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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兰·特班（Gran Therbon）在美刊《新左翼评论》2007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探讨了后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激进社会理论，认为当前左翼理论中存在多种立场，但它们都统一于反对资本主义这一大标题之下。文章对近20年来的多种左翼思潮进行了评述，主要内容如下。
       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和社会思潮的中心，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认为：在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核心思想。社会主义是很多国家中群众政党的旗帜，比如巴西、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墨西哥、俄罗斯、南非——除了尼日利亚和美国。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深深地吸引着20世纪最聪明的人：爱因斯坦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为美国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写过创刊的宣言；而毕加索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为“二战”后共产主义者发起的和平运动设计了和平鸽图标。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了顶峰，改变社会的雄心也达到了顶点，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其全部的理论资源，那也是其核心的理论原则。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中的工会运动达到高潮，然后突然消失，尾随其后的是新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打击，很多开始摇摇欲坠或者逐渐走样。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吞没，私有化成为当时社会的必然，并在“华盛顿共识”中得到了表述。刚刚步入21世纪，不仅仅是自由资本主义，帝国和帝国主义也成功回归了。对这种突然的转折及其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生，本文无力在简短的篇幅中作出解释，本文要描述的是新自由主义“灾难”后的左翼社会理论图景。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这些理论变化背后的框架。
       一、现代性转折
       无论分析家赞成、接受或者批评、拒绝，社会理论都立足于它所要理论化的社会世界，研究当前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了解社会所施展出的力量，对它进行的批评如果不是绝对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一个可能不同的世界的期望。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替代性力量开始衰落。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在大多数国家加深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统治者的残酷无情反复地被证实，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即将内爆。资本的新浪潮伴随着的不是越来越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也不是传统生产方式开始转变成另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至少这些是肉眼无法看到的。相反，工会运动越来越弱，刚萌芽的替代性的制度也土崩瓦解了，或者可以说完全被边缘化了。无论从哪方面讲，20世纪最后20年，左翼在政治上的失败和社会上的垮台在全球都是一致的。
       然而任何分析评论都应该考虑时间因素。当代大多数理论家可以说都是在充满希望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现有的理论大体上还记载着他们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变化的反应；同一时期，左翼的新阶层在世界社会论坛上出现，恰帕斯、玻利维亚以及更多地方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得到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新穆斯林主义还未被确定为一种社会政治形式。
       理论视野在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的结构性转变和中左翼的错误政策，伴随着很高的失业率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新自由主义的复辟铺平了道路。新的经济学说带来了防不胜防、充满挑衅的挑战，那些预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战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解体了。
       在拉丁美洲，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希望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破灭了。21世纪初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左翼的复兴几乎与经典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大多数的拉美左翼运动更多地得益于激进的天主教传统，比如巴西更多地得益于拉美民粹主义传统，阿根廷和委内瑞拉得益于当地的民众动员，在玻利维亚，当然莫拉莱斯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地是由先前的左翼煤矿工人工会的干部们组织建立起来的。尽管如此，在每一种情况中，尤其是在玻利维亚，总是存在一定的左翼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
