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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切斯瓦夫•塔比勒维奇所编的《当代中国的关键问题》（Critica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edited by Czeslaw Tubilewicz.，Abingdon，Oxon：Routledge，2006.）一书的前言部分。作者分析了当代中国出现不安定的原因，指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着重注意的方面，也特别提到了中国的统一可能遇到的问题。最后，该文认为中国的发展虽然会遇到各种障碍，但中国政府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良好能力。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当代中国不安定的原因
       （一）政治体制的不足
       1989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没有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或者削弱共产党合法性的情况下，成功地使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然而，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在江泽民时代并没有消失。尽管他成功地提高了国家机构的效率，并且在经济上给自由市场以更大的空间，但党仍然没有摆脱对于国家事务的过多干涉，因此阻碍了国家公共机构的行政能力的发展。
       江泽民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党内的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数目在增加。受三个代表理论的启发，共产党也开始欢迎私营企业家加入。以后就要看胡锦涛怎样设法克服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困境和中国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经济不平衡
       尽管造成当代中国社会某些不安定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日益增加的政治不公正感、解决冲突的制度化机制的缺失），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衡——城市之间、农村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是中国公民的不满日益增长的主要原因。富人和穷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是由市场改革引起的，已经把中国从一个在毛泽东时代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变为了现在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中国社会的经济不平衡（通过基尼系数来测量）已经超出了“警戒线”，并且还在不断增加。
       城市中，经济改革导致许多国有企业关闭、改组或私有化，结果增加了城市失业率。国家仅提供给失业工人极少的福利保障。在农村，地方官员强迫农民上缴各种繁重的税费，目的是为地方性的、超出预算的非农业发展项目提供财政支持，或者干脆将其用于增加地方干部的收入。由于农田被迅速地转换为发展用地，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结果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但政府只提供给他们较低水平的社会福利。对于城镇或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由于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例如卫生保健和教育）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孩子很可能难以逃脱同父母一样的贫穷命运。
       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已经出现根本性下降。日益增加的地方分权应对中央政府日益减少的财政收入负责，因为地方分权之下的各省保留了大量税收。面对预算限制，中国政府不乐意（也不能）从富裕（即沿海）省份抽调大量盈余去资助较贫穷地区的发展。
       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原因，那些平均收入明显比别的地区低的人，或者那些收入增长明显比别的地区慢的人，可能会发泄不满，也可能将其所处的困境归咎于地方或中央政府。中央应当关注这些地区不平衡日益增长的不良倾向，并重新考虑它的倾斜的地区政策（指中国政府鼓励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梯度理论”。——译者注），重建它的财政提取能力，全面改革这个国家的财政系统来实现跨地区之间的平衡，从而解决这一问题。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安定
       地区不平衡发展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不安定。2000年，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1/3以上的省份（云南、贵州和青海），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欠发展，而且与中国别的部分相比，其处于绝对贫困的人口更多。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收入差距，加之宗教、文化以及其他因素，都增加了爆发民族冲突的可能性，这会破坏中国的稳定。
       中央政府在努力减少日益增长的地区不平衡——西部大开发是其主要表现，这是值得称赞的。并且中央政府在减少绝对贫困和性别不平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政府还决定在全国取消农业税，以减少城乡差距，消除导致农民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这些举动我们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胡锦涛执政时首要考虑的是保持稳定和与不平等作斗争，他明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保持依赖于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社会稳定。他将这一希望寄托在持续的经济发展上——这已经使许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人们希望经济增长的好处能够逐渐被所有的社会阶层所分享，包括那些最初被排除在经济改革进程之外的人。
       二、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北京致力于保持经济发展。然而，在过去10年里，共产党也意识到，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考虑经济重组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那么，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自1994年中国政府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来，北京官方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的发展。
       毫无疑问，根据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发展被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但《21世纪议程》也强调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尤其注意到控制人口增长、消除贫困、促进教育、增加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衣食、住宿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和环境的可持续性。《21世纪议程》也没有忽视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它的主要目标包括增加农业产量，提高粮食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
       《中国21世纪议程》公布10年后，北京又发表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纲要》称赞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纲要》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持续存在的问题：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的不足；失业日益增加；地区不平衡日益严重；环境恶化和生态恶化继续存在。
       （一）环境的可持续性
       长期来看，不把自然能力考虑在内的发展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中国环境最大的破坏发生在1949以后，中国政府领导中国走上了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道路，并鼓励不惜一切代价来征服自然和发展经济。因此，中国开始面临资源退化问题，同时也开始面临普遍和复杂的污染问题——该问题是由快速发展的工业造成的。中国的环境问题很严重，政府得赶紧行动起来调节和处理这些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当被进一步扩大，让它们去监督那些不惜任何环境代价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政府机关和企业。应当加强环保教育以提高环保意识，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应把环境恶化计算在内。
