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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兰　杨　柳　摘译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5年秋季号刊登了英国著名左翼学者亚历克斯·卡里尼科斯题为《帝国主义与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认为以美国学者帕尼奇和金丁为代表的学者所持的观点即美国力量超强所以可以调节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前资本主义本质上仍未摆脱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长波性质的危机：自那时以来利润率危机和过度积累危机一直在深化，这种局面实质上是连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合作干预也无法控制和顺利解决的。正是由于危机过于深重，美国开始以破坏世界经济如放纵金融投机或与竞争对手争夺战略资源如伊拉克战争等方式力求自保，美国已从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力量变为破坏力量，资本主义大国间的冲突将加剧。而且中国越来越成为最边缘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生产和流通的中间站，这也将改变当前世界格局。因此帕尼奇和金丁的新版超帝国主义论是错误的。作者在论证中广泛涉及并评述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左翼的帝国主义论，有参考价值。文章内容如下。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并不是简单地把帝国看作一种超越历史的政治统治形式——比如像迈克尔·多伊尔简明扼要的定义即帝国主义是“帝国社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对附属社会进行的有效控制”——而是将现代帝国主义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独特之处。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1916）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1917）。布哈林的论述最严谨，在后文中我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它认为资本主义是否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是由两种可能发生冲突的趋势决定的：一是生产、流通和投资的国际化，二是私人资本和民族国家的相互渗透。这样，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就成为不同资本的竞技场。从此资本间的竞争不断以国家地缘政治冲突的形式呈现。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战”和“二战”这种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对立。
       从这个角度看，两种以前不同的竞争形式——资本间的经济竞争与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一旦融合在一起就会产生现代帝国主义，就像19世纪末一样。
       大约一两百年前，两种植根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竞争逻辑泾渭分明：一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初期的经济竞争，另一个是以推动欧洲国家体系形成的封建主义为特征、被罗伯特·布伦纳称为“政治积累”，即在军事扩张和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地缘政治竞争。帝国主义是这两种逻辑融合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才能产生的经济根源，就不会再有地缘政治竞争；但被卷入日益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网络中的资本又依赖于其所在民族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支持，从关税、补贴到军事力量的使用。换言之，“多个资本”间的竞争现已呈现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两种形式。
       在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称为两种权力逻辑的“对立融合”时，大卫·哈维也表达了非常相似的观点。他（继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之后）所指的这两种权力逻辑分别是资本主义逻辑和地域逻辑。
       其他作者，著名的像瓦尔登·贝罗（Walden Bello）、彼得·高恩（Peter Gowan）、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约翰·里斯（John Rees）和克洛德·赛尔法迪（Claude Serfati）也运用了大体类似的方法。但是，很多当代的激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已经过时。哈特（Hardt）和内格里（Negri）的主张很著名。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中心帝国。
       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
       理论的三点批评
        近年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已由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和萨姆·金丁（Sam Gindin）发展起来，其阐述更为细致并有更多事实支撑。本文将对这种批评以及这种批评试图支持的一种分析进行评价。
       这场辩论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布什政府所宣称的美国在全球的霸权被广泛认为是构成了对哈特和内格里理论的反驳；帕尼奇和金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全球化时代见证了美国“非正式帝国”的牢固地位。
       帕尼奇和金丁在《全球资本主义与美帝国》（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中认为：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保证资本积累条件时，国家这一角色具有相对自主性。这样就必须通过扩展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才能理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不是从经济发展阶段或经济危机直接推导出来；而且这种理论不仅要把帝国间的竞争，某一帝国暂时性地处于统治地位，还要把某一帝国对以前竞争对手的结构性渗透都考虑起来。
