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7年夏季号发表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题为《新工党的经济“奇迹”》的文章，驳斥了戈登•布朗在上台之际吹嘘工党10年来的统治创造了“经济奇迹”的神话，认为在这10年中英国经济增长率虽然相对较高，但是英国制造业工作岗位丧失得比大部分西方国家都多，贸易出现大量赤字，英国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都增长缓慢，英国社会不平等状况恶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衰退是因为英国金融部门得到了巨大发展，这是和英国在全球处于仅次于美国的金融垄断地位分不开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当托尼•布莱尔卸任、戈登•布朗准备接任首相职位的时候，新工党的宣传机器抛出了一个巨大的神话：布朗为英国经济实现了一个“奇迹”，他的成功堪称“200多年来时间最长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堪称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时间最长的持续性增长”。大多数主流评论者都回避戳穿这个神话，他们渴望看到欧洲大陆的主要经济体追随英国的步调，采纳“劳动市场灵活性”、“市场检验”、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和“外包”、延长工作时间等等举措。
但是这一论断明明白白是错误的。
英国在1948—1973年之间经历了连续的经济增长。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停止—前进”（stopgo）模式，但是即使在“停止”阶段，增长也是正数的。而且那个时期的增长比新工党统治时期要快。1949—1973年，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是3%。诚然，新工党执政的头3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2%，但是此后，2001—2006年间，年均增长率就降到2.4%。
最近的增长还不足以抵偿国家支出。英国的贸易数据就表明了这一点。在3月，英国的进口比出口多70亿英镑——这一贸易赤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还多。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这种基础上能够持续运行一段时间（特别是英国，如果它的利率高于多数竞争者，能够吸引可望获利的国外资金的话）。但是这种幸运的状况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
在某种程度上，每小时产出的增长率比总的增长率更能够说明问题。这个数据表明人们能否更好地享受生活的可能性，尽管这还取决于增长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增长是如何在各阶级之间分配的。每小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95—2004年低于此前45年（见表1）。
2004年，英国每小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低于法国、德国、丹麦、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尼古拉•克洛夫特指出，英国“就业保护低于欧洲其他国家……产品的市场管制低于欧洲同等国家……但是它同欧洲领先国家相比在生产率上存在很大差距，英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1995—2004年间只有2.20%，几乎没有活力”。
生产率增长的低水平导致真实可供支配的收入的增长徘徊在更低的水平上——过去3年年均只有1.3%，去年只有0.8%。这是自1982年的衰退以来的最低的增长，而目前我们并不处在衰退中。家庭收入的数据更加糟糕。这个数字自2001—2002年以来年均只增长了0.35%。并且今年实际上还稍稍下降了。
这种情况导致日益出现这种趋势：人们举债来应付个人开支（见图1）。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布朗企图把公共部门工资的增长降低到2%甚至以下，其实英国的零售价格指数的增长这时已超过了4%。
但是平均数本身还不足以说明工人群众的真实状况，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富人的收入的增长。例如，可支配收入的数目因为算入了商务、金融区中的高收入阶层的薪金而被大大夸大了。
巨大的不平等清楚地表明新工党与保守党统治年代具有前后一贯性。
但是不仅不平等的程度比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要高，而且这种不平等在新工党的统治下还重新开始扩大。财政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根据大多数计算方法，收入不平等比1996—1997年时稍高。”图2表明，运用得最广泛的表示不平等的方法即基尼系数，在布莱尔执政的早期持续上升。这个数字随后小幅下降（尽管只差不多降到梅杰时代的最高点），在2004年以后，这个数字又开始上升。
对撒切尔主义的嫌恶使得新工党在1997年上台执政，与此相应，新政府采取了一些轻微的措施来对付最糟糕的贫困。但是家庭平均开支的缓慢增长和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对这些措施产生了反作用。在布朗作为财政大臣供职期间，在对付贫困方面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的成效。
有一个数据，甚至通常惯于谄媚的媒体评论员也不能够忽视，这就是处于贫困中的儿童的人数。这个数字在1996—1997年间和2004—2005年间稍有下降（约1/6），今年又增长了20万。另一个较少得到评论的事实是工作适龄人口中处于贫困中的未生孩子的人数的比例超过了1996—1997年的水平。收入少于中等家庭收入的60%的工作适龄成年人的总人数，现在是710万，而10年前是680万。
削减贫困被称为新工党最大的功绩之一。其实还不如说是新工党避免了衰退。然而，这很难说布朗有什么经济技巧。在10年前他出任财政大臣的时候，他把对利率的控制权交给英格兰银行，从而挖去了留给政府控制经济活动速度的寥寥几个权力中的一个。
