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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法国《今日马克思》（Actuel Marx）杂志社发起并主办的第5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于2007年10月3—6日在巴黎召开，世界各地数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替代全球主义、反资本主义：一种世界政治的选择”。大会认为，世界进入第三个千年以来，资本主义变本加厉地推行新的奴役和暴力政策，新自由主义也把全世界的劳动者置于相互对抗和竞争之中，它们吞噬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妇女运动、第三世界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取得的成果，削弱了民族认同感和独立性，用商品化取代了文化的多样性，加速了世界陷入生态灾难的进程。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遭到各种反抗，由此产生了一种联合的力量，从替代全球主义运动演绎出世界团结的逻辑，这一逻辑赋予国际主义以新的内涵。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具有普遍意义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它大量的构成要素共同确定了替代全球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当前不容回避的两个关键问题是：1.如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造世界？2.非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世界的前景是什么？第5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围绕这两大主题，提出了全面审视世界政治的选择。
       国际马克思大会诞生于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期，12年来已召开了5届，而且它以上百家马克思主义刊物、科研机构和大学为依托，因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盛会，集中反映了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我们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流派及其发展趋势的重要窗口。本次大会共分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文化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拉丁美洲12个学科和专题进行研讨，同时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议题分别为：“替代全球主义/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宣言与乌托邦”、“抗争中的拉丁美洲”、“为了斗争的‘世界性’”。会议议题是由世界数十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左翼理论刊物的负责人反复讨论确定的，体现了历届大会坚持的学术性、现实性、国际性、多学科性和探索性的传统。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中国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专题主要研讨了当今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情况以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涉及的范围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到一系列马克思的不同作品及其不同写作阶段的评论文章。西方学者还着眼于与马克思相关的各传统领域，即昨天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及著名作家、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等。各国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与现实”和“卢卡奇研讨”两个专题展开了交流，并重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替代全球主义前景中的地位等核心问题。
       1.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
       截至今年年底，随着第11卷和第13卷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第二部分即将全部完成。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M.克拉特克（Michael Krtke）认为，现在有必要对整个工作进行一次总结，因为还有三个部分尚未完成，这项工程仍将继续很长时间。同时，他对时至今日业已取得的成绩、已经掌握到的信息和今后尚待完成的工作等三个方面分别作了回顾和展望。
       M.马斯托（Marcello Musto）指出，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对马克思的广泛兴趣和回潮，其中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恢复编辑。通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一个不同于许多自封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或对手所描绘的哲学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认为，马克思的追随者对作者不完整的著作进行的体系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时的理论匮乏、操纵和审查他的著作以及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使马克思遭到了误解。所以，必须用一个学者的形象去取代马克思的教条的马列主义思想家的形象，而且马克思之所以没有使其著作的主要部分完整起来，也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和修正他的观点。
       法国教授P.卡耶巴（Patrice Cailleba）认为，在明白被后世视为马克思著作的书稿只不过是他28岁时写的关于哲学概念的“练笔”而已之后，再谈论“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具有一种特殊的年代断裂的特点，这是因为马克思作品中1843年和1845年的两次断裂和三种不同的哲学，分别具有明显的区别。
