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07年1月28日美国网站www.vezeruela nalysis.org刊登了苏迦萨•费尔南德斯题为《城市贫民区贫民的代表——乌戈•查韦斯》的文章，认为查韦斯过去屡次获得胜利的原因是委内瑞拉贫民区的基层社会运动和社会组织在动员人民支持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对拉美问题专家、民主化专家、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而言，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推行的激进路线已经成为他们激烈争论的话题。一些人认为查韦斯漠视法治和破坏政党体系，并为此而感到痛惜。他们把查韦斯与那些绕过传统体制而与群众建立直接联系的其他新民粹主义领导人相提并论。另一些人则为查韦斯进行辩护，因为查韦斯更关注历史性贫困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题，而不是维护传统体制的秩序。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因此产生的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导致委内瑞拉贫困现象显著增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从1984年的36%上升到1995年的66%。由于有这样巨大的贫富悬殊，像查韦斯那样采取增加社会支出和重新分配财富的激进方法就显得合乎情理。
       然而查韦斯的支持者，和他的贬低者一样，看起来都认为高度代理权在查韦斯本人手里，他是制定政策、设计方案以及将松散的民众凝聚的唯一者。双方都不谈及民众社会组织在委内瑞拉革命议程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我个人对查韦斯的维护不仅是因为我支持他的亲贫民政策和规划，而且我相信他代表了为着民众觉悟而斗争并由民众觉悟控制的领域。
       2004到2007年，我在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期间，在加拉加斯的一个贫民区居住了9个月。我目睹了草根阶层社会运动的兴起，从社区广播到非裔委内瑞拉人组织的地方宗教节日、健康委员会。当评论家们将这些完全不同的团体混在一起，并称之为“查韦斯支持者”或“查韦斯支持者运动”时，贫民区中的很多地方组织和民众领导人并不认为他们可以简单化地界定为查韦斯的追随者。确切地说，他们替代性的认同来源于西班牙语人聚居区或教区，这构成了他们替代性的社会和团体网络的基础。
       这些民众运动宣称他们与查韦斯上台之前的社会运动谱系明显不同，查韦斯上台之前的运动包括20世纪50年代反对军政权的秘密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过渡时期的游击斗争，20世纪70年代由工人牧师组织的反对城市拆迁和饥饿的运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城市委员会运动。与此同时，城市运动改变了30年来再分配福利模式培育出的它们与国家之间的附庸关系。当代城市组织对待政府的方式包含了一些自治要素，而这些要素源于当地斗争的历史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它们彼此依赖的关系。
       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正如查韦斯的铁腕形象已经给民众组织带来了动力和团结一样，在贫民区兴起的创造性的社会运动也有助于塑造官方政治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如果把查韦斯看作来自于上层的独立形象，或者把民众运动看作仅仅源自下层自治空间，这必然否认二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这种相互依赖性使得查韦斯出现并连续执政成为可能。同时，公众组织已经认识到有必要设计一个独立于查韦斯政府的路线以捍卫他们自己团体的利益和继续他们的事业。
       在我对委内瑞拉以及此前对古巴的研究中，我一直寻求发展出一个用于思考当代社会中公民与国家之间交互作用的框架，尤其是当遍布拉美的社会运动开始染指国家权力的时候。与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运动（诸如萨帕塔主义者，他们清楚地宣称对墨西哥压迫性国家机器的反对态度）相比较，在新千年温和和激进的左派政府背景下兴起的社会运动面临一个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力机制。我提议我们应关注重要的运动与国家之间的互相联络、联盟以及合作要点。
       与此同时，我注意到，重要的社会运动寻求为他们自己打造自治空间，尤其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变革背景下更是如此。在早些时候的古巴革命或是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期间，美国的现实干涉以及威胁，与一个更为激进的列宁主义模式的先锋党的并存，减少了草根运动自治的可行性。相比较而言，当代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的社会运动已经设法与国家协商，以争取更多的独立性。他们致力于在那些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独立的当地公众集会中作出决策。他们发起抗议以否决政府的一些政策，他们有自己的大众媒体形式，这些媒体由社区产生，并且服务于社区。
