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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6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兴起的一场文化运动，其本质是一场以消解和批判为特点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后现代从各个角度揭示现代化自身存在的种种矛盾和缺陷，对现代化采取反省的态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对近代、现代的世界观提出诘难，总体而言，具有如下特征：1）排斥整体性、一体化和普遍性，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2）否定封闭的结构、固定的意义和僵硬的次序，赞同游戏、非完整性、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混沌；3）否定现实主义和再现认识论，以及无中介的客观性和真理，支持视觉主义、反本质主义、诠释学、互文性、摹仿和相对主义；4）强调打破不同学科内部和学科间的界限。
       后现代主义在方法论上表现为德里达的“解构”概念，认识论上则是对本质主义哲学观中语言意义单一性与固定性的否定。①基于“解构”主义方法论的后现代主义对政治、权力与社会意识形态等的学术兴趣，对束缚于语言的线性逻辑规约之下、束缚于本体性研究的传统翻译理论带来巨大冲击。受此影响，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表现出高度的合作性与跨学科性，将研究拓展到翻译行为的外部，开始进行现代翻译研究的第二次转向——文化转向。80年代后期，文化转向的表现主要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发展。②
       一、解构主义翻译观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法国兴起的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它产生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的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解构主义”，又名“后结构主义”。
       翻译理论作为一种开放性的体系，不可避免地受到解构主义的冲击和渗透，翻译理论家们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核心反思传统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从一般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层面，同时也为后继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开创了广泛的研究前景。
       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要求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剖析它的不合理之处，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以及保罗·德曼等人。
       德里达把他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研究，试图打破翻译论概念和形而上学方法。他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关，他的“延异”概念就是为了表明翻译过程中不可捉摸的现象，表明语言学、翻译学中所指与能指、语言与言语等确定不变的关系不能再维持现状；源文（source text）根本不是原文（original），而是对一个意念的详细阐释，因此也是译文，它与译文是平等互补的；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意义，它提供了游戏的空间，延伸了边界，为差异提供了新的道路。因此，重要的不是原文信息和编码而是译文的不同表现形式和相互联系，形式的变化制约着内容的变化，翻译理论的目的就是保护这些差异，而忽视内容（中心）。德里达认为应用“转换”（transformation）来取代“翻译”这个术语，翻译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控制的转换，所以它更能反映翻译的特性，更能体现语言和文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是翻译存在的根据，翻译必须面对差异与反抗。
       德里达认为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重新构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原作生命延续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开始了新的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对每一部作品而言，被翻译的机会越多，其生命力越强大。
       福柯则认为，原作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同时，一切对人们思想行为形成控制力与支配力的东西，如教育思想、文化传统、道德观念、政治制度等都是一种权力，一部作品的形成、解读乃至翻译都是权力话语的操作。在翻译领域，不只是译者，包括读者也很难完全摆脱自身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翻译的选材动因、过程以及思维倾向都与当时的权力话语密切相关。译文与原文的差别不仅在字句上，而且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种不同权力话语的表现，所以在结构主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传统翻译理论所追求的等值、对等、忠实等理想化标准永远无法实现。主体因素的介入，意义得到新生，变得不再确定；权力与话语的结合，使意义变得更为复杂，变得不再纯净。
       解构主义者将自己的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引入翻译理论，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文本本身的界定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决定的；译者是创造的主体，译文语言是新生的语言；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翻译应尽量表现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一篇译文的价值取决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翻译是一种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产物。
       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构主义思潮在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欧美许多翻译理论家将解构主义运用于翻译研究中，美国的根茨勒（Edwin Gentzler）、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以及英国的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等都先后在他们的著作中探讨了解构主义关于译文是原文的“再生”（afterlife）、译者的“显身”（visibility）等问题，从而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解构主义思想启发下，当代西方的许多翻译研究者如赫曼斯（Theo Hermans）、图里 （Gideon Toury）、勒菲弗尔等从全新的视角对翻译进行了研究，以多元的角度来拆解传统翻译。他们放弃了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把翻译研究放到社会、文化等大背景下展开，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建立。由此，翻译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趋势，从原来只有语言学与文艺学的参与，发展到有美学、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史、意识形态等多学科参与的讨论，参与者的队伍也有着明显的学科融合的趋势。西方翻译理论界长期以来占据统治与中心地位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让位给了以多元取向为特征的翻译研究学派（如目的论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解构学派等），“这不能不说是解构主义的结果”③。
