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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由于美国计划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而俄国坚决反对，两国的矛盾加剧。这也使德国的大联合政府的两个伙伴，即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在联邦层次的联合组织）和社会民主党发生很大分歧。外交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等反对美国的计划，提出加强与俄国的联系，与美、俄两国保持等距离外交的“新东方政策”，前总理施罗德今年3月11日在德累斯顿的一次演说中十分明确和坚决地表示赞同这一立场。基督教社会联盟成员、联盟党国会党团主席卡尔-特奥多尔·楚·古腾堡针锋相对，指出所谓“新东方政策”是妄想，认为美国的计划对俄国毫无妨碍，俄国的反应是“居心叵测的”。德国《明镜》杂志2007年第21期（5月21日）同时发表了施罗德的演说和古腾堡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施罗德的主张
       直到十七年前，欧洲是分裂的。让我们坦诚地说吧，难道我们在冷战时期曾经认为一个稳定的俄国和一个统一的德国会有一天在自由、和平和伙伴关系中共存吗？只有很少的人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毕竟已真正实现了这一目标。
       这是我们必须保持和爱护的宝贵财富。正因为如此，我的前任赫尔穆特·科尔和我始终特别重视与俄国的关系。我们也认为与各个时期的俄国总统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是有价值的。正像卢森堡首相尤恩克尔有一次所讲的那样：“这是德国总理的职责。”
       前几个月，欧洲和俄国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这在我们这里引起了争论。这些争论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表现出误解、反俄的心理和偏见。
       我们必须坦率地提出，这种反俄罗斯的恶感在德国是有长期传统的。19世纪的工人运动斩钉截铁地拒斥沙皇帝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独裁的沙皇帝国相比，专制的德意志帝国简直是一个法制国家了。在那样的时期，出现了关于“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世界阴谋”的妄想，最后以灭绝人类和毫无理性的屠杀告终。在西德，随之而来的是冷战时期的反共主义。
       我们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能克服这种批评俄国的心理。我们必须自问：前几个月德俄关系中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消极情绪？尤其是：哪些方面是能够和必须改变的？
       例如，美国计划在东欧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它会被理解成实行反对俄国的包围政策的尝试，而这是绝对不符合欧洲利益的。
       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这一导弹防御体系也是一次挑战。因为这里存在着全球性军备竞赛的巨大危险。德国联邦政府恰恰有责任利用自己良好的跨大西洋关系来促使美国放弃这一计划。
       谁要是想对俄国作出公正的判断，就应当首先看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没有民主传统。在几个世纪的沙皇统治乃至暴政以后，1917年曾经有过几个月的资产阶级政府。后来开始了75年的共产主义专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和东德也受到这一专政的压迫。
       在西方的媒体上，在上世纪90年代铁幕倒下以后的时期俄国偶尔还受到称赞。但谁要是仔细观察一下就会断定，在那时的俄国，令人担忧的经济发展是和国家政权的垮台同时进行的。
       1999年以来普京总统的贡献在于，在这一混乱不堪的十年以后使俄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也在内外政策方面走上稳定和可靠的道路。这一成就首先是由于对许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促成的。这些改革使俄国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
       从1999年起，俄国经济每年增长5%到10%。它已开始建立法制国家。这确实是民主制的前提。
       没有人会否认俄国还存在缺陷。在许多领域这个国家还处于发展的开始阶段。对此没有人比目前的俄国领导人了解得更清楚。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如果90年代的混乱状态扩展下去，如果俄国国内的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转变成暴力冲突，如果俄国这个原子强国成了一个“失败国家”，也就是说成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不可治理的国家，这个国家今天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人们可以说：这是幸运。但是凭幸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靠的是政治行动。
       这一转化过程由于欧洲和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而加快了。也正因为如此，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主张通过紧密联系而使德国与俄国的关系发生转变。按照这一准则，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将几十年以前设想出来的东方政策（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故领袖、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所倡导的缓和对东德和苏联关系的政策。——译者注）继续发展下去。