       （二）人口增长和食品安全
       自然资源的退化和人口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人口增长增加了对自然资源和其他环境设施的需求，可能使消耗掉的资源超出环境的临界承受能力。人口过多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如何保持耕地的土质以及粮食安全。人均耕地面积在急剧减少，农田的土质在不断下降，人均可饮用水的数量也在下降。这些对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会有极大影响，过度的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严重的沙漠化会进一步恶化已被破坏的生态系统。
       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者认为，不控制人口增长不仅会对中国的生态系统和社会保障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后果，还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在1979年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尽管这个政策遇到了阻力，但中国政府终于成功地降低了出生率。“独生子女”政策的成功暂时解决了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问题，但同时引发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估计到2020年这个问题会变得尖锐，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负面影响。
       
       人口过多还产生了对食品匮乏的恐惧。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最为瞩目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地消解了人口增长和食品供应之间的紧张。
       邓小平的农业改革不但增加了人均谷物产量（是靠提高单产而不是靠增加谷物种植面积），而且改善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果，终年的饥饿威胁、营养不良和饥饿致死的现象从中国消失了。然而，中国农业也开始面临严重问题，如水资源短缺，耕地面积缩减，农村收入增长缓慢，粮食产量减少。而且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农业也必须向国际市场开放竞争，其后果有待进一步观察。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的人口增长和食品安全之间的微妙平衡可能会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发展。
       三、中国的领土统一
       （一）重新统一台湾
       随着1997年香港和1999年澳门主权的先后回归，台湾问题在中国的领土统一日程上变成了最为紧迫的议题。
       在收复台湾问题上，中国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优先考虑军事手段，7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变为和平攻势。中国大陆要完成国家的重新统一会面临诸多困难。首先，随着民主化的发展，台湾公众对于台湾的政治前途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并且台湾人的岛内身份认同感有了加强。其次，北京需要给台湾一个有吸引力的重新统一方案。
       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仅仅在于结束内战和完成国家重新统一。因为中国共产党声称自己是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惟一合法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党的合法性依赖于它有能力在较短时间内——而不是在某个不确定的将来——完成对台湾的重新统一。因此，如果北京能够发现一个可以运用于台湾问题的和平方案，必会加强它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之中的合法性，从而加强它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二）当代中国的离心力量
       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地方的离心力量都没有消失。中国分裂的观点根源于两个相互联系的现象：一是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地方主义的兴起，这是因为经济改革要想取得胜利就需要地方分权，而那些获得权力的地方政府就开始在财政上和别的方面警惕地捍卫自己的自主权，从而危害了中央权威；二是地域性共同身份认同的极大加深。但是，学术界关于中国会分裂的预言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顶住了几个前共产主义政权的分裂、亚洲金融风暴等的考验，其领土并没有分裂，相反，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主权使得中国的领土扩大了。
       （三）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活动
       主要由非汉族人居住的地区的领土分裂活动尤其引人关注。民族认同和经济不平衡乃至宗教自由和汉族移民等因素与这些分裂活动有关。20世纪90年代早期独立的中亚各共和国，进一步鼓动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分裂活动。尽管社会和经济的不平衡不会导致中国沿民族界线产生分裂，但这些分裂活动对中国领土完整所带来的挑战可能会继续下去。北京在民族问题上应该规划出一个灵敏和现实的政策，以便使中国避免重蹈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覆辙。
       （四）地区分裂的危险
       地区不平衡对中国的领土统一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因为较发达地区可能把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看作是对它们资源的不公平转移，从而会被如下这种思想所吸引：如果从中央政府中分离出来，它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历都表明，在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保持领土完整是困难的。北京应当把目标锁定在通过再分配政策，从富裕地区抽调大量盈余去援助贫穷地区，从而实现更为平衡的地区发展。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消除经济不平衡，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是同时也可能加速中国的地区分裂。因此，中国政府需要谨慎行事。
       四、充斥着挑战的发展
       如果中国经济在其快速发展中没有遇到重大障碍，其GDP大概在2014到2050年之间就能够赶上美国。然而，我们认为中国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国内稳定。经济改革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成本，此时，中国社会乐意用改善生活质量的预期来承担这一成本。然而，增长的财富没有被均衡分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城乡社会内部的不平衡日益增加。当前中国政府更强调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但是，相关政策的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社会不稳定的后果应当被放置在更大的背景之下来考察：它会使对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质疑日益增多。共产党领导层的希望是不断保持经济增长，希望经济增长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产党正在把信誉建立在它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惟一合法力量的基础上，也正在阻止中国因为民族问题或者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而分裂。
       尽管当代中国面临着许多严重挑战，但本文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其领导地位，也并不认为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中国会很快垮台，或者会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由于它的构成特点，中国共产党在适应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方面显示出了相当大的能力。1950年，它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大陆，之后又采取了大胆的政策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以及实现社会和经济平等。在意识到计划经济的不足后，中国共产党又在没有危及自己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开始了广泛的、相当有效的经济改革和深刻的社会改革。北京在过去20年里获得成功的国内策略，它对于前文所讨论的问题的敏锐意识，它想追求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决心，预示着它具有解决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的关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良好能力。■
       ［张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