       从一开始，贫民区的社区组织就已经与查韦斯密切合作，但是这一点在2004年罢免公投期间表现得非常明显。在2003年11月，为了把查韦斯赶下台，反对党机关算尽，其中包括一次长达两个月的总罢工和一次政变企图。反对党征集了1999年宪法所要求的通过公投决定是否罢免查韦斯所需的签名。罢免公投所需要的签名数是总人口的20%或240万人。反对党提供了300万个签名，但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审之后，全国选举委员会裁决只有190万签名是合法的。5月，全国选举委员会给反对党5天时间来验证那些被剔除的签名，以确定是否能提交必需的签名数量。查韦斯从他的党内任命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团体监督重新审定这些罢免签名。
       这些天，我从朋友以及贫民区里的人那里了解到许多欺诈事件。他们说反对党非法使用死人的名字或者根本不支持罢免公投的人的名字，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人对在签名中使用他们的名字进行质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查韦斯任命的团体未能成功地动员贫民区的人们与欺诈行为作斗争，而且该团体还频繁发表声明，说反对派不可能实现240万签名的目标。所以，当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反对派在6月的早些时候事实上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并且全民投票计划将于2004年8月举行的消息公布时，贫民区的人们为之震惊，发觉他们被出卖了。在6月3日的早上，我正在访问一个教区，一些积极分子怀疑查韦斯是否已经与反对党缔结了妥协协议，其他一些人则说是因为查韦斯任命的团体根本就不称职。在贫民区的一系列本地集会上，社区领导人认为不能依靠政府和官方任命的委员会来“代表”自己进行组织，而是强调自我组织的必要性。
       为了迎接公民投票，当地的广播网和活动家在组织民众团体维护查韦斯执政地位的“不”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查韦斯用众所周知的“选举统一战斗”组织（UBEs）替代了原先的团体。社区群体与UBEs开展合作，而且有时甚至干脆合为一体，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全民公投而作的策略上的和临时性的组合。“不”运动背后的驱动力量来自于有组织的社区积极分子，他们发起了一个大胆的运动来登记和动员选民进行投票。社区组织者在所有的教区建立了选民登记中心，由当地的积极分子组成的小组昼夜不停地充当工作人员。服务于贫民区的广播和电视台以及报纸专门留出空间用来解释公民投票的重要性，并鼓励人民把票投给查韦斯。当公投的日子临近时，几个位于中心的广播电台就成了新闻中心，它们采集信息并且传递给其他广播电台。查韦斯最终获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他的个人魅力、他对社会计划的补助或是因为反对派的愚蠢，而是当地贫民区的社会组织发挥的动员作用。
       在查韦斯在2004年8月的公投中获胜后，社会运动更公开地主张自身的权利。城市中的积极分子已经在首都发起组织街头抗议，反对政府在发展农村和土著群体上的某些政策。2005年3月和2006年1月，来自自由国家、另类和社区媒体协会（ANMCLA）的积极分子和土著群体一同抗议查韦斯政府增加石油资源储量丰富的苏利亚州的煤炭开采量。抗议者指出这一计划将会加重水污染，从而增加该地区仅靠有限的水资源生存的多数土著人的健康风险。抗议者采用了查韦斯政府自己使用过的语言和符号来挑战查韦斯的采煤计划。在他们“对煤炭说不”的布告上，抗议者使用了一个在罢免公投期间支持查韦斯竞选的“不”字样，这曾是支持查韦斯的一种符号，但查韦斯现在必须倾听他们的呼声。该标识把查韦斯比作“伴侣/伙伴”，但同时，抗议者也严厉批评了他的开采稀有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
       城市社会运动很早就致力于反对环境污染的斗争。他们设法停止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如1981年反对在拉非格建水泥厂，并且在2005—2006年的反对煤炭开采的抗议中，城市积极分子表现出了与土著群体的团结。抗议活动使得查韦斯政府下令委员会调查煤矿的污染程度，尽管没有满足抗议者们要求停产的条件，但是还是推迟了将煤矿开采量增加到3万吨的计划。
       查韦斯时代的民众阶级的斗争经验揭示了一个与国外主流评价不同的事实。美国国务院和一些学术组织给查韦斯政府贴上一个独裁政权和威胁地区安全的标签，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妖魔化查韦斯政府。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把查韦斯比作阿道夫•希特勒，称查韦斯政府是一个通过选举上台的独裁政权。在委内瑞拉，反对派依然在大众媒体上有着非常强的垄断力量，并且所有的部门都有权利上街抗议和批评政府。
       此外，由于那些先前被剥夺了权利并被边缘化的社会成员的积极组织和参与，使得当代委内瑞拉比那些常常被吹捧为成功的民主国家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包容性。这是一种基于乌戈•查韦斯任总统这一背景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正在进行的时而斗争但又总是妥协一致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