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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外交世界》2006年9月号发表了特派记者勒诺•朗贝尔撰写的《人民参与动摇了委内瑞拉旧政体》的文章，报道了委内瑞拉创建作为基层政权的社区委员会，以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情况，认为社区委员会是查韦斯绕过腐败官僚机构向基层提供经济补贴和重建有效率的经济和政体的重要办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2000年，胡安•盖拉和他的同伴霍尼•普洛加尔代表700名从事煤炭运输的卡车司机控告苏里亚州三家运煤公司老板盗用合作社名义，同州政府签订合同以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他们向部委、市政厅、州政府甚至总统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寄去了控告信，但先后都被退回。该投诉长达五年之久未被受理。于是，盖拉和普洛加尔于2006年初历时一个星期，穿越大半个国家，从苏里亚州来到首都加拉加斯国民议会大厦。有一位议员被他们的行动所感动，接待了他们。这位苏里亚州货车司机怒气冲天，用拳头拍着桌子说：“我们没有其他要求，只要求议员同志把我们的控告书直接递交给‘平民总统’”。最终，国家合作总社吊销了这三家运煤公司伪造的合作社证书，但国家煤炭开发公司仍然我行我素，置之不理，因为州长曼努塔尔•曼萨莱斯从中作梗。
       这种事情在委内瑞拉司空见惯，但当这两位卡车司机到达国民议会大厦并引起人们的关注时，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共鸣。人们聚集起来发出同样的呼声：“不要官僚主义，不要腐败”；“我们要和查韦斯在一起”；“没有效率的行政机关比反动的行政机关更糟糕”；“难道总统本人没有说过国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对革命而言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吗？”……这类词句已在委内瑞拉和拉美地区广为流行，用以指责那些无所作为的干部在执行总统政策时走了样。因此，玻利瓦尔进程重点强调将人民参与作为改变国家机构的方式，这在委内瑞拉被称为“革命中的革命”。
       官僚主义和腐败在委内瑞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98年查韦斯当选总统前的40年。当时，委内瑞拉两个传统政党——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行动党轮流执政，它们习惯于用石油收入构建腐败和官僚主义的国家组织机制，并通过安排官员的职位换取社会和平。同时，它们还必须服从来自北方的意旨，奉行紧缩公共事业的政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国家机器陷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处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精英官员完全来自封闭阶层，他们对一切社会改革方案毫不关心，对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处境一无所知。而真正投身到国家内部改革的坚定的政治干部少得可怜。
       在玻利瓦尔进程中应看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机会主义者的聚集。尽管查韦斯取得了政权，但第五共和国运动不是一个政党，它是1994年在一些左翼政党和老游击队运动共同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某些领导人已经开始在曾经战斗过的社会里寻求某种舒适与安逸。此外，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干部很快察觉到查韦斯竞选总统为他们接近权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于是也聚集到查韦斯的周围。
       然而，当2001年11月总统要求议会通过标志着开启社会改革的49个法令时，与委左派和查韦斯关系亲近的支持者路易斯•米基莱纳指责这些法令过于激进，并宣布辞去内政部长职务，追随他的议员也纷纷倒戈。有社会学家指出，这种做法意味着查韦斯失去了立法机构，因此当议会通过法令时，这些法令被大打折扣，可以说“委内瑞拉仍在第四共和国的立法框架内行事”（注：1999年已通过了第五共和国宪法）。这与革命计划大唱反调。可见，过去培养出来的许多干部只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合法工具。
