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塞缪尔•鲍尔斯和阿•贾亚德夫在多个地方发表了关于警卫性劳动（Guard Labor）的文章，包括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6年第2期上发表的题为《警卫性劳动》的文章，以及发表在由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主编的《经济学家之声》（Economists Voice）2007年第2期的题为《军营美国》（Garrison America）的文章以及鲍尔斯等人所著的经济学教材《理解资本主义：竞争、命令与变迁》第19章，这些文章都涉及了相关的内容。本文试图在综述他们的观点的同时评述一些相关的看法。
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的话，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有助于激励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更加努力地工作，从而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而且，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的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在“好的市场经济”当中，权力在市场里面是不起作用的。因此经济学家倾向于关注用于制造财富的资源，而不关注被如何分配财富的冲突所消耗的资源。而在100多年前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情况却并不是这样，且不说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连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人物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的《政治经济学手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石之一）也涉及这个问题。他在1896年写道：“人们的努力被以两种不同的方式使用，它们被用于经济物品的生产或转换，或者被用于将其他人生产的物品占为己有。”事实上，在市场上进行各种交易的人们之间，并不完全是平等的关系，更不用说在企业内部充满着科层制的权力体系。而在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只有一部分资源被用于创造财富，为了维护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行，为了“将其他人生产的物品占为己有”或者为了自己的物品不被别人占有，还有相当一部分资源不得不被“浪费”掉。鲍尔斯和贾亚德夫最近的文章主要关注的就是其中被“浪费”掉的劳动，他们称之为警卫性劳动。
一、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性
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鲍尔斯和贾亚德夫非常重视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权力具有四个特性：一、权力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个人的特点；二、权力的使用涉及威胁使用和实际使用制裁和处罚等手段；三、权力的概念在规范上应该是不确定的，允许出现帕累托改进的结果，但也很容易被专横地使用来损害他人的利益以及违反道德原则；四、为便于进行经济分析，权力在一个被比较恰当地界定了的博弈当中必须是一个纳什均衡。因此，他们认为，通过实际惩罚和威胁惩罚A，B能够影响A的行动以维护和增加B的利益，而Ａ对Ｂ不具有相应的这种能力，这可以认为B拥有对A的权力。
在人类生活和经济领域当中，权力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最近有历史学家研究认为，在18世纪之所以英国的经济起飞了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却未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前者拥有像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宣称的理想的对个人财产的保护、有效的竞争和有限的政府。英国在这方面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一优势与英国在18世纪所经历的战争、武装保护的长途贸易以及殖民化等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经过长期战争磨练出来的强大军事实力使得英国能够很便宜地获得来自新世界的食品、纤维产品以及其他的原材料，而长江三角洲却没有相应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去打破它的资源困境。这才是中英两国在18世纪开始了不同的发展路径的重要原因。
不仅公共部门，比如说政府，能够使用权力，私人在经济生活当中也能够使用权力。比如说，孟加拉国会把某些内陆水域从事渔业的权利授予某些渔民合作社，但在现实当中，几乎没有渔民能够有权力去禁止其他人捕鱼和收取费用。所以他们通常会把渔业的权利出售给富裕的并且与政界联系很多的货币出借人和鱼商。后者往往被称作“水主”，他们使用客户网络来监控水域，并且通过没收别人的捕鱼工具以及更为严重的威胁等超越法律的手段来强制实施他们的权力。这听起来和科斯的预想比较一致：渔业的权利落到了那些认为其价值最高的人的手中。但是这些水主的所有权不是来自于他们相对渔民的更高的生产率，而是来自于他们更高的强制实施产权的能力。
上述的只是两个例子而已，其实，权力在经济生活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可以用来去占有别人的财产或者防止自己的财产被别人占有，当签署的合同不完善的时候可以去强制执行合同，等等。更为常见的例子是企业当中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根据上述的定义，雇主拥有对雇员的权力，因为他可以用解雇来威胁雇员，迫使雇员听从他的指令并维护和增加他的利益。
但是，权力的实施也是需要资源和劳动力的。这种没有被用于生产的劳动力就是警卫性劳动力。
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警卫性劳动的测算
