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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分析》一书共有四章。第一章，《欲望机器》；第二章，《心理分析和家庭主义：神圣的家庭》；第三章，《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第四章，《精神分裂分析要略》。综观之，第二章是对精神分析（心理压抑）的批判，阐述了三种欲望生产综合：连接的、析取的和合取的。第三章是对三种社会（原始社会、专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欲望生产的普遍历史即再现（representation）历史的描述，尤其是追溯了资本主义现实历史状况，阐述了社会场域（socius）及其同欲望机器的关系。从表明上看，只有第四章对精神分裂分析作出了专门的研究，但仔细读过全书以后可以发现，前三章都是为第四章作准备的，都是精神分裂分析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第一章，可以说既是对精神分裂分析的一个总体介绍，也是对其基本特征的具体描述。所以本文拟从第一章的几个核心概念入手，在对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的关系的探讨中，深入研究精神分裂分析的特点。
       一、精神分裂分析的几个基本概念
       1 欲望、欲望生产和欲望机器
       在《反俄狄浦斯》第一章里，首先的一个概念就是欲望，这个概念从古希腊柏拉图那里起就被不断探讨，只是到德勒兹和加塔利这里才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柏拉图的欲望代表的是主体的空乏，它由一个客体得到补足。这种理解被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解释为，欲望就是缺乏、不满，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自叔本华起，欲望就被解释为一种主动的力，欲望是自足的、充盈的，不断地向外充溢、放射。这种认识经过尼采的权力意志得以发展，从而被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吸收。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看来，欲望在本质上与主体同一性或身体形象无关，并且独立于语言表现或说明（拉康符号秩序的核心）。①欲望是纯粹多样性的。“不能归复为任何种类的统一”。②它是先于个体的，既不内在于主体，也不趋向客体：它内在于一种先于它而存在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微粒产生，各种流结合。心理学对欲望的分析陷入主体的分析，而在精神分裂分析中，欲望则被置于本质的、基础的地位。这一点不仅来自德勒兹早期对“差异和重复”的认识，也离不开加塔利在拉博得试验室（La Borde）长期工作后对拉康理论的背离。
       同时，他们认为，欲望首先是社会的而不是家庭的，社会欲望的最优秀的指挥者是精神分裂的伊德（本我），而不是神经质的自我。在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中，他们结合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由欲望概念进一步发展出欲望生产、欲望机器概念。
       欲望即生产，或欲望生产，它同自然或生产活动并存，是一种没有束缚的、自由流动的能力，也就是弗洛伊德的利比多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这样，德勒兹和加塔利就不再将利比多限制于家庭，他们同时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利比多化。他们强调指出：“社会领域立即被欲望包围……而且为了侵入、包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利比多不需要任何中介或升华、任何心灵活动、任何转变”。③欲望生产就是社会生产，虽然社会生产最初来自欲望生产，但欲望生产首先在本质上就是社会的，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是同一的。“只有一种类型的生产，这就是对现实的生产”。④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一切都是生产：生产的生产，或行为和情感的生产；记录过程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混合），或作为标准的分配和协调的生产；消费的生产，或感官快乐、焦虑和痛苦的生产”⑤。生产过程不仅使记录过程和消费过程统一于生产自身，而且使生产者和产品统一，而它自身并不是目的。就此而言，利比多生产对党派领导人的克己自制是一种挑战，因为它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对于经济决定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欲望和生产的连接使马克思主义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所作出的区分也出现了问题。⑥
       理论视野在欲望生产的基础上，德勒兹和加塔利又发展出了欲望机器的概念。欲望机器是机器，而不是隐喻。同欲望生产一致，欲望机器实际是弗洛伊德的利比多概念与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的结合。欲望机器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社会性的，在本质上欲望机器和技术的社会机器没有任何差异。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两个概念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和利奥塔（Lyotard）所谓的“利比多经济学”的结合。这样，精神分裂分析不仅使心理分析的利比多社会化、历史化，而且使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生产在主观性方面得到深化。