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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廖学盛认为，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势在必行。而要更好地阐释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大力加强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认真研究世界经济史，必然会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从而更加自觉地投身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下面是他对本刊记者发表的谈话。
       记者：近年您一再呼吁加强世界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这是为什么？
       廖学盛：我之所以再三呼吁加强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基于推进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的迫切需要。
       随着科学发展观问题的提出，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势在必行。而要更好地阐释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没有比较系统的、建立在大量可靠资料基础上的、适合广大读者需要的世界经济史著作，显然是不行的。
       从19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中，整个人类一切进步最深层的原因，在于科技不断进步造成的生产力的极大增长，社会化大生产在不同地区和国度向广度和深度不可遏制的扩展。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在审视“新课题、新矛盾”的过程中，认真学习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历史，汲取其中有益的经验，避免先行者犯过的错误，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一些学者开会或者发表文章探讨这次危机的经验教训，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光做到这些，还很不够。在金融问题处于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的今天，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迫切要求本国的金融业有长足发展和重大创新的今天，在广大群众渴望获得国际金融业发展史提供的经验教训的今天，难道不应该大大加强世界金融史的研究和相关知识的普及？
       为了使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因地制宜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已经是我国不同地区领导层殚精竭虑探索的重大课题。在这个方面，具有良好学术水平的世界经济史，无论是有关国别的，还是涉及世界整体的，肯定会受到重视和欢迎。
       恩格斯在1884年11月8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谈到的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对于德国的借鉴意义，很值得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深思。信中写道：“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但正是这样的德国，在20世纪中超越英法，并且迄今保持领先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这种论断：“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提供的科学理论，使得德国工人阶级能够“更加心明眼亮”地从事“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①。认真研究世界经济史，必然会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使我们更加心明眼亮地从事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
       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②在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的经济条件时，不得不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史给予的启示。
       在2007年6月25日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要做到“科学发展”，认真研究和总结世界经济发展史提供的可资借鉴的经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斗争是一件前无古人的无比困难、艰巨的事业。在这场将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的长期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增强全国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对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在宣传和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内容正确的世界经济史读物，无疑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并且屡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提出挑战的今天，加强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有着特别迫切的需要。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状况？
       廖学盛：总的说来，中国对外国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加强的必要。但是，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应该特别予以关注。这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世界经济史研究长期都是一个薄弱学科。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出历史舞台，新生力量的成长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说近十几年以来情况很少改善，恐怕也不为过。无论是在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科研机构中，世界经济史的研究，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名目繁多的世界经济问题讨论会，虽然也有偶尔涉及经济史的时候，但这种附带说几句的情况与系统周密的历史研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遗憾的是，某些地方甚至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专门研究世界经济史的机构都解散了。
       由于研究力量薄弱，有份量的著作，特别是能够涵盖自原始社会以来包括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史的著作，很难问世。虽然出版了一些翻译的著作，如《剑桥欧洲经济史》之类，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中国读者对世界经济史知识的需求。翻译过来的国外的大型经济学方面的工具书，由于经济学的强烈的阶级性所决定的条目设置和释文内容，也不能满足中国读者对世界经济史知识的需要。中国学者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最近十来年，没有出版过包括原始社会史在内的通史性世界经济史著作。
       近年问世的一些有相当影响的世界经济史方面的著作，例如程恩富主编的5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远未包括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史的各个方面，更谈不上对世界前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史的深入探讨。刘树成主编的2005年问世的《现代经济辞典》，虽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世界经济史知识，但是，顾名思义，通俗的辞条释文，不可能替代有史有论的世界经济史著述。而且，正是在这部辞典中，明显暴露了中国学术界长期对世界经济史的前资本主义部分缺乏应有研究的弱点。
       例如，《现代经济辞典》中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第185页）这一条目的释文谓，“是指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从现在的学术水平看，这显然是过时的、不正确的。
       专家访谈由于近一百多年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努力，整个学术界对于近一万年以来人类物质生产状况和经济交往状况的了解，已经大大不同于19世纪下半叶时的情况。现代科学以日益丰富的材料证明，正是农业的发生、发展构成近一万年旧大陆广大地域内经济发展的基础。畜牧业的出现晚于农业。按照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由苏联学者集体撰写的3卷本《原始社会史》中的说法，游牧经济在西亚和欧洲，大概于公元前6—4千年前出现。③
       又如，《现代经济辞典》第308页上的《古罗马奴隶制庄园》的释文谓，“罗马帝国中后期，奴隶来源不断减少，奴隶价格上涨。随着奴隶们的不断反抗，公元5世纪，奴隶制逐渐被隶农制取代”。这与复杂的晚期罗马帝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相去甚远。姑且不说“隶农”（拉丁文中的colonus）这一名词的翻译是否妥当，实际上，在公元5世纪的罗马境内，并不是“奴隶制逐渐被隶农制取代”。笔者从《现代经济辞典》中获得不少有用的知识，根本无意贬低它的意义和影响，只是想借以上例子说明加强对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的紧迫性。
       记者：您对加强世界经济史研究有何建议？
       廖学盛：以前有一种说法，一碰到外国，再加上一个“史”字，那就难了。现在还不能说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涉及多种外国语言，再加上从古到今外国的历史，要在短时期内有巨大的进步，恐怕不现实。但是首先必须在认识上有一个转变，即要把加强世界经济史研究当成重要工作切切实实地抓住不放，在这方面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决不能让现在的不景气状况长期继续下去。简单地说，有关部门要有知难而进的精神，想方设法聚集一批愿意为研究世界经济史而献身的研究人员，并给他们提供开展正常工作必需的条件。
       第二，既要特别重视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又要把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即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济史的研究，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决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学说的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味强调世界不同地区前资本主义时期历史的差异而忽视对它们之间统一性的探究。
       第三，要有长期的打算和周密的计划。史学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经济史的研究更是需要时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重视对世界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晚年反复指出经济史研究不足的事实。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既提到“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的严酷现实，又指出了“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④这一令人遗憾的现象。
       现在应该是着手改变令恩格斯感到遗憾的现象的时候了。
       注释
       ①②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668—669，669，692页。
       ③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原始社会史》（俄文版），第3卷，第37—40页。
       （责任编辑 李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