鲍尔斯和贾亚德夫把劳动力分为两类，一类为直接或间接生产我们所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力——亚当•斯密所称的生产性劳动力；另一类被斯密以及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力，它包括警察、私人保安、军事人员以及其他构成社会纪律机构的人。后者是那些为了维护包括权力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以及统治阶级的经济优势而没有被用于生产的劳动力，鲍尔斯和贾亚德夫把它们界定为警卫性劳动力。
为了进行计算，鲍尔斯和贾亚德夫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其中特别关注了社会纪律机构。在该模型中，除了资本物品的所有者和从事培养下一代的工作的人，成年人口的构成包括就业人员（除了后面列出的这些雇员）、监工、失业者、监狱犯人、警卫和军事人员。第一类（受雇工作者）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的努力直接贡献于生产。相反，监工、警卫和军事人员的努力不是直接用于生产，而是用于执行某些任务，这些任务是从交易和对财产权利的单边转移的追求和防止中所产生的。
这些劳动力按照斯密的说法可以被称为非生产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是必需的。比如说如果没有警察和私人保安，个人的财产就有可能被别人无偿占有，没有军事人员，外国人就有可能来无偿占有本国人的财富，而其他构成社会纪律机构的人包括监工、失业者和监狱犯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雇员往往被异化，从而对工作感到厌烦，而监工和失业者一起保证了就业者必须努力工作以保证雇主的利益，如果被雇用者不努力工作，那么他将冒被监工发现从而遭受各种处罚乃至失业的危险。如果没有监工，雇员就不会担心或者至少会更少地担心不努力工作时被发现；如果没有失业者，那就意味着，雇员被解雇以后将很容易再找到一个工作，那么他们就不担心因为被发现没有努力工作而被解雇。在这两种情况下雇主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卡尔•夏皮罗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一篇经典文章的标题中，失业被称为“一种劳动力纪律装置”。另外，如果失业者能够有很好的福利，他们可能也不会担心失业。因此，美国最近20多年的做法是减少失业保障，同时加大惩罚力度，其结果就是监狱犯人的人数急剧上升。到现在，美国的人口只有全球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它的监狱犯人占了全球监狱犯人的四分之一。当然，加大对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是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而不仅仅是经济秩序。而且关在监狱里的人被认为是对那些可能的罪犯的一种威慑。
对大部分种类的警卫性劳动力的测算方法都比较简单，但对监督者（管理人员，以下简称监工）人数的测算就不是了。在测算监工人数时，鲍尔斯和贾亚德夫使用了职业头衔字典（the Dictionary of Occupational Titles，DOT）中的编码，该字典提供了数千种工作的性质的详细信息，区分了那些主要与人（而不是与事物或数据）打交道的工作，并且与别人的关系是监督性的人群。例如，他们发现在1979年，按照这个定义，监工占到整个劳动力的11.7%，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以上的下属，并且他们决定以下事项中的至少一项：任务、使用的工具或程序、他们下属的工作步骤，同时他们还可能对下属的工资、提升、工作终止有批准或导致批准的权力。
在某些经济领域当中，比如说监狱，其全部雇员都可以算作警卫性劳动力。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普通狱警里面的管理人员被归为监工而不是“警卫性产业”的雇员。在理想状态下，那些为私人使用制造枪支、锁、安全系统之类产品的人也应该算作警卫性劳动力，但是由于缺乏数据，没法把他们纳入统计。为了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鲍尔斯和贾亚德夫只计算了几个经济扩张高峰年份的数据。另外，在失业者中，他们还包括了对那些因极度失望从而放弃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的估计。
表1列出了鲍尔斯和贾亚德夫对美国警卫性劳动力的估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如今美国经济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没有被用于生产物品而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运行不得不被“浪费”掉了。而且，自1890年以来，美国劳动力中警卫性劳动力的份额已经翻了两番。有意思的是，国土安全并不是警卫性劳动力增长的理由。尽管近期军事开支增长了，国际安全（指军事人员）对警卫性劳动力份额的贡献却显著下降，只有40年前的三分之一。目前警卫（警察、狱警和私人保安）的数量自1890年以来首次远远超过了直接或间接为五角大楼服务的人数。
从该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警卫性劳动力的构成在1890—2002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监工和军事人员增长最迅速的时期是1890—1948年期间，囚犯和警卫在1948—2002年的增长更为迅速。后一时期见证了军事人员的重大削减，从1966年高峰的5.4%降到2002年的1.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警卫中大约一半（47%）在2002年是由私人部门雇用的，而在1890年时则只有28%。
当然，鲍尔斯和贾亚德夫也承认他们对于美国警卫性劳动力的测算是不完整的。比如说，按照他们的定义无法确定律师、院外游说集团甚至某些经济学家是否应被算作警卫性劳动力。此外，工头监督工人，同时也解决技术和合作上的难题，这显然也是生产性的，但他们基本上被认为是警卫性劳动力；而教师传授给下一代人根本的生产技能，并使他们社会化以便让他们将维护社会制度的各种社会规范内部化，他们的工作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警卫性的，但却没有被统计进去，等等。由于各种限制，他们只考虑了那些主要活动与他们的定义一致的人。但同时，他们还忽略了为了自我保护而从事以下物品生产的劳动力：武器、锁、保安摄像头以及监督装置，比如长途货车上安装的用于监督驾驶员的速度和路线的追踪器等。因此，他们认为他们没有高估警卫性劳动力的数量，相反，肯定有某些类型的可以被称为警卫性劳动力的人员被遗漏了。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估计是保守的，实际情况可能比他们的估计更严重。例如，军工生产部门，我认为也应当算作是非生产性的。