       2.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意大利的哲学研究员M.万茹利（Marco Vanzulli）认为，拉布里奥拉所特有的观点，也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同时还包涵着一种更清楚地陈述理论的需求。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拉布里奥拉着手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概念，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概念。为此，他致力于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历史哲学的工作，并在19世纪末重新确定并明确了历史客观主义。拉布里奥拉是惟一一个通过部分地接受马克思理论（经济学、历史学、种族学、哲学等）的方法，保证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相比，拉布里奥拉则另辟蹊径，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效药。“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只是在单纯地研究机械论哲学的情况下才保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性，而拉布里奥拉则通过对马克思的理论采取“部分接受、部分拒绝”（拒绝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现实的客观概念）的态度，打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诚然，这对于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这些做法也决定了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然而，今天我们应该探讨能从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些什么，以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与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
       法国哲学家J-C.布尔丹（JeanClaude Bourdin）认为，“偶然遭遇的唯物主义”或“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无论是在L.阿尔都塞的思想中，还是在L.阿尔都塞与马克思的关系中都占有非常独特的位置。这并非一种新哲学，也不是一种新唯物主义，而是对一种“非主流”哲学流派的延续，这种流派试图在本体论的框架内、在缺乏意识与理性的逻辑中进行思考。偶然“遭遇”或“相遇”都不是关于世界物质性的论断，也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归于一种摆脱了所有起源、意义和结果的独特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正是在这一范畴内，L.阿尔都塞力求解开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之间的结，开始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的评论。
       N.泰尔图利安（Nicolas Tertulian）剖析了卢卡奇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存在论”是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精髓，并对区分认识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意义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哲学在意识形态话语中所起的作用。为此，N.泰尔图利安列举了许多案例以阐明卢卡奇观点的时代性。
       巴黎第十大学教授J.比岱（Jacques Bidet）借助于自己曾发表的4部关于《资本论》研究的著作——《如何利用〈资本论〉？》（1985）、《一般理论》（1999）、《对〈资本论〉的解释与重建》（2004）、《替代马克思主义》（2007），对《资本论》作了哲学性的解读。他认为，第1卷阐述的是商品关系，第3卷揭示的是资产阶级的构成，第1卷是第3卷的“预设前提”。这个前提必须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作为全书论述的起点，但只有在资产阶级构成的动态变化及其实践中才会提出该前提。由此，J.比岱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第1卷的存在论的地位问题，即其与所假设的“实在性”之间的关系；二是马克思观点的时代性问题，换言之，我们是否能够理解“现代前提”和现在的“阶级关系”？
       
       经济学家B.吉贝尔（Bernard Guibert）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L.阿尔都塞通过将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为一种认识论的断裂，重新解读了《资本论》。这种断裂建立了一种摆脱黑格尔前科学意识形态束缚的、绝对唯物主义的科学，而就在当时，结构主义历史学家F.多斯认为，黑格尔的前科学思想似乎是一种纯意识形态的堕落。B.吉贝尔指出，经过40年的艰苦工作，L.阿尔都塞的计划得以重见光明，并取得了两点决定性的成就：一是对《资本论》进行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解释（A.内格里、P.马舍雷、F.罗尔敦等）；二是将“历史科学”与当代数学和哲学相结合，实现了“历史科学”的现代化（A.巴迪乌、S.齐泽克、B.吉贝尔等）。
       二、关于拉美问题
       近年来，拉丁美洲的左派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该地区民众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与未来走向成为本届大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为此，大会在经济、社会主义、政治学、社会学、女权主义等专题研究中，组织了多场关于拉丁美洲问题的研讨会，使各国学者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1.新自由主义与拉美危机
       墨西哥自治大学M.莫多内西（Massimo Modonesi）教授指出，拉美正在经历时代的变革，这一过程可能受到两种交错现象的影响，即对抗运动的出现和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危机。社会政治运动的渗透，标志着一次从主体性建设开始的历史转折，该建设以集体行动作为主要形式，以恢复并重塑人民和社会主义传统作为政治纲领，为社会政治冲突划出了一条界线，但这条界线刚被新自由主义霸权抹去。因此，现在的拉丁美洲正在经历从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可能导致改革的危机阶段过渡这样一个过程。
       墨西哥学者E.克鲁斯（Etelberto Ortiz Cruz）指出，拉美在过去30年中遭受过两次冲击：一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一系列危机震撼了拉美每一个国家，显示出50年代采用的经济模式的弱点；二是70年代至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结构调整政策，即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国家改革等，后来被概括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它构成了全球化的核心政策。E.克鲁斯以墨西哥为例，说明在经过25年之后，结构调整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
       2.拉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来自巴西的C.德代卡（Claudio Dedecca）教授认为，巴西已进入卢拉总统统治的新时期，政府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近些年，由于受到出口扩大的影响，企业重新收归国有的经济活动促使劳动力市场重新整合，主要是形式上的整合。随着最低工资和收入保险这些公共政策的出台，该活动得到了肯定。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政策的新环境都为开展大力缩小收入差距的运动作了准备，但继续缩小收入差距将依赖于持续的、快速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劳动力市场问题，C.德代卡教授对经济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就促进更为公正的社会发展理念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及其限制作了探讨。