⑦德勒兹和加塔利同时指出，欲望机器和技术的社会机器在运作上（regime）是不同的，技术机器只有在正常的情况下才运行，而欲望机器相反，在运行过程中不停地出毛病，而且实际上它只有在功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才运行。这样，就带来了两者在运作上的第二个不同，欲望机器自己生产反生产，而技术机器的反生产特性只有在再生产过程这一外在条件下才会出现。也正因此，技术机器不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并且总是会回到社会场域或社会机器。⑧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欲望机器的这种反生产特性。德勒兹和加塔利说：“机器也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中断或中止的体系。”⑨他们认为每一台机器首先是连续的物质流，但这种连续性是以中断或中止为条件的。每一台机器都与另外的机器相连接，对于这另外的机器而言，每一台机器都有中止的功能；同时，对于另外一台与之相连接的机器而言，每一台机器自身又都是流动的，或是流动的生产。欲望机器是双重机器，遵循双重法则。一切器官—机器都是流动的，同时又都是中断的。正因此，在一切横向的或无限连接的有限点上，部分物体（partial objects）与连续的流动，中止和连接都融合为一：在欲望涌现的地方到处都是中止—流动，生产过程与产品连接。欲望机器使我们成为有机体，但生产的核心使身体根本没有任何有机组织，机器停止了，释放出非有机的能量。⑩这个反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两人对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的重新解释：使生产欲望停止、冻结它所造成的各种连接，以便使新的不同的连接成为可能。这种反生产特性在三种综合中表现出三种不同的模式，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反生产的特性表现为一种“本能”，培育出了精神分裂分析。
       欲望机器是一种流（flux、flow），一种欲望流，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第一种社会生产综合或生产的生产：“和……和……”，连接的综合（connective synthesis），这自然就很容易理解了。这种生产综合似乎可以从弗洛伊德的本能要求（冲动drive）、心理“投注”（investment）或精神贯注（cathexis）去理解。与这种综合相关，这里还需要阐述的另一个概念是部分物体（partial objects），这个概念首先是由梅兰妮·克莱茵（Melanie Klein）发明的，意义深远，但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她忽略了这个概念和流动的关系。两人第一次是这样提出这个概念的：“欲望不断地将持续的流和本性是破碎的、不连续的部分物体（partial objects）连接起来。欲望使流流动起来，而它自己又使各种流中断。”在德勒兹和加塔利这里。“partial”，不仅是与整体相对的部分，失去统一性的不完整的部分，而且是与客观相对的偏袒，不知道缺乏并且能够选择器官的有偏估的强度，也就是说它们中投入了利比多价值。在社会生产综合中，所连接的是流、是部分物体，例如眼睛看手，就构成了这样的连接。并且这种连接是多样性的、异质的以及连续不断的。
       2 无器官体（the Body without Organs）和社会场域（Socius）
       
       这一章里有两个谜一样难解的概念：无器官体和社会场域（Socius），但这两个概念却是精神分裂分析中的重要概念。无器官体这个概念首先是由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提出的。而且在德勒兹同加塔利合作之前，他已经在《差异和重复》中对这个概念作过说明。阿尔托在一首诗中说：“身体就是身体/它是完全独立的/它不需要器官/身体从不是一个有机体/有机体是身体的敌人。”他认为身体不仅是由器官组织（is organized）起来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去除器官组织的（disorganized），目的是去除固定的器官组织形式（fixed organization）。这一点也成为精神分裂分析的根本特点，身体是广义的各种器官的会合，但它同样也是去除器官组织—反生产和无器官体。无器官体首先对欲望机器（器官—物体organsobjects）和欲望生产是排斥的。“欲望机器和无器官体之间有着明显的冲突，各种机器的每一种连接，机器的每一种生产，机器的每种运转的声音，对于无器官体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为了抵制器官—机器，无器官体为自身展现了一个光滑的、不透明的、秩序井然的平面作为壁垒。无器官体与身体本身无关，或者与身体的影像无关。在《反俄狄浦斯》的第四章，德勒兹和加塔利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无器官体与器官—部分物体（organspartial objects）决不是对立的，它们仅仅是同有机体相对。两人反复强调说，无器官体是非生产的、贫瘠的、不可消耗的。但这个无器官体不断被在欲望机器的双向的直线的连接综合中生产出，从而使生产和反生产结合。也就是说，两人认为无器官体同时转向、吸引欲望生产，为了自身而占有它。无器官体展现的光滑平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记录整个欲望生产的过程，这样欲望机器似乎是在建立了机器和无器官体关系的客观运动中从无器官体中产生出来的”。
