推向了极致，“把一种纯粹强化的语言运用与所有象征的、甚或意义的或简单的意指用法对立起来”。 他还“故意扼杀所有隐喻，所有象征，也同样扼杀所有指称”。
       德勒兹、加塔利从语用学的角度理解语言，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不是交流信息，而是强加权力关系”。而“小民族语言”就是要解构这种作为语言常量的权力关系，创造出新的语言建构，从而创造出新的身份，这恰恰是一种小民族政治的实践。在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政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埃莱娜•西苏认为，我们使用的语言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这是一种“男性”象征性语言，是用来压迫和控制女性的。她提出的“女性书写”正是为了颠覆这种语言，消除所有的禁制，破坏和颠覆这种语言的固有意义、逻辑和封闭性，让词语的意义快乐地自由嬉戏，这样便可以为女性创造新的身份，从而促使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露西•伊利格瑞认为，“女性书写”要避免男性控制，要抵抗、废除语言中所有根深蒂固的形式、形象、观念和概念，这正是对父权语言进行的解域和颠覆。克里斯蒂娃区分了意指过程的两大要素：“象征”和“符号”。前者是父亲控制的，有句法规则的、逻辑的、理性的语言，即“大民族语言”，而后者则是副语言的（paralinguistic）、前俄狄浦斯的、非系统化的、无组织的意指过程，它是“异质的”，“非理性的”，即“小民族语言”。“符号”对“象征”进行解域，可以引爆“一场象征和主体的动乱”，打破权力主义的“主体”，摆脱作为“父系法则”的产物的标准话语的压迫秩序和理性，进而摆脱被这种标准话语所规定的否定的、边缘的地位，促进新身份的生成。克里斯蒂娃认为先锋派诗人马拉美、波德莱尔、奈瓦尔和洛特雷阿蒙的诗歌都将“符号”与“象征”混融，打破并重新划定了语言的边界，对“象征”进行了解域。她还认为这种诗性语言的革命最终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革。由此可见，对小民族政治的这种实践不仅在小民族文学中有所体现，而且在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中，在先锋文学中，在后殖民作家和流散作家创造的文学中都有所体现。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白话文运动也是对当时的古文开展的解域运动，鲁迅提倡的“硬译”策略就是为了将外语中大量异质成分和表现方式引入传统汉语之中，在解域的同时，丰富、拓宽、深化传统汉语。实际上，这也是小民族政治在中国文学领域的实践。
       “小民族文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个体与政治直接相关。在小民族文学中，一切都是政治的，在伟大的文学传统中，“只不过是少数人感兴趣的转瞬即逝的事件，在这里则成了每一个人所关注的生死问题”。小民族政治关注的不再是宏大主题，而是个体关心的小事，但这些个体关怀都是与社会力量直接融合在一起的。小民族政治是在“受限制的空间”中，在“少数族”所处的“不可能”的环境中运作的，之所以“受限制”，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决定性关系。福柯认为，个体存在于起规训作用的各种权力关系之中；阿尔都塞则认为通过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询唤为主体，个体接受了他的从属地位。同样，小民族政治特别关注的也是个体生活陷入的各种复杂的现代社会秩序；而“少数族”要摆脱各种限制，达到行动和表达自由，就必须与决定其行动和表达的社会关系不断交锋，致力于在社会制度内部寻找逃亡路线，与普遍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在不可能之间绘出一条道路来”。卡夫卡的“双重流动”（double flux）就体现了小民族政治的这一特点：“他是一个政治作家，是未来世界的预言家，因为他有两极，他知道怎样把这两极在一个崭新的组装中统一起来：卡夫卡决不是一个避居斗室的作家；他的房间为他提供了一种双重流动，一是前程似锦的官员，投入到正在形成之中的真正的组装之中，一是……投入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运动之中。”
       
       当代的一些女性主义者从事“家务劳动工资”运动，所实践的其实也是这种小民族政治。这并不是简单的争取工资的运动，不是像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所理解的将一切活动都转变为市场关系，而是关注妇女在社会中所处的受限制的具体状况：妇女在家中不是为个别的男人从事家务劳动，而是为资本劳动，因为她参与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的过程，但妇女却是没有工资的，因此她们不仅跟工人一样受资本剥削，而且受剥削更重，也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纠缠在一起。“家务劳动工资”是反对家务劳动的工资，也就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的工资。因此，妇女的这种“个人关怀”就与其他无工资收入者的“关怀”联系到了一起，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成了工人阶级展开的广泛的“拒绝工作”运动的一部分。
       “小民族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表述的集体组装”。这涉及到小民族作者这一特殊形式。小民族作者既不是要表现已经完全存在的民族，也不是个别的“大师”，而是要创造出一个新的民族，表现一个潜在的、正在形成的民族，因此“每一个作者个别讲的话已经构成了一个共同行为，他或她所说或所做必然是政治的”，他/她肩负起了“集体表述”的功能，这种“集体表述”是在一种文化所处的“受限制的状况”中产生的。这种小民族作者所处的位置是非常特殊的，他/她可以处于边缘位置，或者脱离那个多少有些无知的群体，但这更“使他／她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使他／她可以施展潜在的力量，而恰恰就在这种孤独中，成为真正的集体代理人、集体的发酵剂、催化剂”。这种“孤独”正是从他／她要创造、要表现的那个可能的新世界和新民族的角度来看待的。小民族作者处于群体和外界之间的边缘位置：他/她属于这个群体，同时又要表现一种不受固定身份约束、相对而言摆脱了传统影响的不同意识、构成和感性；他/她既被这个有限群体的关怀所驱动，又被迫面对贯穿其中的各种关系以及将他/她带向别处的异常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小民族作者实践的也是小民族政治：他/她被迫与“受限制的空间”不断交锋，从而创造出新的民族，创造出生活中新的可能性。
       马克思被尊为“现代社会主义之父”，一般被看作是克分子作者。德勒兹自己至少有一次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具有压制性的克分子思想。但是，如果仔细看看他自己的实践，我们就会发现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小民族作者。马克思恰恰处于工人阶级的边缘位置：他是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他经常停止《资本论》的写作，受工人阶级的具体斗争的驱使，积极参与其中，展开激烈辩论；但这个工人阶级又不是已经完全存在的，它总是在拒绝资本强加于它的身份，总是处于形成之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批判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不断交锋，为这个尚未完全到来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创造条件，让其在与资本的“逃亡路线”的交锋中不断克服自身，不断生成。因此，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具有克分子身份的阶级主体，而是“无法命名的”，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不确定的，是一种构成模式，试图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技术、自然关系和限制性身份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绝对的生成运动”。因此，工人阶级在《资本论》中的“缺场”，并不像利奥塔所说的那样是由于马克思的“内疚”造成的，而恰恰表明马克思实践的是一种小民族政治。同样，由于西方霸权文化在后殖民地国家的渗透，那里的人民也在渐渐丧失其身份，因此后殖民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也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民族”，而他们的语言、思想、知识由于具有混杂性，因此处于本民族的边缘位置，成了本民族人民眼中的“他者”，而他们的任务同样是要创造、发明、表现一个新的民族，因此他们跟马克思一样，也是小民族作者。
