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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正良　罗　维　译
       美刊《幸存》2006年第48卷第2期刊登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贝茨·吉尔与人合写的题为《中国软实力资源及其局限》的文章。该文从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三方面说明了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正在逐步增强，但是认为，这些软实力资源不会自动转化成中国所期待的成果。有三个主要因素制约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利用其软实力：软实力资源的不均衡性、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受质疑以及外交政策的不协调性。文章内容如下。
       软实力这个概念出现在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克劳斯·诺（Klaus Knorr）和雷伊·克莱因（Ray Cline）的著作中。最近几年来，约瑟夫·奈（Joseph Nye）概括了其定义。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具有指示性、吸引性和模仿性的力量，主要起源于无形资源，如国家凝聚力、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国际组织机构的影响力。他指出这是一种“能让你通过魅力而非强制或惩罚而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能力”。有关中国在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策略三个领域的软实力资源的调查显示，虽然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正逐渐增强，但它在将这些资源转化为预期的外交政策时受到了严重的约束。
       一、软实力资源
       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正如前新加坡高级官员李宽冶（Lee Kuan Yew）所说：“只有当其他国家羡慕并期盼能效法该国文明时，该国才具有了软实力。”在加强文明的影响力方面，中国具有一定的独特优势。唐朝见证了中国文明传播于周边邻国的过程，包括韩国、日本和越南。15世纪，郑和下西洋则证明了中国古老文明的力量，同时，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了重要的关系。中国作为亚洲传统的轴心国的地位为自身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丰富的软实力储备。
       改革开放后，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提高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领导人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又名中国的“托福”考试，其考生数量每年都有40％至50％的增长幅度，相当于美国托福考试头十年的增长率。中国在意识到语言在文化魅力方面日益突出的重要性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汉语学习热。中国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每年将2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用于促进语言学习的网络平台中，目的在于，至2010年，使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人数能翻四番，达到1亿人。
       截至2005年底，中国教育部已在23个国家建立了32个孔子学院，为那些国家提供汉语文化资源。和英国文化协会、歌德学院、法语和文化学会一样，孔子学院的新型网络平台具有政治色彩：在世界上树立起一个更友好、更温和的中国形象。此外，该学院也力争推动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弱化台湾的国际化影响。外籍学生在华入学率也急剧增长。在十年内，在华入学的外籍学生总人数（不包括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的学生）增长了三倍，达到110844人。75％以上的学生来自亚洲，其中韩国和日本学生一直占大多数。而且，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东南亚。该地区居住着大部分华侨，拥有百年汉语教学历史。例如，在过去的六年里，越南学生人数的增长幅度达到六倍之多。虽然大部分外籍学生受中国繁荣的经济的吸引而涌入中国，但是在华入学的外籍学生的急剧增长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在整个亚洲所扮演的文化磁场的角色。根据教育部门的数据，超过四分之三的外籍学生是来华学习关于一般文化问题的相关学术理论（如汉语语言、艺术、历史、哲学和中医）的。
       如果现在就认定这种学术培训将对外籍精英的下一代的发展产生影响，那么也未免为时过早，但是他们的在华经历将很有可能使他们对中国的世界观和利益持开阔的视角。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有30名前在华外籍学生现今在自己国家里担任部长级别的职位。有10多名已是驻华大使，30多名是驻华使馆职员。而且，还有120多名学生已是自己国家大学里的资深教授。那些跨入职场的官员会更加理解中国的利益。
       正当中国提升自身语言文化的影响力时，美国似乎面临着一些挑战。在2003至2004学年里，在美外籍学生的入学率跌落了24％，是30年来第一次出现下滑现象。2003年，2563名印尼学生拿到在华学习的签证，比去年增长51％。相比而言，在美国，同年只有1353名印尼学生在美学习，与2000年拿到签证的6250名学生相比，形成了极大的落差。此下跌现象可归因于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规定的苛刻的签证条件，还与美国由于该事件而突然不受欢迎等因素有关。
       不同于日本的内倾性文化，中国从根本上视自身文化为世界性文化。引用胡锦涛主席的话，“中国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人，而且更属于整个世界……我们时刻准备着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为促进文化繁荣而共同努力”。中国除了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普通话，还支持了许多国家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如法国和美国。
       国内价值观与政策