       器官—部分物体现在开始紧紧依附着无器官体，进入一种在这个身体上包含有析取连接和游牧连接的新的综合，一种包含有重叠和置换的新的综合。这样，欲望穿过了身体、穿过了器官，但没有穿过有机体。无器官体仍然没有以有机体的方式整合或统一它们。最后，德勒兹和加塔利得出结论：“器官—部分物体和无器官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事物，同一的多样性，精神分裂分析必须如此去看待它们。部分物体是无器官体的直接动力，而无器官体是部分物体的原始质料。……无器官体就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内在的实体，而部分物体就像是它的属性。这些属性只有在真正独立并且不能因此被排除掉或相互对立的意义上才属于它。部分物体和无器官体是精神分裂的欲望机器的两个物质组成：一个是不动的动力，另一个是流动的各部分；一个是巨大的分子，另一个是微小的分子。两者共同处于不断由欲望分子链条的一极转向另一极的关系中。”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的记录生产（production of recording）和析取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两个概念。记录的生产不同于生产的生产，后者由上文提到的连接的综合驱动。“而当生产的连接由机器到无器官体（如同由劳动转向资本）时，它们似乎就受制于另一种法则，这种法则表达了有关作为‘自然的或神圣的前提’的非生产要素的分配”。因为当机器将自身依附于无器官体时，它是在无数的析取点上出现的，使平面看上去像是一个纵横交叉的格子。在无器官体光滑的平面上精神分裂的析取综合：“或者……或者”（either…or…or），取代了欲望机器的连接综合：“和……和”。而且，这个析取综合并非确定一个就否定另一个，因而是不可改变的；相反，它是永远变动，可以在无数的析取点中进行选择，但任何器官—机器将自身依附于无器官体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理论视野在《反俄狄浦斯》中，两人还经常引用丹尼尔·保尔·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一个神经病患者的回忆录》、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小说《莫洛伊》（Molloy）中莫洛伊的自白以及《安托南·阿尔托选集》来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无器官体这一小节，两人同样大量引用这三个人的著作来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征，紧随这些引文，他们说：“精神分裂症患者有自由支配自己的自我协调体系，因为首先他可以自由支配属于自己的记录符码，这些符码不与社会符码保持一致……也许可以说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一个符码走向另一符码，他有意地搅乱所有符码……”这里记录下的主要是器官—机器连接的符号组成的一个在差异之间变换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共时的，而不是线性的。这些符码是异质的，而不是同一的。无器官体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所拥有的自由的场所。
       就在这同一小节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又提出了社会场域（socius）这一概念，在对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的比较中，他们指出：“这种比较的一个目的是指出社会生产和欲望生产一样，包含有一种非生成的、非生产的看法，一种与生产过程相伴的反生产要素，一个作为社会场域（socius）发挥作用的完整的主体。这个主体可能是土地体、专制体或资本体。当马克思说这个主体不是劳动的产物，相反是作为自然的或神圣的前提出现的时，指的就是它。”而这个社会场域同无器官体一样，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反生产性的，它建立了各种生产动力在之上分配的平面上，它似乎是类似原因（a quasi cause），一切生产过程都由此出现。而且一切生产都被记录在这个平面上。正如欲望生产在无器官体上被组织起来，社会生产在社会场域上被组织起来。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无器官体和社会场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两人又指出：“无器官体不是最初的原始实体，后来将自身具体化于不同种类的社会场域，……社会场域决不是无器官体的具体化产物，相反，无器官体是去疆域化的社会场域的最后剩余物。”在《反俄狄浦斯》的第四章，两人同样指出这一点，同时还说：“社会场域是穿着衣服的完整体，正如无器官体是赤裸的完整体；但后者存在于最后的极限、终止之处，而不是开始。”根据两人对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追溯，可以看出，他们认为社会生产，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要是从欲望生产而来，但欲望生产在本质上首先是社会的，并且它只是在发展到历史的终结之处，才多少摆脱了社会生产的规定。在蛮荒社会，欲望紧紧依附于社会场域，社会生产几乎完全控制了欲望生产。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再生产同一般生产分离，欲望生产才决定性地不同于社会生产，也就是说，无器官体最终由于过多受到社会场域的控制而开始独立，拥有了自己的权利。所以，两人反复说，无器官体是去疆域的社会场域（资本主义）的最后剩余物，它只是在终点解放了自身。在将社会生产组织于社会场域上，反生产同样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一如它在将欲望生产组织于无器官体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一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作进一步阐述。
       3 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
       精神分裂分析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主体。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主体首先破除了主体形而上学。主体不再是第一性的，而是欲望机器的产物。记录的生产出自生产的生产，而在记录的平面上又可以发现主体。在一部分生产的能量转化为记录的能量之后，一部分记录的能量又转化为消费—实现的能量。这个剩余的能量就是第三种无意识综合，合取综合（conjunctive synthesis）或者说消费生产的动力。在第三种综合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又提出了“独身机器”（celibate machine）的概念，它使欲望机器和无器官体之间的吸引和排斥、生产和反生产真正融合，并由此产生了新的人类或光荣的有机体，即游牧主体。这个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欲望，自身的主体性。“原来是那样的！”霍兰德（Holland）解释说，这是一种回顾的、怀旧的认识，因而主体不再是第一性的，而是随欲望机器而来，去消费、实现，去享乐或遭受痛苦。德勒兹和加塔利坚持认为，欲望的生产和反生产像尼采的权力意志一样，永远是第一性的，而主体的表象只是随之而来的。
       