       坎皮纳斯大学的M.诺韦利（Marcos Novelli）教授将卢拉政府与卡多佐政府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作为研究主题，认为应该考虑宏观经济政策成果的最终受益者。在他看来，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得以坚持实施，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巴西资本主义结构及其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二是工党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
       墨西哥学者G.皮查多（Gabriel Alejandro Mendoza Pichardo）认为，根据墨西哥的国家核算数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1988—2004年墨西哥制造业的毛利润是低的、变化无常的，并且不同制造业之间是不相等的。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越来越令人失望，甚至一度没有增加雇员和工资。尽管有少数制造业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了好处，但其他制造业已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萎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对49个制造业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意味着收益率可能下降或停滞，这就解释了制造部门增长缓慢的原因。
       三、新自由主义与替代全球主义
       鉴于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应运而生，并且提出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替代全球主义是对替代全球主义运动的理论概括。替代全球主义运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它最初的名称是反全球化运动，其目标是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拉美国家制定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这个运动逐步扩展到美国和欧洲，并在20世纪末达到了高潮。替代全球主义运动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民主、公正、和平与人权，保护环境和争取有控制的、团结的全球化。它的具体奋斗目标有：减轻贫穷国家的债务；对金融投机交易征税；发展公平贸易；保护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保护农业免受自由贸易的危害；保护教育、健康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和文化免受世贸组织自由贸易政策的危害；反对金融投机造成的失业；反对资本外逃和建立富人的税收天堂。
       1.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许多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持批判态度。法国学者F.塔里（Fabien Tarrit）从自我所有权和外部资源所有权的角度对左翼自由至上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左翼自由至上主义不涉及否定自我所有权的内容，但是排斥对有利于集体所有的外部资源实行私有制。该派别认为，剥削对自我所有权造成侵犯，因为无产者占有一部分自己劳动的产品。因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在于，外部资源的分配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而消灭剥削并不意味着排斥自我所有权。
       F.戈蒂埃（Florence Gauthier）和J.纪尧姆（Jacques Guilhaumou）认为，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改革的新时期，这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灾难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披上名为新自由主义或全球化的改革外衣，发起一场新的进攻，以反对所谓的社会保守主义，事实上就是反对社会斗争的成果。于是，由于工厂企业的外迁，本地的雇用量减少，失业问题凸显。资本主义的这场进攻还致力于破坏社会保护方面的法规、社会权利、公用事业、人民和公民的政治权利，其目的在于将劳动竞争和低收入市场的范围扩大至全世界范围，但由此引发的动荡与不安已经显而易见。因此，他们强调，应当将努力实现人类和公民权利的世界主义革命观点作为革命纲领，而民族国家的概念不过是一种极端可怕的政治发明，它与各国人民的整个社会秩序背道而驰。
       土耳其学者M.图坦（M.Ufuk Tutan）等指出，自1980年实行新自由主义，尤其是1989年“全面开放”以来，土耳其出现了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经过1999年和2001年两次金融危机，国际资本对土耳其金融业正在建立永久的统治。
       法国学者M.于松（Michel Husson）认为，社会国家的发展是一种社会化的进程。资本主义无法无限量地吸收社会化，因此发生了新自由主义这一转折，中断了社会化，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中叶会出现危机。然而，新自由主义政策旨在缩小社会化的范围，与此同时，社会化也在进行抗争。社会变革的战略必须依靠这种抗争，寻找其他基础，以更广泛的社会民主形式重新开始社会化进程。
       哲学教师B.米歇尔（Baudouin Michel）认为，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是很公正的，这也对一种自由主义观点有利。该观点认为，将一种生活方式强加给所有人而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是不正当的，而且不限制个人活动范围的做法可以有效地促使理性的利己主义者相互作用而自然地产生一种社会和谐。他认为，倡导这种自由主义会使自由主义者在面对所有弱势个体，即穷人、女性、孩子或外国人时，头脑中依然保有毫不妥协地捍卫自由权的思想。因此，当自由主义者独自面对会威胁到社会和谐的个体时，他们会立刻求助于一些惩戒性的手段，从而将扰乱社会和谐的群体推向右派阵营。
       
       此外，还有学者分析了农业部门中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特征，考察了跨国公司里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过程以及农产品的生产，并且批判地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概念，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关系。
       2.替代全球主义