       世界还没有完全成为自由主义的避风港。新的激进势力不断出现：拉美国家的平民主义运动、第一世界国家中的移民运动、整个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最引人注意并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有可能是社会伊斯兰主义的到来，这就和一个世纪前欧洲社会天主教从荷兰传入澳大利亚一样。但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旧地图已经失效了。左翼需要寻找新的方向，这需要更多时间。
       后现代性的挑战
       左翼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需要立足于现代性更宽广的文化框架，正是在此框架内这些理论首次得到了阐述，并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衰落的同时我们也见证了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否定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会成为一种强大的挑战呢？美学上的吸引力是很容易理解的，首先是现代主义者追求创新的另一种表现，受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它以一种对抗的方式受前辈的影响。但这不会让我们忽视后现代主义在理论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
       这些变化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形成了新的审美基调。这些发展为进行新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比如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但是将这种文化分析与社会经济变化联系起来的理论努力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杰姆逊的论述是以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晚期资本主义是对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经济的分析，重点是国家对资本的调节及其难以逾越的局限。这些讨论预先排除了1975年后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讨论，也忽略了右翼新自由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兴起，尽管杰姆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后现代主义仍然局限于左翼范围，演变成文化政治上对现代性和现代的攻击。除了建筑和艺术方面的听众外，后现代主义主要针对左翼和泛左翼运动，包括女权运动，但很少注意同时兴起的以新自由主义和自信的资本主义形式崛起的右翼现代主义。
       相反，后现代主义以20世纪60、70年代后出现的道德崩溃和左翼阵营的不确定性为资源。它对理性和合理性的批评经常出现在电视上，这给文化研究提供了实际支持。后现代主义思想还有两大支柱。一是去工业化导致的社会重组，这是一次划时代的社会变化。另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石油危机的加深引起的生态学关注引发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总之，大众性的意象、去工业化和生态学潮流为泛左翼重新寻找方向的后现代话语提供了社会回应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后现代主义攻击的对象——现代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了。
       显然，对现代性和现代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界定。现代性是现代人的文化要求，它背对着历史——陈旧的、传统的、过往的事物——将未来看作是可到达的新的地平线，现代的男人、女人、社会和文明有一个方向：“前进”。与其试图把现代性这个概念翻译成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政治的，或者把它翻译成特定的理性概念或者主体，对于简单的哲学目标来说，应该把它视为一种时间方面的能指。
       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现代性也要求我们区分通向它的不同路径、过程及其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分辨出四条通向和穿越现代性的道路：欧洲的内战和内部冲突：通往新世界的殖民的道路；创伤性的殖民征服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道路；从以上得来的以日本为先导的“回应性的现代化”道路。最后，现代性的时间概念也是理解后现代性的一个方法，因为，后者已经开始质疑或者不再相信现代的未来叙述。“前进”和“后退”、进步和反动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及其理论非常现代化，现代这一术语一次又一次地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出现，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揭露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法则。无论如何，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现代性的辩证思想，认为现代性本身具有的矛盾是内在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迎来了阵阵喝彩，同时也因其剥削性和异化而受到攻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对现代性的辩证认识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它确认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甚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则自身的进步性，同时不仅公开抨击它们，还有组织地反抗它们。在宽泛的文化历史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帝国现代性的对立面。