       这个游牧主体、即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一系列几乎无法承受的紧张状态之中，如对苦难和快乐的终极体验、命悬生死之时的哭叫，对转变、对剥夺了一切形态和形式的赤裸的纯粹状态的感受……。两人指出这是强量（intensive quantities）的纯粹状态。这些纯粹的强度出自欲望机器和无器官体的吸引和排斥、生产和反生产的相互作用。它们同无器官体的零强度（zero intensity）的关系是建设性的。游牧的主体必然经历这些强度，由此生成、转变，主体因而处于永恒轮回的无限循环中。显然，德勒兹这里的游牧主体深受尼采超人的影响。主体没有固定的特性，在无器官体上游荡，它不处于中心（这是由机器控制的），而是在欲望机器的四周，他永远是离心的，由他所经历的各种状态规定。主体在一系列紧张状态中降生，不断在随后特定时刻决定他的状态中再生，他不断消耗—实现这些使他降生和再生的各种状态。尼采将这些状态与历史等同，他在1889年1月5日致友人雅克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的信中说：“历史上的每一名字都是我……”。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此表示认同，主体将自身铺开于圆环的四周，圆环的中心已经被自我（ego）屏弃。占据中心的是欲望机器，永恒轮回的独身机器。机器的剩余主体从机器的产物中得到了快乐的奖赏。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不是一个与各种历史人物等同的问题，而是将历史上的各种名字与无器官体的强度区域等同。每一次作为主体的尼采都会叫喊‘他们就是我！那就是我’，没有人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深地陷入历史，或以如此的方式对待历史。”这就是第三种消费—实现的综合所产生出的主体，在一系列紧张状态下的生动的的主体，在消费—实现中的自我享受的、快乐的主体，但却不拥有固定的本性、同一性的主体。
       二、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分析
       1 欲望生产的普遍历史：三种社会场域
       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欲望生产的普遍历史发展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对欲望生产的压制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机器或社会场域就是土地体（原始社会）、专制体（专制社会）、货币体（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场域的功能永远是使各种欲望流符码化，铭刻、记录各种欲望流，使它们受到良好的控制、引导和管理。在每种社会场域中，反生产、债务、符码和记录（inscription）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却是各异的。精神分裂分析对整个欲望—社会生产的描述就是对普遍的再现历史（history of representation）的描述。
       对反生产这个概念的理解离不开巴塔耶（Bataille）的消费（expenditure）概念。巴塔耶认为，社会不是围绕需求以及符合需求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来组织自身的，相反，社会组织总是建立在过剩消费之上的，并且生产活动是从这种消费中追寻它的意义和目的的。这样，在精神分裂分析中，反生产实际是生产能量或生产力的一种变形，一部分过剩生产力转变为相反的力，吸收、分配或消费已经生产出的产品。不同的社会生产形式就是反生产吸取需求/缺乏于欲望生产的不同形式。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生产通过中止器官—机器的连接，使欲望生产摆脱了本能决定的制约，这在此就更加清楚了。精神分裂分析的反生产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将权力问题引入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总是第一位的，在精神分裂分析中，生产力仍然保持着重要的作用，拥有自发的动力，但它的形式和目的是由反生产关系决定的。这种反生产关系以阻止或促进各种权力关系的方式组织社会的剩余消费。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就变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反生产力和反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用福柯的观点来看，原始机器、专制机器和资本机器实际就是权力的不同组织形式。最后，反生产将各种物质、能量流以各种符码和记录体系（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秩序”）组织于社会场域之上。精神分裂分析认为，各种符码和铭刻体系最终是建立在债务和职责之上的，后者在分析不同的权力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原始社会，反生产体系就是对部族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特殊物，如牲畜、玛瑙、贝壳等的剩余积累，德勒兹和加塔利称之为“剩余价值的符码”（surplusvalue of code），因为社会符码决定了什么是有价值的、因而是值得积累的。私人的另外积累是禁止的。因而，债务在这里是内在于作为原始土地机器的血统和姻亲的，并且阻止了权力在任何一个家庭或部族的集中。债务并不是交换体系的副产品，相反它是使交换得以可能的不平衡。也就是说，交换假设了某种已经存在的债务或职责（给予的一方）与威信或特权（接受的一方）。每个人在这个交换的集体中的地位都是分配好的。原始的债务和剩余价值符码与联姻和血统联系紧密相连。德勒兹和加塔利同时认为，原始人是有书写记录的：“在大地上的舞蹈，在墙壁上的刻划，在身体上的图画，都是记录体系。”每一句话、每一个记号都具有多重涵义，因为原始符号是融入在具体的环境中的，与特殊的场所、仪式等不可分。