       然而，每一种说法不管新旧，总的来说，不同程度都具有片面性，对翻译的探索促使我们有必要去反思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至多是一种怀疑理论，而不是一种翻译理论，它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化的翻译原则、转换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解构主义仅仅抓住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一个方面大做文章，却有意忽略索绪尔强调语言与文化和语言交际的一些关键性论述，同时也忽略了当代语言学其他优秀的成果。”④
       解构主义否定结构，否定意义，否定原文作者的权威，否定文本的独创性等等，其本质是否定性的，破坏性的。解构主义强调语言的不确定性，消解语言的规律性，结果使释义活动变成是一个由一种解读去替代另一种解读的过程，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与理解无法进行，同时也给各种漫无原则的曲解、误译提供了理由，导致翻译活动的混乱。另外，解构主义否定作者的权威性和原文的创造性，等于否定了自己，否定了一切文学创作；抹杀译文与原文的区别，实际上也抹杀了翻译本身，使翻译实践活动、翻译教学活动无法开展，这些无疑是解构主义自身的矛盾性与局限性。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观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异军突起，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最新理论思潮之一。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批评话语，后殖民理论首次将西方对殖民地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及后果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研究中心从文本形式转移到文化政治之上，显示了西方当代理论批评在“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一种新的动向。⑤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深受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它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关心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的过程，认为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权力差异，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翻译难以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翻译选择策略。
       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中，翻译策略的异化还是归化常常与殖民化和去殖民化进程相联系。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认为，翻译是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工具，是霸权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中，翻译策略不仅仅是语言上的或翻译技巧上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带有颠覆性的政治和文化战略。
       1995年韦努蒂在其专著《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总结了17世纪以来的英译作品的最基本特色是采取了“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归化翻译几乎成了翻译外国文本的惟一接受方法。此外，韦努蒂还发现，对译本的选择则尊崇的是欧美本土的美学标准，那些选中的译本还要加入许多适合读者接受的大量解释性的材料，随意对原文进行删减，使译语在内容上归化于目的语（英语）的偏好与规范。因此，他认为归化翻译是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语言上的一种霸权行为，而要反对译入语对原文的这种霸权，就必须反对通顺自然的归化翻译，反对译者在翻译中的隐形身份。
       为此，韦努蒂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异化”（foreignizing）翻译策略，要求译文有翻译腔，译本应保持异国情调，以显示两种文化的差异，使译语读者和译者在阅读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同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基于归化的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而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相异的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其目的是要改变一直以来翻译的屈从和奴性地位，将翻译的作用释放出来，这种释放则是对强势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为认识翻译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它强调的是制约翻译的外部条件以及译本生成后对目标文化的颠覆作用，⑥通过分析来自不同文化的文本和行为，指出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这一发现将翻译活动置于更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进行审视，注重探讨蕴涵于翻译文本之中的权力关系和历史语境，是翻译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进行的一种富有意义的交流，也使翻译研究这门学科获得理论深度和广阔发展前景，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近一二十年里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派学者伊凡·佐哈就从文化的边缘地位与中心地位的关系决定翻译文学的地位的角度提出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巴西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家也从巴西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角度提出“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等等。但是，就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本身而言，尚有诸多方面值得探讨和深思。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虽有一定的规模，具备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指导性，但是这些理论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文化或是具体的领域。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迥然不同，因此各自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也难以具有普适性。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对权力差异、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等因素的过分强调容易使第三世界人们产生对西方文化的敌视，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西方文化强烈的抵制情绪，进而导致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恋情结，阻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有益交流，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阻碍翻译研究的顺利发展，这背离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初衷。