       中国的软实力也依赖于它如何在国内实现其价值与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逐步摆脱低效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采用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在25年内，这一步伐已使中国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魔术般地给中国带来了繁荣与富裕。收入的迅速增加使出国旅游在中国流行起来。2003年，出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达到2022万，首次多于来自日本的游客，而先前日本拥有全亚洲最多的出国游的游客。新增的这些游客展现出更富裕、更自信、更积极向上的中国人的形象。
       逐渐强大的中国对于众多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榜样。前新闻记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称中国经济的奇迹给第三世界走向成功带来了秘诀——“北京共识”。根据雷默的观点，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恰好相反：北京共识不相信相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能适用于所有情境中，也不支持“大跃进”。而且，他强调发展是建立在该国自身独特的特征之上的，要以无限的意志力投入到革新与试验中。
       虽然现在还没有系统的标准来评定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北京也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这一术语，但是，非常明确，中国惊人的进步使人们进一步考虑了发展经济主义与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的关系。通过比较中国与俄罗斯的改革经历，颇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得出结论，“有时，一党专政的政府也会孕育自由”。
       这种以领导人为中心的领导模式似乎正在影响着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正沿袭着中国式道路，在限制民主政体的同时，更强调经济体制运作应井然有序。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效仿中国，而不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鉴经济新理念。
       中国研究在南亚，这种中国模式也引起了各国的兴趣。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指出，印度应该向中国看齐，因为中国是经济增长与全球贸易的典范。拉丁美洲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模式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据报道，左派领导人，巴西总统卢拉派遣研究小组到北京学习中国的经验。在非洲，独裁领导人试图通过控制市场机制以削减贫穷。在中东，伊朗保守派领袖拥护中国模式。的确，正因为中国模式在伊朗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力，前总统拉夫桑贾尼（Akbar HashemiRafsanjani）在2005年总统竞选时甚至将此作为竞选演说的主题之一。
       韩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经济的成功，自2002年来，已谨慎采取了某些特定的改革措施，将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因子注入其计划经济体制中。但至今，“北京共识”最忠实的效仿者是中国南边的两个邻国：老挝和越南。然而，老挝更倾向于中国模式中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制，而越南则在采取了中国式经济改革后，坚持认为稳定优先于政治改革。英国一名著名的外交政策专家将北京政府制定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能力视为“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思想威胁”。
       
       外交政策
       当外交政策被视为合法的并拥有道德权威时，当外交政策提升了控制议程的能力时，外交政策就有助于建构软实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试图向第三世界国家传播革命的思想，此时外交政策的制定常常具有争议性。
       这种外交激进主义被毛泽东以后的领导人所否定，取而代之的是更少对抗，更多圆融、灵活，更多信心，有时是对地区和全球事务更有建设性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重点在于寻求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使得北京中央政府能关注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使邻国相信中国将注重本身的发展，将促进建立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依据中国官方的声明，这种新的外交政策支持被广为接受的社会规范，包括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和平解决争端，建立互惠互利的经济联系，对付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如恐怖主义、贸易犯罪以及有效的裁军和武器控制。
       这种“睦邻友好”政策的一个最有趣的结果是北京中央政府愿意与几乎所有的邻国解决或缓和长期的领土争端。傅泰林对这个问题的广泛性研究证实，中国频繁采用合作的方法来处理领土争端，显示了一种比任何措施更为简单的问题处理模式。在23个与其他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已经解决了17个，包括与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的争端。要指出的是在处理这些领土问题时，中国作出了实质上的妥协，通常只收回有争端的领土面积的50％。同时在与其他邻国如越南和印度处理领土争端问题时，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在与东南亚处理岛屿和南海暗礁归属问题时，中国赞同发表以解决各申请国领土分歧为目的的声明。在不承诺放弃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成功地与越南和菲律宾签署了联合勘探海洋石油的项目工程协议。