       帕尼奇和金丁重复使用词组“某一帝国”，这是理解他们对帝国主义分析的关键。对帕尼奇和金丁来说，对国家的重视意味着承认某一特定国家的统治地位。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论点可以简要归为以下几点：
       （1）继普兰查斯（Poulantzas）之后，帕尼奇和金丁主张战后以“国家的国际化为特征，即一国接受以维持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方式来维持它国内资本主义秩序”。美国用冷战联盟体系和名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制度建立了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在这个体系内，不仅西欧和日本经济体对美国资本开放，而且美国政府和跨国集团能够在它的领导下有计划地渗透进并重新整合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地区的统治阶级：“美国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广泛存在于每个西欧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国内资本存在‘分离’倾向，不再被一致而又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所代表。”
       （2）这种秩序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和货币危机受到了压力。帕尼奇和金丁的论证是建立在“供给经济学政策的危机理论”（罗伯特·布伦纳语）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货币不稳定归咎于战后繁荣期间有组织的劳工建立的相关力量。这一力量能被用来提高工资并因此降低利润率。所以，帕尼奇和金丁把“工人阶级的反抗看作是引起危机的关键因素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消除危机的主要工作目标”。“伴随着1979年出现的‘沃尔克冲击’，政策定位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点’——美国政府自愿实施了结构调整计划”。1979年10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宣布大幅度提高利率并限制货币基础。这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实施并引起众怒的激进货币主义政策的“美国版”，它大大减缓了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帕尼奇和金丁认为这种做法加快了工业重组过程。这一过程破坏了有组织的劳工力量，并吸引资本重新回到美国。随后的利润复苏为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世界秩序“重建”提供了背景。新自由主义通过诸如七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组织和世界金融经济霸权使美国领导下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结合得更加紧密。这种变化巩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3）帕尼奇和金丁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的格局至今仍发挥作用。如果说这一格局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也是比当时更加稳固了。不仅苏联解体了，而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在早期时相对较强，现在却相对较弱”。此外，他们认为：把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竞争形容为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这不仅简单地过度夸大了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背景下展开的竞争的程度，而且对这种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可能转变为地缘政治对抗甚至军事竞争的暗示也是完全错误的。欧盟试图增强军事力量的尝试是无力的，必须依赖于北约；日本对美国市场和安全防御的依赖也仍旧很严重。
       
       三、三点反批评
       下面我将分三步来证明帕尼奇和金丁论点的错误。
       首先，他们对供给经济学政策的危机理论的信奉（如先前所说明的）是关键一步。这一理论旨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赖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因此，只要阶级力量均势又回到有利于资本的局面——就像1975年至1985年间美国乃至整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那样——利润率肯定会回升，危机也会结束。这使帕尼奇和金丁区别于其他人，例如布伦纳和哈维。后者主张（我认为这种主张是正确的）全球资本主义将继续受20世纪70年代中期首次爆发的收益危机和过度积累危机的影响。
       帕尼奇和金丁批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结构危机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有时倾向于把危机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并对其盲目迷信”。因此他们详细阐述了他们自己的另外一种路径：
       “这并不意味着谈论资本主义固有的冲突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不要过多谈论它们的后果，除非它们呈现出阶级冲突的形式并对资本（就它能否进行调整或作出反应而言）和劳工（就它能否提高政治地位以增加就业岗位而言）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避免把‘危机’界定为让资本主义自己走向灭亡的东西；我们的危机理论必须政治化，以整合国家和阶级这两个行为主体的反应。”
       资本主义当然不会“自动灭亡”。但是你们能找出一个对此持不同观点的严肃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吗（暗示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另外，我们当然应该“整合国家和阶级这两个行为主体的反应”，但对帕尼奇和金丁来说，“国家和阶级行为主体”不仅会对繁荣和危机作出反应，繁荣和危机本身就是他们创造的。供给经济学政策的危机理论是通过集体性的阶级行为主体较强的自我组织能力来解释经济运行。相比之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的危机理论和最近由布伦纳提出的修正理论都解释了由利润率降低的结构性趋势引起的过度积累危机。这一危机不能通过阶级的集体意志行为来改变——尽管不同阶级如何对这一趋势的影响作出反应毫无疑问是解决危机的关键因素。