       与在个体化、理性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线性的自由主义方案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解放的——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剥削的形式，也是进步的形式。按照马克思所说，现代性的矛盾是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运动、反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以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对错，它们都被视为一个不同的未来和现代化的解放事业的载体。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种对未来的信念从根本上被粉碎了。
       后现代主义抨击了所有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却往往忽视了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观。但其所有的社会政治进程，所有意识形态空间的征服都是反对左翼现代主义的。同时右翼现代主义几乎击败了所有的保守派对手，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右翼的高级的现代主义，它几乎没有被后现代主义的论述削弱过。现代性作为一种知识立场仍然没有被抛弃，来自“第三条道路”和传统极左翼的理论家仍然在为它辩护。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在文化社会思想中导致了裂缝，它本身就是那个政治经济时代的症候，至今没有消除。
       生态学和女权主义对现代主义增长、发展和进步观的批判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流，被整合进启蒙的自由主义潮流中。在2004年孟买的世界社会论坛上，主席台上的横幅写着：“我们不要发展，只要生存。”
       但是，在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现代性的殖民特征是很明显的。在这个国家独立后的漫长历史中，种族政策和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使本土大多数人走出了贫穷。玻利维亚当今选举的政坛领袖，总统莫拉莱斯和副总统加西亚，既不是传统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在知识上和政治上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试图开辟通往现代性的不同道路，在安第斯山脉开辟出一条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新道路。
       总之，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在20世纪末已朝着不同方向发展：右倾、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政治上对新的现代性的探索。后现代主义和右翼新现代主义向左翼社会思想发起的挑战以极其不同的方式相遇了。首先我将探讨中左翼学者响应的新主题，然后尝试确定他们在理论政治立场上的一些转变。
       二、左翼的回应模式
       欧洲的神学转折
       在过去的十年，左翼社会哲学最令人吃惊的理论发展就是出现了新神学的转折。大体上来讲，这并非意味着对宗教信仰的拥抱，尽管一些从前的左翼知识分子逐渐承认种族宗教的犹太主义，并且总是存理论视野在一种超越信仰的跟宗教或宗教人物相关的人际关系——就像雷吉斯·德布雷所写：“三样东西充实着我的生命（作为一个思想家）：战争、艺术和宗教。”然而，神学的转折已经在学者对宗教的兴趣中，以及宗教事例在哲学和政治论争的应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最主要的著作要数德布雷，他用他的文学天才对犹太基督教叙事的结构、宗教的“悼念、取代和组织过程”，以及世界上重燃的宗教之火进行了独创的学术研究。
       阿兰·巴迪乌，曾经的毛主义者，现在活跃的极左武装分子和哲学家，也提到与圣保罗的古老、诗意和个人的关系，在“探索一种继列宁之后的新的军事主义形象”时，他转向了圣保罗。巴迪乌的推崇者推测他在给格雷提亚斯的信里提出了“普世主义的基础”：“从来没有犹太教和希腊神，从来没有奴隶和自由，从来没有男女之分。”齐泽克把圣保罗和列宁放在以下几种对立中：耶稣基督／圣保罗，马克思／列宁和弗洛伊德／拉康。但他在《论信仰》（2001）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无条件的信仰的真正伦理价值——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在于毫不妥协。所以，列宁和激进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冷酷无情在人们看来是可钦佩的。同时，在《帝国》一书中，哈特和内格里把圣徒弗朗西斯的温和的宗教故事看成是“未来共产主义者的军事生活”的榜样。
       更有甚者的是哈贝马斯，他承认他的语言和交往行为概念从“基督教遗产中汲取了营养”。
       当苏联轰然倒下时，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忠实崇拜者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开始沉下心来读奥古斯丁原版古希腊语的《上帝之城》，那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对古罗马的败落的反思。哈特和内格里在著作中也提到了这本书。对宗教和宗教故事（主要是基督教）的普遍痴迷也许可以作为一种广泛文化心理的暗示，对此而言，后现代主义看起来就是个好标志。由于替代性的未来的消失或变得迷茫，根基、经历和背景变得重要起来。欧洲古典教育，非世俗环境中的成熟和无需信仰的成年，都使基督教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历史经验。
       美国的未来主义
       在美国，有更多的人有宗教信仰，然而并没有出现左翼神学的转折。那里基督教一直以来基本上是由右翼控制的，尽管美国黑人左翼仍然有强大的政治上的布道者，像杰西·杰克逊、神学知识分子如科内尔·维斯特。当欧洲的左翼分子视基督教为过去的偶像时，他们的美国同志们还在继续凝视未来——而短期内的前景对这些北美左翼来说并不乐观。至今，在一些最优秀的大脑中，对未来的期望已经从后现代主义者的打击和共产主义的崩溃中获得了重生，他们宣称自己是新未来主义。