       另一个有趣的趋势是，中国加快了加入国际机构和组织的步伐，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机构组织的成员。自从1994年以来中国就抛弃了原先不愿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增加了在多边地区的活动。认识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存在经济竞争，朱镕基总理提出了建立中国—东南亚自由贸易区，这也成了中国现在在东南亚的新外交政策的基石。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签署此类地区性互不侵犯协议。同时中国也成为了地区安全对话的积极参与者，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AFR）。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表现得更加积极。到2005年8月中国已经派遣了4000名士兵和警察参加了联合国的14次维和行动。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在联合国旗帜下派遣了比其他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更多的维和人员参与维和。而且也超出了任何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所派出的维和人员。200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第十五大对维和有巨大贡献的国家。
       1996年，中国在推动上海五国机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后来上海五国机制发展成为了上海合作组织——一个多国机构实体，关注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共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北京推动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论坛内建立地区外交部长对话。在东亚首脑会议创立的过程中，中国扮演了幕后支持者的角色，会议于2005年12月首次举行。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寻求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有责任感和相互协作精神的角色，这反映在涉及一些敏感问题诸如自由贸易、核不扩散甚至环境保护的国际规范时，中国所做的更认真的努力。经济的增长使中国从需要接受捐助的国家转变为有能力给予捐赠的国家。
       二、软实力运用的有效性
       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将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其所期望的政策结果。有没有证据能证明中国的软实力影响了他国的政策选择呢？
       当然，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这种影响的有效性，必须是在有着具体外交对象的情境下进行。与魏玛德国、日本帝国主义和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避免制定将会导致竞争的政策，而希望采取“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政策。“和平发展”这一思路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建立地区及全球性力量和影响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向他国展示了中国将会如何运用这种崛起的力量和影响。为努力消除邻邦各国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指导方针。
       根据近期英国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2个国家里的14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积极的。所有接受调查的人中几乎有半数人（48％）对中国的影响力持积极态度，比对美国持相同观点的人多了10％。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过半数人对中国持消极观点。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持有积极观点的人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更为普遍（58％）。
       英国广播公司的调查指出了邻国的有趣倾向，历史上这些国家与中国曾有本质上的矛盾。举个例子，印度似乎也相信中国将会和平崛起，尽管之前印度与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的紧张局面和历史边界争端。对中国增长的经济影响力（68％）和军事力量（56％）持有的积极看法强有力证实了中国的影响力。另一个主要的邻邦——俄国，有多达42％的人对中国的影响力表达了积极观点。而对美国只有16％的人持积极看法。
       相对于对日本和韩国观点的莫衷一是，中国受到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欢迎：绝大多数菲律宾人（70％）和印度人（68％）对中国的影响持积极观点。2003年末一项在泰国的民意测验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受测者视中国为泰国的近友，只有9％的受测者选了美国。根据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观点，中国的“魅力攻势”正隐藏在这些改变了的观点后。
       中国的软实力的影响力也存在于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英国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这些地区的7个国家中有6个要么是半数以上（黎巴嫩、南非、智利和巴西），要么是多数但不足半数（阿根廷和墨西哥）支持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特别有趣的是中国获得了一些与中国在制造业存在激烈竞争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有利评价。当被问及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时，54％的接受调查的墨西哥人认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只有18％的受调查者持消极意见。这些地区的国家的一致性评价和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都促使中国政府谋求在市场、自然资源和政治上的影响。卢拉总统任职期间，巴西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这使得欲以倾销为借口惩戒中国难上加难。意识形态上的同情感被证实在推动巴西的对华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两名高级外交事务顾问是中国模式的大力支持者——前外交部长韦拉亚提（Ali Akbar Velayati）和他的副手阿巴斯·马莱基（Abbas Maleki）。得益于他们，伊朗期盼能稳步地加强与其东部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的联系。
       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与埃国的联系还是很有限的。90年代末埃塞俄比亚与近邻厄立特里亚交战，美国作出减少其外交援助的反应。截然相反，中国作出了增派更多的外交官员、工程师、商人和教师的决定。如今中国在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的影响力不断增长。相同的事例也见于非洲其他国家，如津巴布韦和苏丹。
