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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和“社会公正选择替代联盟”联合组成德国左翼党，成为德国政治中处于社会民主党左面的重要政治力量，也成为德国现今的五个政党之一。这个新成立的党内部还存在不少分歧，各方面的力量也需要磨合。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31期（7月30日出版）发表了访问原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现任欧州社会主义党领导人之一的安德列·勃吕的谈话记录。勃吕对左翼党的双主席之一、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奥斯卡·拉封丹的政治观点和作风、左翼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发表了坦率的看法。现将谈话的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明镜》：勃吕先生，您的党的主席拉封丹宣布四项基本要求：从阿富汗撤军，取消哈茨改革方案（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联合政府2003年通过的社会政策改革方案。——译者注）第四部分，取消延长退休年龄到67岁，规定最低工资。这四项要求的左的性质表现在哪里？
       勃吕：社会要求是左的，因为我们是为受亏待的人说话。关于阿富汗，和平主义是左的。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左派仅仅限于提出抗议却不提出自己的方案，那么这四项要求全部都会成为问题。
       《明镜》：您的党发起了为要求从阿富汗撤军征集签名的运动。这是不是纯粹的民粹主义？
       勃吕：如果这次运动能引导人们就阿富汗的情况和战争的后果展开讨论，那么它会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同时看到了一种危险：左派不应当仅仅限于要求撤军。因为撤军不能解决这个受到折磨的国家的任何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对阿富汗的国际责任，并且对那里的情况承担一部分责任。归根到底，在美国人之前是苏联人占领并且蹂躏了那个国家。但是从我党对阿富汗的态度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提出要求，却很少考虑到有什么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我们有成为一个抗议党的危险。
       《明镜》：您曾经是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竞选运动领导人并且曾经让人张贴相关的标语。
       勃吕：标语是服从政治的。但是如果我们倒退到从前的态度，那么我们就是纯粹搞民粹主义了。那时甚至会同右派混淆起来。我们2004年举行反对哈茨方案的示威游行时就经历过这种情况。那时人们参加的示威会在几分钟之内从左边走向右边。因此必须有真正的替代方案，而不仅仅是提出要求。
       《明镜》：但是拉封丹难道不是依靠纯粹的抗议，一味使问题尖锐化并且把社会民主党当作敌人吗？
       勃吕：这只是拉封丹的一个方面，他在党内也需要反对派，例如德国东部各州的党组织主席和他们的自觉地参照本身经验的基层群众。民社党在1989—1990年以后曾试图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发展一种与原来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它已变得善于交往，参加公开的讨论，学会用民主方式解决矛盾。同我们一起建立新党的人中也有那些在小圈子里商定政策的人。我们自己过去和现在也不免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这种政治文化是不应当得到贯彻的。
       《明镜》：这是统一社会党的再生吗？
       勃吕：部分地是这样的。在德累斯顿发生的常是老掉牙的布尔什维克权力政治——现在那里有两个左翼党党团在斗争。起因是市议会的左派议员已难以同意出售负债累累的住宅建筑公司。少数人脱离了市议会的左翼党党团，企图不是通过讨论而是依靠压制来反对多数派，以求自己纯粹的教义得到贯彻。这也与如下的情况有关：我们在民社党内也没有最终克服那种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刻板思想，不懂得我们中间谁也不能包揽真理。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观点有可能重新得到加强。
       《明镜》：是通过拉封丹和他的人吗？
       勃吕：当我读到乌尔利希·摩勒尔（社会民主党老党员，现在担任左翼党在西部德国的建设工作）写的那本书时，我看到了这种危险。他在序言中警告人们不要模糊“善与恶”的界限。他的这一看法是会有严重后果的。我们指责乔治·布什的黑白分明的思想，自己却在这么做。
       《明镜》：这一思想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勃吕：党内持批判态度的人会因此气馁。我们需要拉封丹，他是决定战略的头脑，但是他也需要有人与他抗衡。我们面临制定党纲的任务。这必须经过公开的和党内的自下而上的讨论，经过善意的透彻争论，而不是由上面作出规定。
       《明镜》：您认为这在拉封丹那里行得通吗？
       勃吕：我想他已经领悟到他参加的这个党并不是只有唯唯诺诺的人，他也体会到这也是一个机会。
       《明镜》：拉封丹促使左派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持敌对态度，而像您这样的人却一直在想克服这种敌对。