       我认为，帕尼奇和金丁在坚持过度政治化的危机理论、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总的来说已经克服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利润率危机这两方面是错误的。限于时间与篇幅，我不便在此就这个问题展开：布伦纳在别处回应与帕尼奇和金丁持相同观点的一篇文章时已做过这项工作。布伦纳、哈维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像热拉尔·杜梅尼尔（Grard Dumnil）和弗里德·莫斯利（Fred Moseley）的工作也为反驳帕尼奇和金丁的主张提供了充足的论据。
       如果这些论证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帕尼奇和金丁来说，暗含的问题就很严重了。他们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叙述之所以突出强调了一个有能力把世界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它的相对松散的非正式帝国的单一行为主体即美国政府，是因为它比其他行为主体实力强，而且还因为世界经济的命运共同掌握在国家和资产阶级手里。但是，如果繁荣和危机是由现实结构问题引起的——尤其是资本之间相对分散、无秩序的竞争——甚至连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干预都很难解决，那么这些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在行动时都要面临比帕尼奇和金丁所能想到的更大的困难。在此，把他们的著作与哈维的著作一比较会很有帮助。在《新帝国主义》中，哈维试图将乔治·布什统治时期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与“长期经济衰退”（布伦纳语）带来的持续性影响结合起来。［实际上，哈维在《资本的局限》（1982）中已经通过讨论当代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论证作了总结。］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帕尼奇和金丁坚持对国家这一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行为主体给予适当重视。因此，他们写道：“那些把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国市场的贸易渗透和它在美国的大量直接投资解释成帝国主义内部斗争的人使用的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经济学视角。”这类说法暗含他们对工具主义国家观的排斥。这种观念仅把国家看作大公司手中的工具。就此而言，它是很有道理的。但同样，这种观点也不是由他们首次提出的。在过去几十年里，马克思主义者就已致力于发展国家理论，并对国家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这一角色给予适当重视。此外，这种认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正如本文开头引证的段落所清晰指出的，哈维认为地域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在这一辩证关系中，两者存在潜在冲突。与之类似，我把帝国主义界定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结合。确切地说，这样界定部分是为了避免别人把地缘政治竞争误解为经济竞争的附带产物。帕尼奇和金丁可能会反对我和哈维在由结构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危机倾向这一背景中考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我和哈维认为经济是最根本性的。如果不在论证中体现经济的首要地位，那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什么意义?
       第三点同时也是最后一点，帕尼奇和金丁实质上认为当代帝国主义是美国非正式帝国相对稳定的扩大再生产。对此该如何评价呢?我们再次承认，他们的论证有可取之处。无可否认，美国甚至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势力最强的日、德、英、法等国之间都存在一种不均衡关系。因此，认为1870—1945年大国竞争将重现的观点虽然有些道理，但这个结论下得很草率，暗含早期历史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未考虑到冷战期间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所采取的具体形式的影响。
       因此，美国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把整个先进资本主义世界都统一在美国领导下的跨国经济和地缘政治空间中——帕尼奇和金丁引用的大部分材料都记录了这一过程。其影响之一就是资本和商品在这个空间内的自由流动性越来越高，正如帕尼奇和金丁所指出的，这对美国银行和跨国公司有利。影响之二就是我所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部分分离——换句话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融合成一个单一的西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集团。资本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像在经典的帝国主义时代早期那样——当时德国崛起并对英国的工业和军事霸权构成挑战——有转变成军事对抗的可能。
       像很多研究已经证实的那样，帕尼奇和金丁也正确认识到了这一成就是美国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追求大战略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建立起来的跨国经济和地缘政治空间不仅不会在冷战后解体，而且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化。这个事实是必然要出现的。美国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干预使这一空间得到扩展，尤其是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在保持并实际上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利用巴尔干战争推动北约和欧盟扩张，在有利于英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条件下，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但是他们对以下这两个互相重叠的过程给此战略带来的压力还不够重视。首先是长期存在的利润率危机和过度积累的结构性危机的影响。这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和德国崛起为美国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引起的。其次是西方地缘政治集团内部离心趋势的发展。这些趋势长期存在（实际上与第一个过程有部分联系），而由于1989年至1991年冷战时期出现的两大阵营的解体，消除了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联结在美国霸权下的最主要理由，这些趋势得到加强。