       来自哥伦比亚的学者D.奥尔蒂斯（Deyanira Duque Ortiz）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扩大，全球化作为一个自然的过程，担负起了发展国际组织的重任。由于为适应全球化变革而作出的决策引发了一些冲突，全球化的合法性问题演变成了一个政治行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的问题。因此，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们更需要实行一个与之相应的控制、利用的战略，该战略涉及到包括将决策和治理机构间接化在内的多方面的内容。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采取了许多措施，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学者程恩富探讨了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进程、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分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形式、原因、目标和本质。他指出，彻底解决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社会主义，而且全球经济迫切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阶段，并且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主义全球化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阶段。
       社会学教授F.勒巴龙（Frédéric Lebaron）认为，左派使用“反自由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字眼为自身定性，表明它们没有能力再推动它们的思想发展，也无法制定一个能为广大民众普遍接受的可信的替代纲领。但可以肯定的是，“替代全球主义”一词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因生态系统受到威胁而要求放缓经济发展、改变生活方式的激进生态学，到工人运动的传统诉求，特别是对工资的诉求或者维护福利国家和公用事业的要求。在他看来，内部划分仍然十分重要，倘若不在这方面做些政治工作，划分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将涉及欧洲建设、能源政治、共和制和集体主义，以及斗争的组织形式是否集中、是否借鉴共产主义等问题。
       四、超越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历届大会的重要内容。与会左翼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他们身处西方社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新变化十分敏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有切肤之痛的认识，特别是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往往包含了大量实证材料和经验证明材料，这对我们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是弥足珍贵的。
       1.资本主义危机
       马萨诸塞州大学的B.埃尔滕（Bilge Erten）用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考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建为全球背景下霸权的再生产提供了便利。他认为，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解释为什么开放和规范的市场符合总体利益，以及为什么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取代了其他的制度安排形式方面，发挥了精神和道义上的领导作用；第二，这些“条件”提高了它们的领导地位，使它们能够直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决策机制；第三，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将有关贫困、赋予权利等囊括到它们的政策目标中，超越了传统的稳定和结构调整的目标。此外，他还思考了反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普遍形式，并讨论了能够取而代之的其他机构。
       阿根廷学者G.斯塔罗斯塔（Guido Starosta）批评了“全球商品链”的方法。他认为，在关于发展的研究方面，这个现在很有影响力的方法对于要考察的现象提供不了任何实际的解释，它只不过反过来表明了商品链中资本之间的竞争罢了。
       印度学者P.屈斯泰（Peter Custers）提出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非传统看法。在回顾和重新评估了马克思周期性危机理论的基础上，他指出，特别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军事部门能够并确实发挥着引爆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危机的作用。
       巴西学者C.M.杰默（Claus M.Germer）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与社会革命相互关联这两个概念，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一致的。因此，它们并不是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或只是诡辩，而是建立在马克思理论的唯物主义特征的基础之上。他还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如何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2.超越资本主义
       巴黎第十大学的R.罗利纳（Robert Rollinat）在《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分析》一文中指出，近来许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就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分析与说明。尽管各国的全球化进程具有共同的特征，即经济以竞争与市场为基础，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各不相同。在此背景下，最近几年内各国全球化进程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于是相应地出现了各种各样有关资本主义的概念。R.罗利纳对这些新概念作了深入、具体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新概念？其合理性何在？如何利用这些新概念更好地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演变、特点和危机？
       伊朗学者A.马杰迪（Azar Majedi）等强调了资本与当今社会前所未有的相互关联，强调为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就要废除雇佣劳动。他们认为，应该坚持资本的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社会主义的方向，这犹如废除雇佣劳动和私有财产是当今社会惟一可行和真正的解决办法一样。