此外，他们还用同样的方法计算了18个发达国家的警卫性劳动的情况（但由于具有可比性的警察和私人保安的数据无法获取，被排除在了统计之外）。表2列出了他们的测算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警卫性劳动力在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差别是很显著的，从瑞士的不到十分之一，到西班牙、美国、英国和希腊的五分之一或更多。
在这个表中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粗略地看，可以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组：社会民主党的国家警卫性劳动力的比重都很低；说英语的国家警卫性劳动力的比重都很高（需要大量监督性劳动）；而南欧国家由于失业率很高因而警卫性劳动力也很多。其次，各国所使用的监督性劳动力比例变化也很大，在意大利和瑞典，分别只占本国劳动力的2.9%和4.4%，而英美两国的这个指标分别高达13.4%和14.9%。再次，各国警卫性劳动力的组成也很不同，特别是两个最大的组成部分（监工和失业者）。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正是这两个组成部分是那种“劳动力纪律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决定了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在警卫性劳动最多的四个国家（西班牙、英国、美国和希腊），单是监工和失业者就占了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一。但英美两国和其他两国又有所不同，它们的失业率只有后者的50%左右，它们的监工则超过后者的50%以上。
三、警卫性劳动与若干社会公平指标之间的关系
鲍尔斯和贾亚德夫还尝试解释美国警卫性劳动力的增长以及警卫性劳动力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产品组合的不同和技术不同造成的，但他们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相反，他们比较强调其他社会公平公正方面的指标与警卫性劳动之间的关系。
相关资料表明，阶级、种族、政治派系之间存在较严重冲突的国家，会在警卫劳动力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与收入不平等高度相关的度量方法）与警卫性劳动力的水平密切关联。警卫性劳动力与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性是0.40。这说明一个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用于维护这个社会经济体制运转方面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就越多，用于直接生产的资源就越少。
同时，他们还发现，政治冲突甚至与警卫劳动力更加高度相关，这是很好理解的，政治冲突越多越激烈，用于制止冲突和维持秩序的资源自然就越多。相反的，政治合理性的指标以及社会和福利支出与警卫性劳动力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这也比较好理解，一个国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越大，它被人们认可的程度也就越高，人们就更容易自觉地遵守相关的规则以维护整个制度的运行，自然也就不需要额外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维护制度的运转。
虽然在文章中鲍尔斯和贾亚德夫并没有认定是收入不均和社会冲突决定了警卫性劳动力的比重，但至少它们和后者之间具有相关关系。而且，他们还发现美国各州之间，劳工部界定的警卫性服务业工作者（警察、私人保安服务之类）的比重与各州收入不平等的程度相关。
四、结论
从鲍尔斯和贾亚德夫的这些研究当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市场中，参与者之间未必都是平等的。在经济生活当中，权力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因此，在考察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经济生活的参与者之间都是平等的，而必须要把权力的因素考虑进去。或者说，我们必须要把交易中谁更具有谈判优势等因素考虑进去。2.在考察市场经济的效率问题时，我们不能只考虑其微观效率，尤其不能迷信新古典经济学在非常严格的并且是很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下推导出来的市场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之说。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而不得不损失掉的资源（劳动力）。
3.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贫富差距不能太小，否则无法激励人们努力工作。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很小时，有能力者因为更加努力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而积极性受挫，能力差者由于没有受到惩罚而缺乏改善能力的动力。因此，这样的社会效率必然低下。但是，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上述的研究当中可以发现，贫富差距越大，用于维护整个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资源可能就会越多，因而经济的整体效率可能会下降。更进一步说，随着贫富差距而来的，可能会是政治冲突。而在平息和防止政治冲突并维持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方面也是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
［朱安东：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孔晏：上海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