       在专制社会，一切义务都是面向暴君的，债务和职责不再以血统和姻亲为根本，而是变为无限的、单一的，暴君“制造了一种新的血统联系，并且将自身置于与神的直接联姻中”。由此，他根据自身把一切关系超符码化（overcoding）了。暴君成为反生产的惟一的统治者，更主要的是债务的支付手段和符号体系本身发生了变化。对暴君的贡赋不再是原始社会的特殊的物，这些特殊的物出了各自的小集体就变得无意义了。现在，惟一有价值的是黄金——剩余价值的超符码，它是普遍的价值，是一个超验的法律和强加的价值标准。但在专制国家，这种用于纳贡的货币还不是统一整个市场的一般商品货币，而是政治顺从的表示。它的抽象价值仍然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债务价值，是用权力攫取来的。因而，专制国家的贡赋仍然是剩余价值的符码。最后，暴君创造了记录体系：“立法、官僚机构、账目、征税、国家垄断、帝国司法、职员的行为、历史编纂学——一切都在暴君的控制下记录下来。”专制的再现不再是一个有言外之意的体系，而是建立起了一个从属的体系。记录的符号被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ed），剥夺了多重涵义，而成为单一的声音的抄写。而它的意义也变为无上的权威者通过一套语言规则强加而来的。
       原始社会和专制社会的符码和超符码是建立在意义、信仰和习俗之上的，它反映了重要实体在质上的一致，其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对符码化的各欲望流的调节之上的。符码化下的社会关系是定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则与此不同，由于资本主义以市场为它的基本组织，以商品货币为它的一般货币，以追求新的利润来源为它的目的，它就以建立在公理（axiom）之上的量化计算取代了质的符码和超符码，不断将在质上是不同的各种流公理化，将它们转化为量化的可在市场上交换的商品。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公理化（axiomatization）的过程中的。公理使量化的、不同的物质或能量流直接连接起来。公理与符码不同：符码在定质的、非经济差异的实体之间建立了间接的、有限的关系，而公理则在抽象的质量实体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公理是永远不饱和的，它总是能够在先前的公理之上再添加一个新的公理。也正因为公理化的这种特点，德勒兹和加塔利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为剩余价值流（surplusvalue of flow），而不再是剩余价值的符码或超符码。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是由市场建立起来的，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量化），而不是什么样的产品生产了出来（定质）。而且公理的这种没有界限的特点，使得在资本主义的再现中，符号不再是固定的，而成为没有意义的，成为多个层面的、流动的、断裂的或分裂的，无法保持同一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符号没有任何意味，它只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调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整个循环的中介。
       
       资本主义机器是建立在专制国家的废墟之上的，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状况，它的任务是使各种欲望流去符码化（decoding）和使社会场域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主义机器所面对的各种流归为两类：以货币—资本形式出现的去符码化的生产流和以自由工人形式出现的去符码化的劳动流。正是这种摧毁旧有的社会场域，释放各种欲望流的倾向，使德勒兹和加塔利提出：“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正确地说，精神分裂症是资本主义机器的产物，正如躁郁性精神病患者和偏执狂是专制机器的产物，癔病是土地机器的产物一样？”
       2 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分析
       资本主义的去符码化和去疆域化的倾向组成了精神分裂分析，精神分裂分析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一般倾向。但资本主义由专制统治那里继承而来的偏执狂、资本主义的公理化又使资本主义同时成为一个不断再符码化、再疆域化的过程，在社会生产对欲望生产压制的历史过程中，俄狄浦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特有的压制欲望生产的方式，使自由的欲望陷入再生产—再现的家庭体系。因而，资本主义社会集中体现了各种矛盾：精神分裂症和偏执狂；克分子的和分子的；去符码化和再符码化；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
       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精神分裂分析提出了四个论题，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论题是，利比多的社会投入（在无器官体上）的两极是偏执狂的、反革命的、法西斯的一极和精神分裂症的、革命的一极。这两极一方是生产和欲望机器对在某种权力或主权形式下建立的群居集体的顺从，一方是相反的从属关系以及对权力的推翻；一方是克分子的集体，压制独特性，并使在符码和公理中留存的事物成为规律性的，一方是分子的多样性、独特性；一方是限制各种流的整合的和疆域化的路线，一方是追随去符码化和去疆域化的各种流的逃逸的路线；一方是被压制的群体（subjugated groups），一方是主体群（subjectgroups）。这一段话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作出了翔实的概括。精神分裂分析是由去疆域化和去符码化的运动产生的，它指出了自由的心理欲望和资本主义普遍历史发展的可能；偏执狂则是再疆域化和再符码化的过程，它是对普遍历史发展的可能的阻碍。