       M.博旺（Michel Bauwens）指出，近年来人们注意到新出现的第三种生产方式——大众生产、第三种治理方式——大众治理以及第三种分配和所有权方式——大众所有权。它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体现在免费软件和知识积累这些无形的生产领域，而且体现在有形商品的共享和生产当中。大众生产方式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代表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独特的历史机遇。
       捷克学者B.科托斯（Balázs Kotosz）指出，东欧共产主义经济的衰落与市场经济接连不断的变革，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之一。在这个变革过程中，以不同的经济派别为基础的各种经济政策收效颇丰。然而，各国均会面临危机，因此必须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寻找有助于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替代方案。
       意大利贝加莫大学的R.贝罗菲奥雷（Riccardo Bellofiore）等认为，10年前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极左派被这样一种认识所支配着，即当今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全球化”已经完成、机械化使“劳动终结”、民族国家“日渐削弱”的趋势上。同样不可信的是，他们对随之而来的“新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解释。对此，贝罗菲奥雷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预测到“新经济”的危机、战争资本主义的复活、国家的回归。在随后的几年中，又出现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还通过军事支出的形式，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财政扩张。然而，他们并不赞同对超全球化或新经济的神话过于简单化的批评，对于后者而言，当今资本主义或实际的经济政策中并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的变化。
       还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是可持续的，我们称之为现代生产方式。尽管如此，为了适应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不同的国家也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在现阶段，中国和越南的市场社会主义使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在其他观点看来，它是有严重缺陷的。不过，这些学者仍然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革和形式的完善远非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在理论上却是可行的。
       也有学者对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景持不同或消极的态度。西班牙学者H.珀蒂（Howard Petith）认为，近来有许多文章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了民主制度在19世纪欧洲的兴起，以及民主制度在20世纪拉美的稳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是由革命的压力造成的。对于欧洲，革命的压力迫使选举权扩大，从而使大规模贫困在欧洲消失；对于拉美，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使民主制度不稳定，并因此阻止了它们运用财政手段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于是大规模贫困就保留了下来。H.珀蒂简要地叙述了自己的这项研究，并且概述了它对马克思思想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用的意义。至于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会导致大量贫穷，而社会主义由于有政治行动和暴力威胁的双重作用，因此是根除贫困的惟一道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拉美大量贫穷的原因，而社会主义是个解决方案。对于欧洲来说，主流的研究坚持政治行动和暴力威胁的观点，但否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对于拉美，主流的研究支持社会主义的声音很微弱，但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下的财富再分配是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阿根廷的 J.卡雷拉（Juan IigoCarrera）认为，由于自由的单个工人把权力转给了秘密团结和自觉组织起来的社会工人，所以资本主义发展了人类的主体性。工人阶级把自己的产品、科学组织生产的能力看成是一种异化的力量。由于这种体现异化的自由意识，工人阶级把私人劳动社会化当中的固有矛盾发展到极限，直到把为革命而组织起来的工人作为一个直接的社会力量，而工人阶级一体化中的任何分裂都会重显工人的个体特征，从而拖延取代资本主义。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J.洛伊坎（Jean Lojkine）认为，苏联和社会民主国家的失败，动摇了超越资本主义或变革资本主义的计划，“反自由主义”的论据似乎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涂上一层暗淡的色彩，而这些论据曾经成功地动员并团结了各个不满现状的社会运动。
       五、关于“中国日”
       本次国际马克思大会十分注意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社会主义学科的分组讨论中，专门设立了中国问题讨论组，就全球化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全球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等问题作了研讨。
       在国际马克思大会期间，由中央编译局牵头组织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与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还共同举办了“中国日”论坛。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是为纪念反法西斯战士、法共中央委员、1941年被德国纳粹枪杀的加布里埃•佩里而成立的，由法共前全国书记罗贝尔•于亲自领导，其任务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法共历史的研究。
       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会长米歇尔•马索，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巴黎第八大学托尼•安德烈阿尼教授，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让•克洛德•德洛奈教授，法共工会理论家让•马格尼亚达斯，法国《国际通讯》杂志主编巴特里斯•多雷以及法国《人道报》记者多米尼克•维达尔—巴里等法国各界人士以及赴法参加国际马克思大会的中国学者出席了“中国日”论坛。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魏海生教授和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会长马索教授共同主持论坛并分别致辞。