       德国已稳定地处于跨大西洋联盟之中，我们（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基础。但是在对俄政策或东方政策方面，欧洲和美国之间部分地存在着相当大的利益分歧。如果不公开揭示这些分歧并且争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就不能与俄国建立可信赖的伙伴关系。在涉及俄国时，美国人缺乏一种着眼于我们欧洲利益的战略。能看得清楚的只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世界性强权政治地位和军事作用的想法。
       在与俄国的密切合作方面存在很大的机遇。但是我们不应当做出这种样子：似乎只有俄国人应当为此感谢我们。我们也应当感谢这一伙伴关系。
       二、古腾堡的评论
       若干年以来，莫斯科重新在常规武器装备方面投入大笔经费。普京政府的军事预算从2000年起就票面价值来说已几乎增加6倍。仅在2007年军事预算就增加了大约20%。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一个能摆脱在欧洲削减常规武装力量的裁军协定的借口也是求之不得的。
       普京特意把这一行动解释成对美国在原华沙条约成员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的反应。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荒谬的。战略导弹与常规武装体系之间毫无关系。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俄国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担忧也是解释不通的，后者不会给俄国带来任何战略上的不利之处，也不构成任何威胁。
       相反，莫斯科把搁置裁军协定谈判同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联系起来，在策略上却是一个高招。普京的最近这次出手是经过冷静考虑的策划的一部分，它首先是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公众，特别是针对德国的公众的。
       莫斯科有意识地煽起对欧洲会发生一次军备竞赛的恐惧，对此的反应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德国那么强烈。克里姆林宫显然也没有忘记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扩充军备的争论的经验，因此，搁置裁军协定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戏剧的临时性高潮：普京体系决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采取非理性行动，而是彻头彻尾的存心不良。
       可以明显地看出，俄国是想通过它咄咄逼人的雄辩激发大西洋两岸和欧洲内部的分裂潜能，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地位。从今年二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始，这种做法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俄国的言行。普京显然是试图在德国找到破坏跨大西洋团结的一个断裂点。如果这一打算在德国政界的一部分人中得到足够的呼应，那是令人担忧的。
       普京总统和他最亲密的幕僚出身于一个军事影响和国家实力在其中具有特殊价值的圈子，对这一事实是不应加以低估的。现在，由于框架条件有利，俄国认为它的国家实力重新加强了。近几年来不断上涨的原料价格使俄国经济加快发展，一次新的——尽管整个说来是脆弱的——经济繁荣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由于出售天然气和石油而获得数十亿巨款，俄国不仅外汇储备丰富，而且影响力也加强了。欧洲的很大一部分陷于能源依附地位，找不到容易的（和廉价的）出路。在这一期间，由于德国和俄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人们也更加深刻地觉察到这一趋势。应当把这一情况看成施罗德时代的一个灾难性遗产。
       最后，克里姆林宫在进行战略考虑时还可以把一个政治上对它有利的局面计算在内：美国在国际上确定无疑地大大丧失了威望。
       大西洋彼岸的这位朋友对于欧洲的许多公民来说已变得生疏了。我们的联合伙伴（指社会民主党。——译者注）的高层代表特别乐于利用这一情况。否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主席怎么能坦率地表示希望德国与俄国保持它与美国同样的距离呢？
       在这种环境下，俄国更加容易在今后的世界权力格局中占据一极的地位，而且使世界公众不去注意它自己的侵略性利益政策。今后在确定德国与俄国以及欧洲与俄国的关系时都必须审慎地把这一切考虑在内。对于我们来说，外交政策也是维护利益的政策。
       外交部的所谓新东方政策是一个妄想。无论怎么说，迄今我们还未能做到通过日益加强的密切联系使俄国在一切问题上充分承担责任并成为与我们同类的伙伴。对于最近有人企图实现的“战略伙伴关系”来说，也还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俄国的内部转变，也由于莫斯科对外实行的实力政策，这一基础已日益受到侵蚀。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不得不令人担心的是，有人力图实现的与俄国的尽可能密切的关系所含的风险要大于机遇。这一见解在欧洲层面也已得到贯彻。新当选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强调欧洲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是对于他的前任希拉克和施罗德总理所鼓吹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轴心”的明显否认。从这一切看来，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所偏爱的德国与俄国和美国保持等距离的设想是多么差劲！■
       ［商鼎：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