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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诺曼·J·吉拉尔多(NormanJ.Girardot)在他的《维多利亚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英译：理雅各的东方朝圣之旅》这部巨著中阐述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重要人物理雅各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涯，这是一部研究殖民时代东方学和宗教比较学的著作。
       理雅各(Janle$Legge，1815—1897)，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在传教布道之余，开始翻译儒家经典，并完成了整个“四书”“五经”的英文翻译，成为西方第一个将中国儒家经典完整地翻译成欧洲语言的传教士兼汉学家。此外他还完成了道学经典《老子》《庄子》的英译本。理雅各的翻译文本后来都被收入马克斯·穆勒(Max Muller)主编的《东方圣典丛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第39卷中。吉拉尔多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撰写了这部著作，全面叙述了这位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人物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涯。除绪论和结语之外，该书分为八部分，按时间顺序分阶段将理雅各的一生描述为：清教徒理雅各的西方历程、牛津大学理雅各教授、融合儒学与基督教的离经叛道者、中国古代圣典解码者、中国宗教比较学家、儒家经典翻译家、佛教道教翻译的先驱者、忠于职守的汉学教师。本书自2002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单继刚在《翻译话题与20世纪几种哲学传统》一文中谈到，以殖民时代西方对东方作品的翻译为例，在最初到达东方的人(也许只是一些商人和传教士)中，形成了关于东方的片段性的话语，如“落后”、“堕落”、“不开化”、“迟缓”等等。后来，这些话语被用来支持一种殖民逻辑：东方是疯癫的，西方是理性的，因而东方必须被西方规训、惩罚、禁闭和改造。殖民者(无论记者、教士、游记作家、职业译者、人类学家、地理学家还是商人、军人、官员)在对东方作品的翻译中，始终贯穿着这种区分，从而使翻译作品成为赛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话语的一部分。
       然而，通观吉拉尔多的这本书，无论是福柯的权力理论和话语理论(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的影响，还是赛义德所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的影响都很微弱。赛义德偏执地把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为西方行使政治和文化霸权的纯粹工具。吉拉尔多教授不赞成赛义德模式的东方主义，认为东方主义片面地阐释了东方的文本和人物。在他看来，过分地讥讽和片面地强调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侵略性(不管是宗教的、商业的、政治的、还是学术的)，实际上都会妨碍我们从具体的亚洲传统考查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出使东方的使命。最重要的是，人们一般不太赞赏满族中国帝国主义和儒家孔子西方主义，要调和它们与东方主义问题将导致人们更加模糊地理解中西跨文化交流和翻译。
       吉拉尔多教授整整用了近800页的篇幅来讲述理雅各的职业和学术生涯。他认为，全面审视理雅各的职业和学术生涯是对赛义德的理论和立场的检验，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和福柯的权力话语都不适合于解读理雅各对中国的研究和他的中国古代经典翻译。理雅各不是一个为抬高自己的文化而贬低他者，为服务于帝国主义而跨越了半个地球的西方学者。相反，是一个在殖民主义(包括基督教传教)背景下，对中国文化怀着深厚的热爱，非常看重中国古代经典，并合理合法地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学者。
       吉拉尔多教授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论翻译问题，为我们勾画了作为翻译家的理雅各形象：一个为欧洲大陆翻译中国文本、译介中国文化的翻译大师。这也反应了吉拉尔多本人的写作手法，他在为读者介绍理雅各的同时，也参与了翻译活动。他称翻译“是一种置于由历史背景、意识形态预设和修辞策略所编制的系统之内的跨文化陈述或解释的主要方式”。这显然是一个站得住脚的阐释学观点。正如汉斯·伽达默尔在其专著《真理和方法》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理解在本质上都是解释，解释一直是一种翻译行为，无论是理解、解释还是翻译都受历史背景的限制。伽达默尔不认为翻译和解释活动有不同的性质，因为两者都服从于共同的解释学境遇，都是一种突出原文重点的活动。翻译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越出自己的世界观而进入别人的世界观的过程，也就是与其他文明和文化不断进行交往的过程。理解决不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在欧洲(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去理解理雅各作为译者所作出的贡献。
       吉拉尔多承认译文“就其和原文本的关系而言总会超越原文，或对原文进行变通处理”，此外译文还能移植一些他者文化的真实内容。文本翻译如此，文化翻译也是如此。任何历史背景都会影响我们了解和谈论他者文化的方式，但这并不排除我们了解他者文化的真实面、如实阐释他者文化的可能性。
       当然要了解他者文化的真相非一日之工，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甚至需要穷尽一生的精力。就理雅各而言，也许受传教士兼帝国主义追随者身份的影响，早期他对孔子的评价是相当否定的。但在他的晚年这一点有了根本的改变。吉拉尔多的结论是，理雅各乐于接受孔子的观点，他重新肯定了孔子，实现了自身性格塑造和理解深化所必要的辩证修正。
       理雅各几乎成功地经受了殖民主义的汹涌波涛，进入了他从未涉足的新领域，最终与他者文化真正交锋，达成理解和融合，理雅各的例子对“消除西方中心或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消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很有启发意义。
       怀疑者的阐释学和信任者的阐释学是我们学科史上与他者交流的两种策略，现在需要的是在它们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理雅各倾向于用信任者的阐释学对待中国的经典和文化，吉拉尔多则认为理雅各是恰如其分地综合了两种策略。他认为这种策略最终是发现文本人文意义的最佳形式。难能可贵的是，吉拉尔多在写作他的这部巨著时也采用了这种综合方法。也许他本人也倾向于信任者的阐释学，试图在怀疑和信任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与其说吉拉尔多分析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何影响了理雅各的职业生涯和学术生涯，倒不如说他成功地展示了他的主题的复杂性和模糊性。或许吉拉尔多太过同情太过信任，但他确实避免了那种一维的(通常是无情的和怀疑的)研究方法。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简单的公式能达到这种平衡，能正好在富有同情心的信任和审慎的怀疑之间寻得一中庸之道。然而，像大多数实践活动一样，美德也许能帮上忙。其中最突出的也许是谦卑和慈善。我们应该尽力谦逊地对待我们自己的历史局限，少谴责他人的缺陷，吉拉尔多在叙述理雅各的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时很好地实践了这些美德。在书的结尾，吉拉尔多提出了截然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观点。他写道：“对东方的理解或阐释可以以仲裁者的身份或客人的身份，也可能作为好斗的改良者或是一个谨慎的译者，再就是以勇猛的将军或谨慎朝圣者的身份去接近东方”。理雅各在吉拉尔多眼里就是一个客人，一个小心的译者，一个谨慎的清教徒。因而，他总结道：“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证明理雅各的一生既是一位传教士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汉学教师，这正好印证了爱德华·赛义德的一个观点：某些东方主义者背叛了东方主义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文化背景。”
       读完吉拉尔多的这本著作，有人可能会质疑：就理雅各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我们还能多要求他什么呢?尽管他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公民，难道他没有传达他者文化的一些真相吗?
       理雅各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
       [何立芳：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
       (责任编辑　双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