       在2005年12月议会选举中，亲政府的政党获得了国民议会的全部议席，但这次选举弃权率高达75%。这是由于反对派感到无法获胜而宣布退出选举的结果，但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对委内瑞拉革命进程出现偏差的反对情绪。因为资产阶级精英被另一批政客所代替，他们依然重复过去的那一套做法，越来越远离老百姓日常关注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没有一个坚固的国家机器，没有一个数量足够的革命干部队伍，没有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社会运动，那么玻利瓦尔进程就与拉美地区的其他革命经历没有太大差别。
       查韦斯总统于2004年表示：“组织起来的人民应成为新的参与性的社会国家的组成部分，而反应迟钝、官僚主义、没有效率的旧政体应被推翻。”当时，卫生、教育、体育等社会项目在全国推行起来，这是一个由社区管理、国家负责的发展规划，它的实施绕过了“旧政体”，以适应社会的需要。2006年4月10日正式创建的社区委员会，标志着委内瑞拉进入了一个建立“新政体”和建立作为“新政体”基础的地方政府的全新重要阶段。
       在贝拉德科罗市，人民权力联盟（UPP）的所在地，贴着一张有关建立社区委员会的布告，该布告指出：社区委员会是一种参与式民主，能够将社会组织有机地接合在一起，以便研究国家解决集体问题和偿还社会债务的方案。在那里，市政厅积极采取措施提议创建社区委员会。人们开始制定包括住宅、人口、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社会问题在内的社区社会发展计划，这是一份由民众共同规划的“参与式蓝图”，优先解决供水、排放污水、建立医疗中心等问题。
       社区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统筹和整合地区范围内各种组织如从事卫生、教育、体育项目的组织、城市土地委员会、文化委员会等的活动。公民大会由全体公民参加。首都联合区基金会（社区委员会的联合金融机构）主任佩得罗•莫拉莱斯说：“社区委员会充当公民大会的发言人而非代理人，公民大会才是做出最终决定的机构。”社区委员会在各种社会组织提出参与方案的基础上统筹整合，向公民大会提出项目计划，然后递交给职能部门审核，同时也转给地方公共计划委员会、市政厅、州政府，使这些项目计划的经费列入来年参与式预算。社区委员会还直接管理通过合作社性质的社区银行拨来的资金。每个项目计划能得到3000万玻利瓦尔（约12000欧元）的拨款。
       在社区委员会发展最快的西部地区，巴里纳斯、梅里达、塔奇拉和特鲁希略4个州已批准了920亿玻利瓦尔（约3500万欧元）的3000多个项目计划。从2007年开始，这笔资金的一半将来自非集中化政府基金和依据煤矿与碳氢化合物特别经济拨款法的资金，市政厅和州政府则分担另外一半。
       在社区委员会的选举中，某些市长试图让他们的亲信当选，这在法律上是禁止的。佩得罗•莫拉莱斯先生继续说道：“如果社区委员会能很好地应对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那么就能使本已习惯于受家长式国家统治、怨声载道的人民肩负起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看来现在人们已经准备肩负起这一责任了。2006年7月16日，在加拉加斯西部的一个居民区，人们通过六次预备大会，最终用举手表决的方式选出了社区委员会，杜绝了舞弊现象。而在另一个居民区，投票点安设了一个“秘密写票室”，提醒选民选票应该是直接的、秘密的，正式投票前每个选民都可以对投票箱进行检查，确认里面是空的。
       短短几个月内，成千上万个社区委员会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或者正在筹建，以前建立的社区委员会也正依据法律逐步实现规范化。现在首都联邦区有500多个社区委员会，而在全国有近5万个。人们对社区委员会如此钟爱说明它拥有广泛的民主空间，以适应“玻利瓦尔进程”的需要。人民参与已在许多领域内受到鼓励：在劳动方面已广泛采用共同管理制、自我管理制和发展合作社（从1999年不到1千个发展到2006年1月的10万多个），在文化方面推行街区文化委员会等，现在则应在政治方面采用社区委员会这种组织方式。
       依据法律规定，建立社区委员会须达到以下标准：在城市，大约200—400户家庭可建立一个社区委员会；在农村，须有20户家庭；而在土著居民区，10户以上就可以建立社区委员会。法律也规定社区委员会为“新政体”的政府基层机构。加拉加斯米兰达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认为，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一个首要原因在于缺乏人民参与，而委内瑞拉已经开始的社区委员会实践则可能会成为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
       ［劳研：中华全国总工会］
       （责任编辑 赵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