       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一词出自拉康，指父母在照料婴儿的时候，通过将性欲与特殊的器官和相应的对象固定下来，而对婴儿性感应区的设计这样一个过程。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说，就是对拉康的疆域化的逆转，即将欲望从固定的器官和对象中解放出来。精神分裂分析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将欲望从心理分析所制定出的家庭的和俄狄浦斯的欲望再现中解救出来。从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去疆域化就是将劳动力从特殊的生产方式下解放出来。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受个人影响的市场的现金交易关系，必然会导致劳动力再次疆域化到新的生产方式上。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的根本动力机制——公理化而来，两者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规律地重复，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发展过程。
       与这两个概念相联系的是去符码化（decoding）和再符码化（recoding），这两个概念是上两个概念的文化结果，它们与再现而不是具体的对象有关。去符码化并不是解密，不是将一个隐秘的意思揭示出来，而是对一个固定意思的破除，是对一成不变的符码的动摇和毁灭。
       利比多的两种投入不仅是心理的而且是社会的，这在德勒兹和加塔利有关精神分裂分析的第一和第三个论题中都已经明确指出。第一个论题说：一切投入都是克分子的和社会的。第三个论题说：利比多的社会投入比家庭投入更根本。他们还借用物理学术语“克分子的”（molar）和“分子的”（molecular）来说明这两种投入方式，克分子代表了物质整体，而分子代表了它的各组成部分。分子是无意识本身，虽然它可能被克分子组织（例如家庭）的各种再现所捕获，但这并不是说克分子和分子的区别就是个体和社会的区别。克分子和分子是并存于无器官体上的，而且是非常紧密地重叠在一起的。分子的欲望机器本身就是巨大的克分子机器的投入。两种投入方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克分子的投入与普遍的社会准则一致，因此加强了“群居”或“群居本能”。相反，分子的投入违反、因而破坏了这些准则。因为分子的记录的析取综合是包容的，而不是排他性的，它的机械的连接是多样的、部分的，而不是独特的和总体性的，它的主体联合是游牧的，而不是沉淀的。因而，欲望是多样的、变化的和不明确的。相反，克分子的投入仅仅是统计上的规律性或总和。群集本能或社会群居的各种形式给分子状态施加强大的压力，限制它的多样性并且使它发展为普遍的主权形式。分子的欲望是给予的，克分子的形式通过捕获分子的欲望而运行。资本主义将这两种投入方式带入了矛盾的极限。
       3 革命性的、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
       在德勒兹和加塔利有关普遍历史的发展中，阐述了一种关于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思想。资本主义的符码并没有完全取代专制的符码，而且资本主义的机器也无法取消专制国家。专制的符码只是被资本主义机器吸收，赋予了新的经济功能，正如专制国家作为再疆域化的官僚机构被融入资本主义机器。在资本主义机器中专制符码和专制国家的继续存留，实际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欲望的根本两极——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摇摆的加深。资本主义使这两极达到极限、透明清晰：资本主义的加深的专制主义代表了欲望的偏执的、法西斯的倾向，它以克分子聚合组织实体，并强加给各实体以集中化的、统一的组织形式；而资本主义各欲望流不断加强的去疆域化代表了欲望的精神分裂的、革命的倾向，形成了一个分子式的、没有体系的异质要素的组合。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朝向社会—欲望生产在精神分裂的去疆域化和偏执狂的再疆域化两者共存的加深。惟一战胜偏执狂的冲动的方法是加深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的趋势，直至资本主义体制毁灭。
       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普遍历史的认识显然部分依赖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并不总是存在着的，历史作为世界历史是一种结果的论述。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普遍历史（世界历史）只在历史的终结出现，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揭露了欲望和劳动的共同本质，并且能够进行自我批判之时。但这个共同的本质本身不是固定的或确定的：欲望生产从社会生产的各种异化形式中的解放是不断革命的动力，这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区分的过程。精神分裂分析的普遍历史因而包含了差异而不是同一，它是多样性的、逃逸的，而不是统一的、融合的。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分子的无意识从符码和超符码的客体异化中解放出来，将劳动和利比多从虚幻的客体决定中解放出来，揭示出社会生产和欲望生产领域中抽象的主体本质。虽然与此同时它还不断地再符码化和再疆域化。资本主义虽然有保守的一面，但它更是自我批判的、革命的。正如马克思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走向自我批判，精神分裂分析也使资本主义的精神病学，即心理分析走向自我批判。