       在上一个十年，各类美国激进思想家将他们的批判的智慧和创新的潜能投入到乌托邦空想中。杰姆逊是引人注目的美国特色的乌托邦主义的倡导者。但他拥护的只是乌托邦主义的一方面，即乌托邦“欲望”、毁灭未来及其相应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而在社会学领域，艾里克·奥林·赖特于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真实的乌托邦工程”，旨在建立具有激进社会工程模式和形式化的规范经济的大规模集体企业。到目前为止，“真实的乌托邦工程”已出版五部作品，而赖特自己正执笔作一个极具战略性的总结，提议应当视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视作一种超越了国家及经济的社会赋权过程，该书将以《眺望乌托邦》为题出版。
       这一工程尽管涉及范围广大，并勇于和时代潮流对抗，但看起来仍有些不伦不类，尤其是对西北欧人来说。它的经济部门是典型的乌托邦式的，表现在抽象地呼吁一个好的社会，却总是避免考虑如何进行现实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乌托邦主义者可能在改造目标上太过胆怯。因此，约翰·罗默向人们展示了名为证券社会主义的巧妙方案：在这种市场型社会里，财产权被授予持有证券的成年公民。同时罗默也发现北欧现行的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的做法太过激进，不应借鉴：“我怀疑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多元化的社会能够像北欧一样投票决定通过税收重新分配收入。”在另一本书中，一位致力于基本收入计划和为所有年轻成人拨款的美国人从与瑞士的比较中发现：“在福利事业发展成熟的国家，福利应当高于基本收入，即应满足某些具体的人类需求”。同样作为乌托邦主义，该项目在政治方面更具创新性，因为它理论上展示并讨论了四个现实存在的地区参与式民主的实验例子，涉及从芝加哥到西孟加拉的广大地区。
       现居纽约的地理学家、城市历史学家大卫·哈维也大胆尝试，在他的《希望空间》一书中提出了“辩证乌托邦”的概念。它试图超越19世纪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和乌托邦构想之间的鸿沟，它也许并不能使每个人信服。他认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可能陷入紊乱，意识形态承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一致或由市场的外部化造成的困境，这些都不构成马克思所谓的结构上的矛盾。然而，理论正确在这里只是个小问题。仍在教授马克思《资本论》的哈维，展示了一些颇为有趣的乌托邦原则。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曾于最不景气时期发表过一部关于乌托邦幻想和“超前意识”的辉煌巨著，即恩斯特·布洛赫的三卷本《希望的原则》，此书后来于1954年在德国出版。然而在当今形式下，这种书在大西洋东岸已不再受欢迎了。
       
       20世纪90年代，当大多数讨论社会转型的人在思考东欧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时，从纽约的宾厄姆顿传来这样的声音：世界事实上正在经历从资本主义向其他制度的转型，该制度的特征至今还不明确。“我们生活在一种从现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世界体系向另一种世界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沃勒斯坦在《乌托邦主义》中宣称：“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清醒地、理智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人类社会制度，探讨其不足，并寻找向人类的创造性开放的空间。”
       同在宾厄姆顿的乔万尼·阿瑞吉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并得出了一系列类似甚至更为戏剧性的结论。从对世界体系历史的了解出发，阿瑞吉看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积累体系可能带来的后果。首先，老的中心通过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终结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其次，一种新型防御机制正在兴起，只是欠缺必要的组建国家和发动战争的能力，基于这一点，资本主义将逐渐衰退；第三，资本主义历史将通过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而消耗怠尽。按照这种观点，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其经济政治霸权。当今世界霸主美国自1970年以来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退。跟过去一样，当前资本主义的金融扩张是现实世界体系霸权深层危机的表现和手段。由于国家改良主义的合法性的丧失，资本主义正面临两方面的威胁：一，通过长期以来工人力量的加强（通过全球乡村的破坏和无产阶级化）；二，通过国家的削弱及国家保护资本、调节社会的能力的削弱。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长期以来，历史上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造成的政治压力，都能够被资本家通过民主化或其他渠道有效地加以控制，其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是把特定部门向世界其他区域转移，那些区域的平均工资一般比较低。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500年后，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可去了。沃勒斯坦对1913年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解释。“资本主义需要一些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作为其发展的背景，但资本主义进程是以毁灭它赖以生存的东西为代价的。卢森堡则把非资本主义地区看作是资本主义必要的出口市场和廉价食品的供应者。”