       另外，后殖民翻译理论确实取得了许多很有指导意义的成果，但这些理论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些理论大都旨在通过不同的翻译策略消解和颠覆权威，给译者以极大的自由。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译者会在创造性翻译的“自由度”的掌握上产生偏差，一旦对这种理论的理解过于偏激就容易导致译者的胡译和乱译。
       总之，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一个很复杂的矛盾体系，其中虽然有很多合理的见解，但也不乏局限性。如何去充分认识并克服这些局限性，进而更好地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仍旧是个值得考虑和深思的问题。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
       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女性主义（feminism）与翻译研究走到了一起，文化间性别角色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体现和表达，以及通过翻译将这些表达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就构成了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观，其代表人物有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西蒙（Sherry Simon）、张伯伦（LChamberlain）、斯皮瓦克（BSpivak）、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ere Harwood）等等。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质疑并反叛男性中心论出发，揭示和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阶梯底层的状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和边缘化的过程，以动摇那些维持这种状况的男性权威和父权话语。
       在女性主义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方面，“性别”成为切入两者最佳的结合点，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理论阐发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理论命题进行了质疑和反叛，女性主义的翻译实践也对传统的翻译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源语和译入语的问题，更是两种文化相遇时使用谁的话语，为何种目的和如何阐释的问题。翻译是跨文化、跨语际的“违犯”（transgression）过程，是译者传达、重写并操纵一个文本使它适用于第二语言的公众的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贯穿了种种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张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性别建构和译者主体性，要建构一种女性语言来表达自己独特的内心体验，摆脱男性中心霸权话语所建构的女性固定形象，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操控的工具，可以利用翻译时使用的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来抵制并改变父权话语的支配性结构。因此，翻译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写作实践，介入到文本意义的创造之中。
       女性主义翻译在实践上极力提倡一种译者干预性的（intervention）翻译实践，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女性主义的改造。西蒙和弗洛托在90年代的专著中均提到了女性主义的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潮流，即翻译（女性）身体、文化双关语以及单词游戏；消除男性至上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表征；断言女性主义翻译主体的在场；发掘出消失在父权制中的女性书写。总之，女性主义者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式使翻译成为女性一种强有力的表达，翻译的目的就是使女性在语言中显形，延展女性话语权，它是一种女性主义的重写。
       
       但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非来源于文本内部的翻译问题的讨论，而是源于一种文化研究对翻译现象的关注，它的理论主张与其说是翻译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策略或政治实践，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评判好译文的标准和规则，而是通过译文的生产，在知识的传播、转移中建构女性主体的身份诗学。⑦另外，女性主义所倡导的翻译给人一种矫枉过正的感觉，过分张扬译者的主体意识，如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过分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的“干预”，认为翻译是无穷尽的改写和重写，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甚至歪曲了翻译的概念和本质，容易把翻译实践和研究引向极端，⑧在理论的阐述上也有一些过激性词汇，如剥夺、侵占、劫持等，有形成新的二元对立（女／男）的倾向；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上也有矛盾的地方，这一切都有待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方法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
       四、结束语
       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使我们认识到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而是多层次展开的、各因素动态发展的、各种张力共同作用的语言操作过程。尽管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各派别在立论上不尽相同，但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无不受到德里达关于“解构”的概念和福柯的“权力／话语”说的影响，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在翻译理论的研究问题上彼此渗透，相互借鉴，共同推动并扩大了对方的发展与影响力，也共同造成了翻译理论研究视野的不断开拓与翻译研究理论性的日益深化。■
       注释
       ① 宋以丰、刘超先：《关于后现代主义翻译观的思考》，《外语教学》2006年第3期。
       ② 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
       ③ 吕俊：《翻译研究：走过解构通向交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对翻译学的建构意义》，《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11期。
       ④ 转引自黄必康：《作者何以死去？——论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作者主体性问题》，《外国语》1997年第2期第61页。
       ⑤ 秦楠、范祥涛：《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概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⑥ 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⑦ 耿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述评》，《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⑧ 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
       ［方灿：重庆三峡学院外国语系］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