       资本主义作为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最终促成了精神分裂症，因为市场的量化计算取代了意义和信仰体系作为社会的基础。精神分裂症成为资本主义的一般倾向和历史发展的倾向。与这种倾向相对的是偏执狂的倾向。这两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动力机制。偏执狂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古风、传统的以信仰为模式的社会组织，而精神分裂症则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潜能：自由、创造与不断的革命。精神分裂症不仅是一种疾病或心理上的不安，它更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精神分裂症的动力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机构之间的矛盾。精神分裂分析不仅是狭隘的心理学术语，而且是广泛的社会历史学术语。
       
       康德根据悟性的内在法则区分出了对意识（悟性）综合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使用，在他的先验哲学中，对综合的超验使用成为形而上学的。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则认为，俄狄浦斯就是心理分析的形而上学，是对无意识综合的非法使用，因而重新发现由无意识的内在法则所确定的先验无意识，及其相应的实践活动就是所谓的精神分裂分析。对俄狄浦斯的曲解使得心理分析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精神分裂分析不仅是对心理分析的批判，而且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作为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精神分裂分析不仅要求心理分析理论，而且要求一般社会关系符合无意识的综合。这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精神分裂分析是革命的、唯物主义的。
       注释
       ① Ronald Bogue，Delueze and Guattari，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89，p89
       ②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42
       ③ Ibid，p29
       ④ Ibid，p32
       ⑤ Ibid，p4
       ⑥ Ronald Bogue，Delueze and Guattari，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89，p90
       ⑦ 关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参见Eugene W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tris AntiOedipus：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1999，pp7—8。
       ⑧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31—32
       ⑨ Ibid，p36⑩ Ibid，p8
        Ibid，p5
        同上，见p309，及英译者注。
        同上。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9
        参见，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p325—326。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11
        Ibid，p327
        Ibid，p12
        Ibid，p15
        Ibid，p10
        Ibid，p33
        Ibid，p281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p16—17
        Eugene W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tris AntiOedipus：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p34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21
        Eugene W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tris AntiOedipus：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pp62—63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188
        Ibid，p192
        Ibid，p202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250，关于符码和公理的区别见AntiOedipus，pp244—252。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33
        Ibid，pp366—367
        Eugene W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tris AntiOedipus：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pp15—16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p75
        Eugene WHolland，Deleuze and Guattatris AntiOedipus：Introduction to Schizoanalysis，p15
       ［黄文前：中央编译局马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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