       所有这类理论即使在左翼阵营也没有受到广泛关注，尽管知识界对这些理论家保持着尊敬。其中最切实际的观点是关于美国在其顶峰过后的衰落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性的危机。阿瑞吉后来的模式已丧失了启示性的色彩，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一种后美国霸权变得越来越真实。尽管仍有人对资本主义强权历史接力赛存在遐想，乔万尼·阿瑞吉和贝弗利·西尔维在论霸权转移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混乱和治理》中总结了一系列有关新的转变可能性的假设，但并未对资本主义终结作任何预测。沃勒斯坦始终坚持他的长时段过渡视角，但是他的研究重心已经集中到将来20年的全球地缘政治学上，而不是集中在体系的终结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的新作《能否超越美国霸权？》，在全球左翼地缘战略框架内作出了冷静分析。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最后一步是由后期的贡德·弗兰克跨出的，他说：“最好忘记资本主义，并带着疑问来看待世界历史的现实”。
       阶级概念的被取代
       阶级，曾经是左翼话语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最近几年已经被取代了；从某种讽刺意义上来说，是因为左翼在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中被击败了，但同时也是因为后工业人口的发展将其从先前的理论或地理中心驱逐出去了。阶级依然存在，但却没有一个安全的处所。它的社会面貌已模糊不清，沦为纯政治探讨中的术语，例如在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中，这本书可以说是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巨大贡献。拉克劳以“仅仅是教条的延续”为由批评了齐泽克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的运用。“对抗”成为了新的核心概念。
       拉克劳的政治哲学在其2005年的《论民粹主义理性》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后者结合了他对庇隆主义和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兴趣、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及其对拉康的兴趣。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无论是借助人民还是阶级概念，他都没有能为社会动员的现实过程提供任何分析，也不能解释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它仅仅只能依靠自己挑选的例子来解释整个世界。另外，拉克劳的著作中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费点劲去阅读。尽管民族和其他社会力量不能被随意地建构，但是有必要谨记在心的是：正如拉克劳所指出的那样，它们包括阶级都是由话语动员起来的。这种动员的成功与否也是难以预料的，由抵抗或叛乱导致的社会变迁包含了无法消除的政治因素，无论是在运动的组织还是领导权方面。对那些被排斥在外、被剥削或被压迫的人进行的民众动员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法西斯主义。
       曾为阿尔都塞明星弟子的艾蒂安·巴里巴尔离马克思主义传统则更近一些。1987年他在《从阶级斗争到非阶级的斗争？》一文中，尽管强调了更广泛的“对抗的普遍性”，却并没有以清晰的后马克思主义方式回答自己的问题。巴里巴尔也总结道：“阶级斗争能够也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决定性的结构，它覆盖了所有的而非单一的社会实践。”
       近来非阶级的斗争哲学与没有斗争的阶级社会学是一致的。阶级作为代际流动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约翰·戈登索普的解析方法和实证主义研究，然而这一研究却成为技术上先进但在知识界受到孤立的分支学科。作为分配的范畴，阶级仍然在社会学中保留一席之地。标准的美国社会学课程在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不公方面总会提及“阶级、性别和种族”这几个范畴。美国主要的一份公共医疗杂志《国际健康服务》一直对医疗和死亡率中所包含的阶级问题予以系统的关注。
       20世纪60和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描绘了许多国家的阶级状况地图，然而目前还没有与之相符的全球性阶级分析，而这些早期的描述也许将受到严重的挑战。以种族和国家框架对阶级概念进行重新表述是一个理论上的进步，在列宁和奥托·鲍威尔后，这一研究曾被中止，但是现在强调的重点已经非常不同了。阶级和阶级解放，相对于“当代种族主义”已不再是中心议题。在一个非常深刻的概念分析里，巴里巴尔展示了在《资本论》中无产阶级奇特的落后地位，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挑战。他的当代社会分析更多地集中于国家、边界、公民权力和欧洲这样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者的抨击在很大程度上终止了带有阶级特性的女权主义表述。典型的是，最近的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不再提及阶级。
       欧洲是阶级理论和明确的阶级动员与政治活动的发源地，其工人阶级运动成了世界其他各地的楷模。欧洲仍然有声称代表工人阶级的重要政党，工会仍然是欧洲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然而，阶级在北美则更为成功。埃里克·奥林·赖特的著作在理论化的社会学领域中对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正当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阶级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呢？赖特区分了通常会以“阶级”部分地作为其答案的六类问题。
       1分配场所：在不平等的分配中，人们是如何客观分布的？
       2主观上的显著群体：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人们如何在一个不平等的结构里主观地设定自己和他人的位置？
       3生活机遇：什么解释了生活机遇和物质生活条件上的不平等？
       4对抗冲突：何种社会分歧系统地导致了公开的冲突？