在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长时间的繁荣期里，政府宣称他们能够运用一系列措施来影响经济——控制银行借贷，控制消费信用，控制外汇交易，改变消费税率，提高或者降低政府开支。这些措施中的大多数在撒切尔和梅杰政府时代都被放弃了——这导致来自中左派的人抱怨说他们属于“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只依赖利率。正是这项权力也被布朗放弃了，同时排除了在他任期的头3年政府开支出现任何增长的可能性。
因此，英国避免了受到1997年亚洲危机和2001年美国衰退的影响，是不能归功于布朗采取的措施的。他所谓的英格兰银行的独立发挥了作用的说法是可笑的，因为独立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既不能控制20世纪90年代晚期互联网泡沫的“非理性繁荣”，也未能避免2001年开始的衰退（甚至在“9•11”之前就使得1万亿美元的新技术投资一笔勾销）。
实际上，撒切尔和梅杰时代在经济上的最具毁灭性的特征在布朗担任财政大臣期间继续没有得到控制——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毁灭。在10年时间里大约有15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这是1996年总数的1/3。在今年年初，在英国的制造业中仅有297万个工作岗位。在布朗主持英国经济期间，平均每星期消失的工作数为3000个。
在随后的经济恢复中，产出大致达到十年前的同一水平——20年前也是如此。没有发生绝对的“去工业化”。结构重组并没有触动某些工业，而这些工业中的工人所具有的力量也同以前一样。因此，当罗孚汽车公司解体、英国福特汽车公司缩减的时候，尼桑、丰田和本田的汽车厂生产了和以前几乎同样多的汽车。英国的资本主义保留了某些重要的制造业工厂，例如英国航空航天公司（BAE）、劳斯莱斯汽车公司（Rolls Royce）、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等（GlaxoSmithKline）。
但是这并没有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提供多少安慰。他们像在撒切尔—梅杰时代一样感到自己遭受蹂躏。调查显示，通用罗孚汽车公司破产后，差不多1/4的工人现在仍然没有工作……而找到工作的人中1/5只挣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根据2007年3月的一份报道，在以前的煤矿区，有25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原计划到2012年创造42000个工作岗位，但现在只创造了16000个；家庭平均收入每星期低于地区平均水平50英镑，煤矿区还有25万以上的人要求享有针对伤残人士的福利。
老工业部门就业的衰退在英国失业数字的秘密中表现出来。根据官方的说法，今年3月份失业率为5.5%，失业工人为169万。最近几年，在布朗关于预算的讲话中，这个数字总是被用来同法国（失业率为9%）等国家的数字作比较。
然而，官方的数据并没有包括工党在野时经常作的计算——那些失去工作的人被救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依照命令登记为残疾福利领取者，从而降低失业者的人数。2002年这些人占到劳动力的7%（而法国只有0.2%）。调查显示，他们中的1/3“想工作”但是找不到。如果把他们包括进来，英国的失业率在失业最少的地区将上升1.5%，在失业最高的地区将上升4.2%。这仍然比法国低，但是就没有那么低了。
英国和法国失业的主要差异在于，在法国，失业主要集中于青年人，失业率为20%。在英国，青年人的失业率接近10%，有50万18—24岁的人没有工作，比1998年多出7万。同时，英国的50岁以上的人的实际失业率（尽管没有计算）较高，差不多有100万人失业。
尽管布朗吹嘘英国经济同法国等等相比具有“活力”，但是英国工商业界花在研发上的资金一贯比它在美国、法国和德国的竞争者都要少。2002年欧洲理事会的里斯本议程规定，欧盟到2010年在研发上的投资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003年英国的这一数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而20世纪90年代早期是2.1%。
但是如何解释工作岗位的丧失和制造业的衰退没有像1974年、1980年和1991年那样，给经济的其他领域造成影响呢？
同样，在这一点上，既不是布朗的什么“技巧”起了作用，也不是解除管制和“劳动市场的灵活性”起了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伦敦出人意料地成了连通美国、欧洲和远东的重要金融中心。过去30年里，北美、欧洲和日本的工业积累在放慢，而集中于股票交易所、债务和对冲基金的各种投机活动繁荣起来。伦敦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进行这些活动的理想基地。
2004年，金融和商业服务差不多占了英国经济的1/3（33.0%），总价值达3445亿英镑。1999年，在这一领域的新投资已经高于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三四倍。在金融摩天大楼和计算机上花钱被认为比生产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产品要重要得多。
与之相随的是出现了这种情况：经济中完全的非生产部门的工作岗位增加了。在英国，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的工作岗位占全部工作岗位的1/5，而1981年是1/10。“金融”是指直接为银行业工作，而“商业服务”指一些混合在一起的相关工作，如法律、广告、保险、办公室保洁、租赁、呼叫中心、人事招聘、安全等。