       勃吕：拉封丹在他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后在心理上处于一种困难状况。这是一次戏剧性的重大转折，很难合乎理性地对待。但是他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无法冷静对待这一决裂就引导整个左翼党对社会民主党持敌对的态度。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与社会民主党共同改造这个国家。目前存在一个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反对党的多数派（指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译者注）。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切合实际的、在政治上行得通的设想。
       《明镜》：左翼党在外交方面的态度可以称得上是与社会民主党合作的障碍。外交部长弗朗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说：左翼党不是国际主义的，而是要导致孤立状态。他说的不是有点道理吗？
       勃吕：左翼党存在这样的危险，却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对今天的欧盟现实状况进行批评是迫切需要的，但这要以对欧洲已经达到的情况作出高度评价为基础。我们左派必须保卫欧洲并且必须促进进一步的一体化。但是我们这里确实有相当大的一股力量，他们受到诱惑，要回到“田园宁静状态”，那种重新民族化和民族国家的似乎和谐宁静的田园状态，这完全是幻想，尽管如此却是极端危险的。
       《明镜》：左派方面是否有顶级政治家声称政党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因为它使这个长年累月由于战争而分裂的大陆和平相处了？
       勃吕：拉封丹和格雷戈尔·居西（原民主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现任左翼党国会党团主席。——译者注）在纪念此党50周年的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是过分地处于劣势，在涉及欧盟时，我们的国际主义还不够。
       《明镜》：您对此怎样解释呢？
       勃吕：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民族空间是容易看得清楚的。当然，左派对欧盟的批评也有正确之处。只不过一个现代左派就此作出的结论不应当是倒退和指出全球化的确存在的危险。
       《明镜》：您也把全球化看成机会吗？
       勃吕：如果仅仅把全球化当作自由贸易政策，我认为是存在风险的，但是我也看到重大的机会，因为批判全球化的力量在世界范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以多元化方式进行合作。遗憾的是，一些左派政党还站得远远的。在选举斗争中简单地用民族国家来反对全球化的诱惑是巨大的。我要进行宣传，希望左派不要放弃启蒙时代的传统。
       《明镜》：拉封丹促使事情极端尖锐化的做法与启蒙精神是毫不相干的。
       勃吕：使问题极端尖锐化是一种政治手法，这是启蒙运动也使用的。但是不应当丧失原则。我不能恪遵马克思关于消除旧社会的一切权力的要求。现代左派也应当承担捍卫已有成就的责任。它不应当否认在政治竞争中也能够学到东西。
       《明镜》：但是您的党把其他党的成员都骂成“哈茨方案民主派”。
       勃吕：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无法与它联合行动。但是我们没有诋毁它的理由。因为从战略上讲，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党也肯定有可能在联邦层次实行共同的政策。对于拉封丹本人来说，这种沟通是困难的，他有自己的经历，社会民主党也有与他相似的经历。我们必须与社会民主党接近，我们必须做到使它承担义务——按照我的看法，单是从2009年的大选着眼就应当这样，这是整个左派乐队，而不仅仅是第一提琴手或指挥的任务。
       《明镜》：在谋求与社会民主党实行这样的和解时，您信赖哪一个乐队成员呢？
       勃吕：洛塔尔·毕斯基（左翼党的另一主席。——译者注）或格雷戈尔·居西。他们应更多地干预，不能听任拉封丹决定党的对外形象。他们也必须进行争论……《明镜》：……您认为还会发生争论吗？
       勃吕：肯定会发生，新左派的性质还没有说清楚。我们是否仅仅用老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来应对当前社会的问题，我们是仅仅唤起人们的憧憬还是提出政治上可行的政策要求，在一个成分复杂的中左集团中，我们是否会真正建设一个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站得住脚的现代政党，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明镜》：在您看来，一个现代左派应当具备什么条件呢？
       勃吕：要有一个自己特有的、经过革新的社会主义面貌，而不是空洞地号召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一个现代左派必须持解放的态度（emanzipatorisch），而不是主张国家干涉主义（etatistisch）。它必须主张公民权利、自由权利、人类权利并且在这一方面不把古巴奉为指明方向的范例（尽管我们在其他方面是支持古巴的）。还应当坚决主张社会的生态化以及国际主义，包括采取主动的亲欧洲的态度。
       ［殷叙彝：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吕增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