       5历史变化：我们如何界定和解释在不公正的社会组织中的历史变迁？
       6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转变以消除压迫和剥削？
       赖特认为他的著作主要回答的是最后一个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是以一种相当间接的方式提出来的。例如，它既非“什么样的社会进程与消除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有关”这一问题，对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阶级斗争；也非“什么是维持、改变和结束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力量”这一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分别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
       
       最近关于阶级斗争的著作较多地来自北美，突出的是贝弗利·西尔维的理论创新著作《劳动力》，或2002年《社会主义纪录》中的全球工人阶级概览。对世界范围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未来而言，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在中国、印度和其他幅员辽阔的亚洲国家中，城市劳动力新团体如何将变得强大而有力。
       从国家中撤退
       20世纪60和70年代，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客体。国家当前更加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也许已经使自己从知识分子好奇的视野中转移了，人们对它的大部分兴趣已经消失。这种从国家中的撤退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
       首先，我们能够发现从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阶级统治模式到全球性网络分析的转移。它们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民族国家或至少它的主权的重要性已经减弱，人们的政治兴趣已经转向全球化和帝国的全球性网络。就其远离了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而言，这一转变是合理的。然而，鲁莽地声称国家主权的丧失，这至今没有得到经验上的任何证实。用比数十年更长的时段来衡量，这一问题或许会受到更严重的质疑。在一百年前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什么是国家主权？在新成立的巴尔干诸国，国家主权又是怎样的？一百年前，在旅行和移民时，国家之间的边界难道不比今天更加容易渗透吗？在美国的地位和能力被认真研究前，我们并不能正确地理解当前的世界形势。也许对当代国家的全球性分析要比集中关注无国界的全球社会更有成效？这里我们并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注意到主流理论重心的转变并不能正确地回答甚至提出这些问题。
       另一个从国家中撤退的做法是转向市民社会，把它当成反对集权主义统治的基础，或者以更加乌托邦的观点来看，把它看成是建构新社会的最佳场所。关于市民社会区别于国家的古老观点可追溯至黑格尔。如今，这一观点由反共产主义的持异议者，在东欧共产主义解体的最后几年里又复活了。很快，它获得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世界性的认同，并成为许多不同的运动和争取公民自治运动的资源。在东欧，市民社会的论述也起着把关于政治经济学和修复资本主义的任何严肃讨论排除在外的作用，直至后者已经完成。这一概念仍然停留在理想主义的范畴，并没有对社会活动、社会联系和集体冲突的不同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第三种从国家理论中撤出的方式是转向政治哲学更加抽象的层次。政治的自治性或特殊性及其与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些重要思想家思考的对象。这里再次提到的重要著作是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该书老练地处理了关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经典政治哲学问题以及具有特殊利益的霸权斗争取代阶级斗争的问题。从哲学灵感完全不同的源头出发，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行为的宏大理论提供了普遍主义的对话政治的标准进程。
       路易·阿尔都塞以前的弟子们已经对激进的政治哲学作出了独特的新贡献。巴里巴尔提出不仅要有技巧地阅读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政治哲学文本（如斯宾诺莎、卢梭、洛克、费希特的著作），而且也要阅读关于暴力对抗的政治理论文本。除了解放和改造的传统左翼政治外，巴里巴尔还提出了“礼仪”政治，用来控制“身份认同冲突”。这里的暴力在形式上更加清晰可见，但其意义却更加模糊，而不是像萨特和法侬所讨论的是情感宣泄的方式。
       尽管齐泽克反资本主义的立场非常明确，他的哲学学识也引人注目，然而他的政治哲学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立场而非是理性的推论。作为一个多产作家和难以应付的辩论家，并且似乎能永不疲倦地提供对电影和其他当代文化的洞察，齐泽克已成为当代激进的反偶像主义的标志性人物。他的铁托时代的斯洛文尼亚背景，以及作为一个前共产主义者转向反共产主义的持异议者，给他同时提供了经典的左翼政治家和毫无瑕疵、令人尊敬的自由主义者的双重资格。这两者的综合使得齐泽克成为近年来受到西方推崇的惟一一位列宁主义者。就像今日大多数激进哲学家一样，齐泽克的反资本主义设想是非常模糊的。这引发了他和拉克劳之间的交恶，双方都谴责对方的政治设想毫无意义。更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政治立场中公认的矛盾性。他在保持对列宁的推崇的同时，似乎同样地赞赏“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就像吉普林崇拜英帝国的保皇党一样，一点都不害怕“必要的肮脏工作”。
       性别特征的回归