在过去10年里，15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100—150万个“金融和商业服务”工作岗位产生出来。为满足这些新工人的需要，又形成了其他服务业市场——出租车、快餐店、市中心酒吧等等——它们支付的工资很多接近于最低工资标准。新的工作岗位几乎没有出现在老工业部门萎缩的地区。这样，伦敦和一些大的地方城市的就业出现扩张，而老的工业地区仍然一如既往地在衰落。但是即使是在伦敦，工作岗位也没有解决年纪较大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530亿英镑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伦敦（31%来自美国，16％来自印度）并没有改变如下情形：塔桥区、哈克尼区、哈林盖区、巴金和达根汉姆区等等的就业水平大大低于平均水平，整个伦敦的失业率高于全国水平大约2个百分点。那些相信所谓“长久的金融经济”的人包括那些为伦敦营业所中的头头工作的人，忽视了金融经济的矛盾性影响。英国工业部门就业的衰退与大部分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程度很大，而金融经济掩盖了这种程度。现在的问题是，当下一次全球衰退来临的时候，金融经济是否还会发挥现在的作用。
工业生产的进程是有上升有下降。但是通过金融，上升会变成相当奇异的泡沫，并会在一夜之间突然破裂。
外国直接投资支撑了伦敦经济的1/4，1998—2004年，首都经济增长的42%是由外国所有的公司创造的。但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公司对它们在这里的存在不断进行重新评估。超过一半以上的公司每3—5年审核一次它们的全球战略，13%的公司每年审核一次。
但是，不只是伦敦以这种方式依赖于“金融和商业服务”，很多地方城市也是如此。新工党所知道的对这种依赖性作出反应的惟一的方式，就是围绕为那些作出投资决定的人服务来制定全部政策。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工党在野的时候，戈登•布朗宣称对旧的凯恩斯主义——运用国家干预来消除资本主义的起伏——有替代方案。他说补救的办法在于“后新古典主义内生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坚决主张，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积累的进行，为了保证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并“创造”工作，政府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通过“供给经济学举措”为体系的车轮涂润滑油。这就需要解除管制，通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来削弱劳动力，从劳动者出生时起就对他们进行训练以为生产提供柔顺的“人力资本”投入。
因此，政府干预不仅没有像50年前安东尼•克罗斯兰和约翰•斯特雷奇等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所建议的那样，能够通过“需求管理”机制缓和资本主义的痛苦，反而是要使人民群众的整个生活从属于体系。因此，就为中小学生准备了考试流水线，根据成绩对学生施加惩罚性的作业，对教师和讲课者不断进行评估和巡查，对单身父母、幼童的母亲和残疾人施加压力，驱使他们加入150万找工作者的大军。因此，就有压力要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措施削减为那些在资本主义看来属于非生产性的人的居民大众提供的服务——对老年人和常年患病者的护理，对那些被排挤进非熟练工种的人提供的司法帮助和技能培训。
所以，布朗不是像他在1997年许诺的那样，遵循保守党的公共开支计划两年，而是遵循了三年。
然而，新工党在过去10年里有一个困难。对于任何一个试图用一定程度的共识而不是暴力进行统治的政府来说，要推行这种“改革”都是困难的。假如工党还想保有再度当选的机会的话，与资本的直接利益相抵触的让步必须作出。有时候人们忘记了，新工党在2001年的选举中丢掉了300万张选票（还在群众因战争希望幻灭以前），这主要是因为抑制公共开支使得人们对单身父母和残疾人特别是国民医疗服务所遭受的打击产生不满。
布莱尔许诺在2001年大选之前把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百分比提高到欧洲的平均水平。大选之后，布朗的确最终提高了公共开支，企图以此应对美国衰退的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民医疗服务的百分比在4年里提高了2.3个百分点。但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能赚钱的公私伙伴方案拉拢资本部门，同时对国内市场重建以限制资源能够用于满足病人的需要的程度。实际上，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医疗卫生的比例仍然比法国和德国低1.2个百分点。
但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在过去10年里布朗竭力回避的很多问题随着他接任布莱尔的首相职位都会堆到他身上。通货膨胀的水平开始在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里产生痛苦，从去年8月到今年5月上调了4次利率，可望还会上调。那些5年前以全国平均价格购买住房的人发现他们在过去一年里每星期偿还的款项增加了大约20英镑。
找一个地方居住的成本大大打击了那些体力劳动工人、白领工人阶级、中等阶级下层：自1996年以来，房屋的价格是原来的4倍，是平均收入的6倍。
进行抵押借款的人通常竭力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借款。在英国，债务与可支配的收入的比率目前是162.9%，而在美国是137.3%。已经出现了美国房屋泡沫破裂的征兆，一些抵押借款的贷方破产了，这使得大约200万户家庭的房屋有被收回的危险，工商业报刊上出现了担忧发生新的衰退的言论。进一步提高利率在这里也能够导致同样的危险。
政府要得到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谅解并限制利率进一步上升，现在只剩下一件武器——抑制公共开支。因此对国民医疗服务的投入就有了削减的压力，就要解雇护士，减少为新取得资格的医生提供岗位。因此也就试图在零售价格指数的涨幅超过4%并且由于抵押借款成本上升而可能进一步上涨的时候，把公共部门工资的涨幅限制在2%。
这个“奇迹”，如同英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的每一个其他的奇迹一样，看来要在眼泪中结束了。我们期望这些眼泪只是戈登•布朗的，而不是我们的。
［安晓丽：北京农业职业学员基础部］
（责任编辑 丁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