       西方民主国家也能感受到中国的软实力。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问卷调查中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有半数以上的公众对中国的影响力持消极看法。澳大利亚（56％）和法国（49％）支持中国的影响力，倡导自由民主。甚至在美国虽然有47％的民众对中国的影响力抱消极观点（在所有受调查的国家中最高），但也有39％的民众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中国形象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西方民主国家不愿意掺和进中美紧张局势，如在台湾问题上。
       
       2005年2月由位于悉尼的罗伊研究所做的一项关于国际范围内谁对澳大利亚最具潜在威胁的广泛民意测验显示，总共有57％的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的政策表示担忧，分别有32％和25％的人表示“很担心”、“颇为担心”。然而只有16％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上升的力量表示“很担心”，19％的人表示“颇为担心”。当被问及澳大利亚是否应依据《澳新美安全条约》跟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交战时，79％的受调查者回答说“不”。在贸易问题上，罗伊的民意测验发现34％的澳大利亚人支持与美国维持自由贸易协定，而有51％的澳大利亚人相信追求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将更被看好。当被要求对国家和团体持“积极态度”或“消极态度”作出评价时，69％的受调查者对中国表现出“积极态度”，有58％的受调查者对美国表现出“积极态度”。一位资深的澳大利亚学者观察到“中国人在运用贸易和外交‘软实力’上证实比美国人更胜一筹，原本美国应比中国更善于运用‘软实力’”。
       甚至在与华盛顿的关系中，中国也能运用软实力获取外交成果。在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起到的核心作用使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作为一个具有责任感和合作精神的国家的信誉。在访问北京期间，布什总统对一个更具影响力和更强大的中国表示了欢迎，只要中国不损害美国的全球利益和业已建立的“交往规则”。
       说明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最有力的例子可以从与台湾的关系中寻找。2005年，中国大陆向台湾的政客和民众发起了“魅力攻势”：邀请台湾反对党领导人访问大陆，增加台湾来大陆大学学习的学生的奖学金，通过给予台湾水果进口零关税的待遇，使台湾南部的农民获得出口奖励（台湾南部传统上是支持台独的重镇）。这种“攻心”政策的目的不仅仅是想要减少来自大陆的军事威胁感，也是为了中国政府能有机会给台湾施加政治、文化和社会影响，为政治上排斥台独领导人陈水扁起到杠杆作用。
       三、软实力的局限性
       制约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利用它的软实力的有三大主要因素：资源的不均衡性、对外交政策的正当性的质疑和外交政策的不协调性。
       软实力资源的不均衡性
       利用软实力资源去服务外交政策这样一种理想发展是令北京政府心动的一大挑战。就文化吸引力而言，中国地大物博，但是得承认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市场营销，也不在于文化产品。当“中国制造”的标签充斥大街小巷时，在文化吸引力方面，中国仍然不是美国的对手。据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指出，尽管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5，但它只承载全球信息资源的4％。当代中国文化的实质性扩展，从总体上说，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以鼓励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言论和思想上的自由交流，但是，它们的政治制度仍然不允许提供这样的环境。
       所谓“北京共识”的发展模式也有其盲区。用克鲁格曼的话说，中国经济的腾飞是基于汗水而不是灵感。官方数据资料显示，2／3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研究与发展项目，2004年2／3的中国注册的研发项目是由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完成的。正如一本俄罗斯主流商业杂志评论的，中国顶多算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西方投资商和管理模式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不像在先进工业民主国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在提高总体生活水平的同时，它没有被理解为在人类发展的其他重要领域也取得类似成果。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中国比在美国明显得多，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国际上衡量收入差距的标准）上升到0533。
       同时，中国发展模式也同样面临国内一些来自社会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因为政府愈来愈急于在公共安全、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和法律实施等方面给大众提供充足的商品和服务。官方媒体表示如果将负担能力考虑在内，一个普通的中国大学生的花费是日本在相同条件下的学生的3倍，这被指为世界上最高的学费水平。
       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的绝大部分医疗资源被分配给城市、政府部门或是国有企业。该报告进一步称，中国医疗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改革给病人带来的是一笔难以承担的花费，当他们生病时有很多人不敢去医院。接近80％的农村居民和大约55％的城镇居民没有医疗保险。自掏腰包用于医疗保健的情况日益增多。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称，在2002年只有44％的中国人口能够持续享用改善了的卫生条件（尽管那是1990年的两倍），同年大约23％的人口仍不能持续享用完善的水资源系统，这比1990年只下降了7个百分点。
       日益猖獗的腐败进一步打击了中国模式。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至胡锦涛总书记称之为削弱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危险因素”。收入差距的扩大，市场的萎缩，以及普遍存在的腐败使得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吸引力以及所谓的“北京共识”遭受了质疑。
       中国外交：合法性问题