       知识界对性别特征的重新强调来自美国的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她声称“性本身是性别化的分类”，这一主张也源自法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论争。从政治上说，性的既定性已受到同性恋行为的强有力挑战。后者在“酷儿理论”的旗帜下，已在英美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女权主义论述中涌现出的文学—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打破了以前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标题下女权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之间的大部分联系。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倾向的女权主义者对后现代女权主义感到震惊。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今天女权主义在欧美世界要比左翼地位更加突出。
       性别特征的回归也是专注于心理分析的当前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特点。齐泽克接受的是拉康主义的教育；拉克劳最近关于民粹主义的著作对拉康的小他者和其他话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巴里巴尔也以谨慎、有选择性的方式追随阿尔都塞对弗洛伊德和拉康进行了研究。
       对网络的尊崇
       最近，网络取代了社会学理论中结构或组织的概念。电子革命和因特网激发了人们对网络产生更多的兴趣。
       网络比群体和组织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网络重点关注个体行为者和他们的资源，而不是构成的集体；网络成为市场、政府机构、运动和阶级的联系途径。因此，网络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联系方式，它将复杂、松散连接的社会系统连结在一起。网络在当代社会理论和分析中成为瞩目的焦点，这不仅是源自知识界的发现，而且也应被看成是变化着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利斯从新的管理观念和信息技术出发提出了“网络社会”概念。从那以后，“网络社会”在哈特和内格里的新马克思主义著作《帝国》（2000）和《大众》（2004）中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概念，全球主权和它的对立面都被呈现为网络权力。另一方面，尽管“网络”对于近来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非常重要，但其本身却并没有任何政治倾向，它也不附属于任何分析性的批评。
       政治经济学
       欧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总是远离政治经济学，毫不奇怪的是，这种做法在过去几十年里进一步扩大了。相反，英美的激进主义，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总是有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强烈趋势。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在英美仍然富有成效。近年来，它的主要成就更多地来自学科融合。
       作为打破常规的异端，世界体系分析已成为批评性社会分析中的关键力量。由沃勒斯坦和其他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当前由阿瑞吉在新方向加以拓展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不仅给外部的研究者带来了激励，而且也经常在学派内部产生不一致。世界体系分析方法尽管由社会学家首先开拓，但当其对全球权力关系的关注添加了关键的政治尺度后，经济的和历史的分析就成为主导性的了。直至今日，它已证明自己是比当前其他的全球化理论更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出于对自我在历史中的局限的敏锐感觉，沃勒斯坦已经警告他的追随者和合作者，该理论即将消亡。这一假设的基础正是该理论成功的程度和对它作为全球化分析得到的认同。
       罗伯特·布伦纳的名声大噪一开始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阐述，以致酿成了“布伦纳辩论”。现在，他已经写出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学史——《全球动荡的经济学》（2006）一书。他认为这里的经济发展动力是过剩的趋势和利润率的下降。安得鲁·格林提供了近来资本主义发展和它对人类福利影响的简明且极具可读性的概要。布伦纳预见了持续的动荡；而格林则看到了富裕国家中工人衰颓的前景，他质疑进一步的增长、乌托邦选择以及“基本收入”的意义。
       在圣达菲，最近一项极有雄心的计划旨在通过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融为一体以产生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它的主要成果是《全球化和平均主义的再分配》一书。
       经济学和哲学的主要结合者也许是阿玛蒂亚·森，在分析哲学和分析经济学之间有许多共通点。约翰·罗默由数学经济学向激进经济伦理学的转变——从《剥削和阶级的普遍理论》（1982）到《公平分配理论》（1996），是一个有趣的转变，并且从左翼的观点看，这一转变仍然值得尊敬。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皮埃尔·布迪厄最后的重要著作之一——《经济的社会结构》中被融合在一起。该著作对法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经验主义研究和综合性的理论批评中运用了他的一些关键性的概念，如惯习和场域等。
       政治经济学还包括所谓的“制度经济学”，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通常又中间偏左。它的许多现代经典作品现在都被新自由主义作品淹没了。但是在这个神殿下面仍然还有一个批判制度经济学的支流充满活力。在其主要活动地点的英国和法国，它主要表现在经济学领域，但也从社会学的研究中获益。在法国，其主要流派是“调节理论”，核心代表人物是米歇尔·阿格列塔、罗伯特·博伊尔和安东尼·雷贝里奥克斯。（未完待续）■
       ［肖辉：南京财经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 飞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