       魏海生副局长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小，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加强交流的愿望日益迫切。通过举办“中国日”论坛，中法学者就共同关注的中国问题进行坦诚友好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可以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而且对于推动双方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日”论坛上，与会学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三个问题进行了坦诚、友好、深入的交流：一是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长期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中法关系的著名专家、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李其庆教授应法国学者要求就中国的意识形态争论作了主题发言。湖南科技大学校党委副书记、湖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建武教授提交了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变成资本主义吗？》。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杂志副主编方松华研究员提交了论文《当代中国发展之道》。山东聊城大学教务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基地主任林建华教授提交了论文《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和中国化》。此外，还有学者就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谈了自己的看法。二是关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增科教授作了题为《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转型》的主题发言。三是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劳动关系、社会阶层分化、贫困问题、环境问题等。围绕这些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常务副主编、博士生导师徐觉哉研究员作了《中国新中间阶层的形成及其现状分析》的主题发言。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丁为民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紧张，迈向和谐》的主题发言。中央编译局的王瑾作了《不和谐的音符：当前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的主题发言。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王义军教授向论坛提交了《中国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论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图书馆馆长肖峰教授提交了《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的论文。
       与会的法方学者就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劳动法和劳动纠纷、中产阶层的政治要求和划分标准、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贫困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以及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谈了他们的看法，与中方学者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双方对这次“中国日”论坛所取得的成果都十分满意，认为对于加深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法方学者建议2008年能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双方经磋商后决定，中央编译局与法国加布里埃•佩里基金会将于2008年11月在巴黎共同主办第二届“中国日”论坛。
       “中国日”论坛的成果和影响可以从法国媒体所发表的与会者的文章反映出来。10月27日，法国《人道报》发表了参与组织“中国日”论坛的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巴黎第八大学托尼•安德烈阿尼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尝试》，批驳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文章指出，中国取得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非常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功，从而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信条，同时表明还有一条比金融资本主义更好的经济增长道路。中国式社会主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野蛮资本主义，中国的改革只是要使中国摆脱行政管理经济的束缚，而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尊重国家主权，因此中国坚定维护和平，对外奉行合作政策，而不是侵略、施压或进行经济讹诈。
       总之，通过这次大会交流，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日益取得国内外各界的肯定和赞赏。从总体上讲，绝大多数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是持友好和肯定态度的，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由于受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影响以及他们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缺乏全面的了解，从而对中国迅速发展的改革存在一定程度的困惑甚至误解，因此利用国际马克思大会，做好部分西方左翼学者的工作，营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还有学者指出，全球化的扩张已使我们处于一个更困扰的世界：贫富悬殊继续扩大，地区冲突和战争不断发生，而且由于不了解恐怖主义的根源，反对恐怖主义似乎成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传统的人生观，尤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观点，导致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这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构建和谐世界，为了构建更安全、更平等和繁荣的世界，必须在世界范围倡导马克思的人生观。
       ［王瑾、赵超：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