       缺乏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再加上北京政府与第三世界国家中某些有争议的领导者的交往，衍生出了一个有关外交政策的合法性的问题。约瑟夫·奈指出，最有可能在一个信息时代运用软实力的是那些主流思想更接近国际理念，也就是当下强调的自由主义、多元化和自治权的国家。2005年7月，当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将拥护“北京共识”的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所推行的城市驱逐计划称为“带来灾难性的不公正行为”时，北京一直对后者进行高度赞美。为证明其在非洲的活动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坚持“在商言商”。就软实力合法性而言，中国政府必须要考虑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日益关注程度，否则中国政府会将自己苦心经营的正面形象毁于一旦。并非巧合的是，只有三个国家视中国的影响是负面的，它们是实施自由民主政体的德国、美国和波兰。
       外交政策的不协调性
       制约北京政府不能调动各方资源发挥软实力的第三个因素是其外交政策的不协调性。北京政府能否实施协调且令人信服的外交政策，对其在邻国及整个世界中建立和善友好形象是至关重要的。北京政府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但是，其本身由于历史原因而负担沉重，并且被不断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所困惑。部分原因在于它本身长达3000年的动荡历史。这表现在中韩两国关于高句丽人的种族关系的争议上。2003年，中国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申请将位于鸭绿江畔的高句丽时代的陵墓和壁画设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韩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在篡改高句丽领土在历史上的所有权。这在2003—2004年激起了韩国国内反华势力的强烈抗议。尽管两国间存在诸多文化类似处，但毫无疑问，韩国对中国的看法是好坏各占一半，多数人（48％）认为中国的影响是正面的，接近47％的人认为是负面的。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但是在1840年后被外国列强欺凌侮辱。官方普及的编史工作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受害感。正如彼得·格里斯说，在1949年前的内战期间，一旦共产党鼓励那些民族主义情绪，那么中国独立的新生代将会揭竿而起；这种情绪现在正威胁到政权的稳定。中国领导人认为尽管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看起来与“好邻居”的外交政策貌合神离，但他们已努力为了国内和外交政策目标控制了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
       中国政府对2005年反日抗议活动的心照不宣的鼓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民族主义的冲动，再加上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惊人的增长，为保守的日本政治家们认为北京政府正采取咄咄逼人的手段提供了说辞。结果，中国经济在日本遭受了严重挫折，中日关系陷入自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只有376％的日本人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这比2004年下降了103个百分点。
       外交政策内在协调性存在的问题，还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自由民主制度方面一直未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未能从不同方面减弱美国的威望。16个国家的皮尤调查显示，大多数国家支持军备竞赛来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英国、法国、俄罗斯71％的民众和德国82％的民众反对中国去扮演这个角色。
       四、政治含义
       中国外交政策中能证实软实力的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指支配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平解决争端，互利互惠的经济联系，承诺解决诸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和核扩散等的非传统和跨国安全问题——越来越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提倡的途径有共同的地方。
       世界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华盛顿方面如何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困境作出反应，将会成为塑造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稳定局面的主要因素。遏制中国崛起的“新围堵政策”是不切实际的；而且，由于北京持续地、巧妙地使用它的硬件条件和软实力，使得这种新政策无法在该地区及其他地方被接受。此外，狭隘地大谈反对中国实力的“硬件”方面，不仅仅忽略了中国软实力的有利面，同时可能会驱使北京放弃它软实力的有利方面，把注意力转向它日益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然而，相关的主要力量及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应该在推进北京履行其使外交政策、惯例与全球化准则相符合的承诺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对美国而言，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努力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主体，应该说是在正确方向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虽然很多主要力量已经对中国采取综合性政策途径，但是这些途径仍需要进一步推进以关注中国方面的具体措施。相关的西方力量和其他区域力量应该加速与中国协商，而不是面对中国崛起，通过拉帮结派或形成封闭团体的方式反对北京。相反，这些力量，尤其是美国应该与同盟国和朋友通过对话、认真倾听等方式，协商应付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的软实力方面。
       中国崛起成为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华盛顿和其他相关的力量在作出反应时可以利用一系列的硬件力量工具。这些主要力量是否已经完全把握中国软实力的实际情况——包括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目前还不甚明朗。现在是开始的时候了。
       ［陈正良、罗维：宁波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