       美国主导的联盟没有瓦解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其内部不存在严峻的紧张局势，也不意味着美国不需要不断进行激烈争夺以保持它的完整性。伊拉克危机使这一切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帕尼奇和金丁对伊拉克问题的讨论是他们所有论证中最没有说服力的部分之一。在他们看来，伊拉克战争就是“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给美帝国带来更普遍性问题的一个例子。而且，美英与法德两派的分歧与“经济‘竞争’不太相干”，实际上反映了法德两国对多边干预形式的偏爱。
       
       我们对这一系列论证的异议在于它根本没有触及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战略意图。但如果人们查阅那些大体上反映布什父子任职期间，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明显影响的基本档案：1992年3月的《国防规划导引》、克林顿在任时建立的智囊团提出的“新美国世纪计划”、2002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会发现真相。这些档案表明防止“能与美国抗衡的竞争者”出现、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敌对大国或联盟是美国的大战略。这也支持了我和哈维对伊拉克战争原因的解释，即控制伊拉克不是简单地推翻美国长期以来所厌恶的政权，而是警告所有国家：公然蔑视美国军事力量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同时，通过在中东派驻军事力量，美国控制了欧洲和东亚的竞争者尤其严重依赖的“全球的出油龙头”（哈维语）。
       因此，美国对伊拉克的空前占领并不是简单地针对萨达姆·侯赛因，而是其他主要国家。而且危机的出现大大显示了西方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2003年的前几个月是这一跨国联盟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段时期。此时，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因为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封锁了北约资产。美国政府动员了欧盟在东欧和中欧的成员国与“老欧洲”对抗。当然，自巴格达沦陷特别是布什连任以来，为抚平美国和主要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创伤，美国也付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成效还是很有限的。
       当然，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占领本身遭遇了失败。这一结果给甚至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出了信号：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控制不住普遍心存敌意的大众。实际上，帕尼奇和金丁也看到伊拉克危机凸显出了“其他广大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既然他们都处于如此公开的美帝国主义框架下”。乔万尼·阿瑞吉的论述更深入。他指出：“在越南遭遇的困难使美国霸权突然陷入‘信号危机’。回顾过去，在伊拉克遭遇的困难则将使美国突然陷入‘终极危机’，标志着向‘无霸权统治’的转型。在这种统治形式下，美国只能依靠军事力量保持其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也会失去曾把美国的霸权视为其利益所在的其他国家资产阶级的支持。”
       即使阿瑞吉正确认识到了美国霸权正在“分崩离析”，但作这种暗示还是需要谨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问题。克洛德·赛尔法迪对为什么“跨大西洋地区资本主义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可能升级为军事对抗”作了很好的分析。他认为既有正面原因也有负面原因。从负面来说，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与美国的军事差距都非常大，以致于形成了很强的“门槛效应”。这就防止了任何一个国家（或更现实地说，像欧盟这样的国家集团）发展与美国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从正面来说，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合作，这意味着美国霸权是使它们从中受益的“公共福祉”的源泉。
       这种分析很合理，而且我们可以给为什么西方集团的经济竞争没必要转变成军事冲突补充其他一些具体原因。2003年初，当布什政府明显地拥护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政策，而不像美国传统战略一样鼓励欧洲进一步融合时，大西洋两岸的紧张关系达到顶峰。这一转变极大地推动了法德两国发展独立于美国之外的自主权，——但这也很难实现，因为欧盟国家在英国的领导下与美国政府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他们之间的合作将对任何真正加强欧洲军事实力的努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5年5月法国和荷兰进行了全民公决，欧盟宪法草案未获通过，重新唤起了“新”“老”欧洲的冲突。这次冲突是针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因为“新”欧洲在重新振作起来的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要求更迅速地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赛尔法迪所描述的欧盟“帝国主义替代”的出现，以及他所指出的欧盟发展欧洲安全与防御政策的不断努力。
       此外，不能低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现实以及潜在的动荡与冲突。跨国集团的投资和市场都分别集中在北美、西欧或日本。七国集团就全部来自这三个地区。跨国集团之间的经济竞争以及在竞争过程中对国家的依赖仍然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和欧盟在贸易上特有的严重紧张关系：当前它们分别对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政府补贴存在分歧。这一分歧非常严重，难以解决。而且，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打开了之前对外国资本相对排斥的市场。在保罗·凯莫克（Paul Cammack）看来，美国所扮演的这一角色具有一种讽刺性效果。虽然美国资产阶级臆想控制这一地区，但是美国主要起到了惠及欧洲跨国集团而非美国资产阶级的作用。这个例子大体上说明了美国提供的“公共福祉”有利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些行动却可能对美国本国不利。就像所有的人类现象一样，美帝国主义也不一定事事如意。