       德勒兹认为小民族政治会引起某种奇怪的欢愉和幽默。正如他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看到的：“一切都引人大笑，从《审判》开始。一切都是政治的，从写给菲莉斯的信开始。”他认为天才的标准是“贯穿其中的政治及其表现出的欢愉”。他认为尼采、卡夫卡、贝克特等作家都是这样的天才。同样，他在福柯的生活和著作中看到了某种“令人震惊的”幽默，比如他认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奇异的惩罚是“极为可笑的”。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幽默：“马克思的黑色幽默，……是他对这样的［疯狂的资本主义］机器的迷恋。”不过，这种大笑和幽默是由一种“无法容忍”的感觉引起的，就像福柯无法容忍现代社会中的种种规训手段，卡夫卡无法容忍自己的生存困境，尼采无法容忍基督教抑制生命的种种道德，贝克特无法容忍现代社会的荒诞生活，等等。这种巨大的欢愉“不是仇恨引起的矛盾的欢愉，而是想要摧毁破坏生活的一切所引起的欢愉”。这种欢愉是与小民族政治密不可分的，因为它针对的正是受限制的空间，是一切束缚和限制生活的社会力量和克分子制度，目的是通过不断的解域运动，为生活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此，这不仅是“破坏”的欢愉，也是“创造”的欢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笔下不断克服自我、超越自我、把自己当作艺术品来创造的“超人”是快乐的；同样，福柯在《性史》二、三卷中提倡的根据审美标准来创造自我的主体也是快乐的。■
       注释
       ①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trans.Brian Massumi，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p.203.
       ② Nicholas Thoburn，Deleuze，Marx an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2003，p.5.
       ③ Alain Badiou，Paper presented in the‘Politics/Ethnicssession at Immanent Choreographies：Deleuze and NeoAesthetics，Tate Modern，London，21 September 2001，available at http：//www.tate.org.uk./modern/programmes/webcasting/deleuze.htm.
       ④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p.104.
       ⑤ 克分子指实体，指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或由男人和女人等个别实体组成的公民世界，而与其相对的“分子”则指很难被感知的微观实体和微观政治。
       ⑥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A Thousand Plateaus，p.104.
       ⑦ 陈永国：《界限与越界：小民族文学的解域化》，《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6页。
       ⑧ Nicholas Thoburn，Deleuze，Marx and Politics，p.6—7.
       ⑨ Ibid，p.49.
       ⑩ Ronald Bogue，Deleuze on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p.91.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trans.D.Pola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p.19.
       
       Ibid.，p.18.
        陈永国编：《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同上，第120页。
        陈永国：《界限与越界：小民族文学的解域化》，第5页。
        Raman Selden，Peter Widdowson，Peter Brooker，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45.
        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维茨：《符号与象征的辩证空间》，金惠敏译，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displaynews. asp? id=2889。
        卡夫卡：《日记》，1911年12月25日，第194页。
        Gilles Deleuze，Negotiations：1972—1990，trans.M.Joughin，New York：Columbia，1995，p.133.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p.41.
        Andre Gorz，Farewa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trans.M.Sonenscher，London：Pluto，1982，p.40.
        Silvia Frederici，“Wages against housework”，in Ellen Malos（ed.），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London：Allison and Busby，1982.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p.18.
        陈永国编：《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第113页。
        转引自Gregg Lambert，The NonPhilosophy of Gilles Deleuze，New York：Continuum，2002，p.140.
        Nicholas Thoburn，Deleuze，Marx and Politics，p.31.
        Gilles Deleuze and Claire Parnet，Dialogues，trans.H.Tomlinson and B.Habberjam，London：Athlone，1987，p.14.
       JeanFranois Lyortard，Libidinal Economy，trans.I.Hamilton Grant，London：Athlone，1993.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p.40.
        Ibid.，p.96.
        Gilles Deleuze，Negotiations：1972—1990，trans.M.Joughin，New York：Columbia，1995，p.107.
        Gilles Deleuze and Flix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volume I，trans.Robert Hurley，Mark Seem，and Helen R.Lane，London：Athlone，1983，p.373.
        Gilles Deleuze，Foucault，trans.S.Han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8，p.23.
       ［尹 晶：清华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 希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