       但是，自入侵伊拉克以来大西洋联盟最严重的分歧恐怕就在于欧盟计划结束自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以来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美国政治家和评论家已倾向于认为这是欧盟目光短浅的一个例子，认为一心想着赚钱的欧洲人未能看到更加广阔的地缘政治图景。这种认识似乎完全错了：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如何更好地进入这一地区是其政策调整的重要原因。而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目标似乎是直接与地缘政治相关的：他想在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寻找抵抗美国霸权的力量。中央情报局最近一项评估甚至走得更远，它预言：“欧盟与中国联盟，虽现在还不可能，但并非不可想像。”
       在解除武器禁运（这一决定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被推迟）问题上，美国的政策评论家以美中战争“虽现在还不可能，但（也）并非不可想像”为理由来公开反对解禁。不仅台湾院外集团的成员以及一贯气势汹汹的共和党反华派这么说，就连一直以稳健和中间立场著称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迈克尔·奥汉伦（Michael OHanlon）最近也写道：“确实有因台湾问题爆发中美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时涨时消，但仍很真实。欧洲任何关于解除武器禁运的决定将提高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种性质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那些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过程将是风平浪静的预言。帕尼奇和金丁确实承认中国可能会成为他们基本分析的反例：“中国最终有可能崛起为帝国内部的一极，但很明显，中国在好几十年里都不会取得这样的地位。美国政府的某些机构设置是为了确保今天的‘单极’地位可以用来消除明天出现竞争对手的可能性，但这一事实不能被用来证明这种竞争对手已经存在。”
       这种现在和将来的脱节严重低估了当代地缘政治的变动性。不能认为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还要“好几十年”才会到来——在过去几个月里，从中央情报局局长波特·戈斯（Porter Goss）往下的一系列美国高层国家安全官员都一直就对中国为代表的战略性威胁尤其是中国政府海军和空军力量的快速现代化提出警告。《金融时报》报道说，“对于还有好几十年中国才会构成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统治地位的威胁这样的假定，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正表示质疑”。
       帕尼奇和金丁也轻视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减少美国财政和贸易赤字中所起到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他们说：“因为美国国库所欠账单现在主要集中在亚洲人手里，所以我们正经历地区力量平衡的转变。如果像阿瑞吉那样持这种观点就是混淆资产分配与权力分配。”在此，我们应更加谨慎地区分两者。首先，美国能通过从别国涌入的大量资本来减少赤字，这无疑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实力的体现，尤其是体现了美国的比较优势，即不用黄金或其他任何东西作后盾就能自由发行世界上的主要储备货币、并进而创造新支付手段，但我们并不因此认为应该赞同副总统迪克·切尼在对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说“里根证明赤字无所谓”时主张的理论。
       从切尼的理论可以看出，美国可以轻松地继续扩大贸易赤字。在当前趋势下，这一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能在下个十年之前从6％上升到10％。如果帮助减少赤字的资本因在美国投资可获得比在别处投资更高的利润而涌入美国，这会更可信。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毫无疑问，美国除了利润率之外还有其他经济上的吸引力：比如说资本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亚洲的中央银行现在在减少赤字方面的作用，是因为这项政策里有更多的政治或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说，它们想避免导致1997年到1998年金融危机的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使亚洲货币对美元保持在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上，从而容许东亚资本所依赖的高出口经济模式继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欧盟最近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运动存在一定冒险性。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总体上否定东亚资本尤其是中国资本在减少美国赤字过程中所起到的更为重要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意义简直就是不合常理。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廉价进口产品的主要供应国，同时也是日本、韩国和欧盟半成品以及中东、拉美以及非洲原材料的主要购买者，所以中国的繁荣在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随着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和其他东亚国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已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继续扩张的保证。与此同时，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保护主义者最主要的反对对象，还被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确定为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大国。
       因此，现在集中在中国的矛盾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映与缩影：当前不是美国非正式帝国统治下的世界资本主义处于稳定合作状态，而是全球积累过程和地缘政治异常脆弱。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同时采取行动以确保——这种脆弱性不以极度残忍和破坏性的方式出现。
       ［李春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杨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