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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上世纪90年代末曾在《非理性的繁荣》一书中警告人们提防“网络价值的暴跌”并因此声名大振。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第23期(6月2日出版)发表了对他的访谈录。他认为，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使广大居民阶层的生活变得很不稳定。他提出在税收制度中设立“平等指数”作为对策。现将访谈的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明镜》：席勒教授，这几年美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增长。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席勒：美国社会上层的、占总人口1％的人过得极好，他们的财富大幅度增加了。所有其他的人实际上在财政上都是很不稳定的——我不仅是指工人，而且也指有大学学历的人。
       《明镜》：西方社会的不平等为什么增加了?
       席勒：这首先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上世纪40年代计算机刚一发明，人们就已经担心这会对他们的收入有负面影响。第一个计算机大专家诺贝尔特·温纳早在1948年，也就是在广岛遭原子弹袭击后不久，就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原子弹还是新的计算器对社会更加危险。
       《明镜》：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比较。
       席勒：信息技术代替了人脑，它使许多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的，而这会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给我们社会造成风险。人们由于计算机而失去工作。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在这里十分明显地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时代交替：信息技术的进步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前半叶导致了一次深刻的变化。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看到这一变化的后果。
       《明镜》：新技术往往改变世界。织布机和蒸气机消灭了许多工作——但它们同时也创造了伟大的机会。
       席勒：不错。但是您提出的是不平等问题。经济学中没有一种理论说明技术会减少不平等。情况会变得更好或变得更坏，我们却根本不知道。正因如此我要确定地说我们面临巨大的风险。无论如何，最近几年不平等明显地加剧了。
       《明镜》：不过，至少在美国，4.5％的失业率是很低的。
       席勒：是的。但是失去工作的人以后往往必须接受一个更差的位置。从收入统计显然看不出这个后果。
       《明镜》：美国是否又将朝19世纪后期的那种情况发展?那时洛克菲勒家族和万德比尔特家族积聚了童话一样的巨额财富，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很糟。
       席勒：看来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处于社会下层的，占总人口1/5的人的收入只是国民收入的4％，我们就真正有麻烦了。一切取决于由生产率提高而获得的收益在各个阶级之间怎样发配，而我们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够的。
       《明镜》：您在分析不平等状态时只字不提全球化，这令人吃惊。
       席勒：技术革命是全球化故事的一个部分。我们的国民经济对外开放并且最终能开发发展中国家，这本来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我们必须从道义上给予支持。它并不是必然会对西方造成损害。我只是认为，全球化过程使一些人的生活变得很不安定，对此我们必须关心。
       《明镜》：根据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平等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中一个重要的激励人们发挥效能的原因。
       席勒：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一个存在彻底平等的世界是值得争取的。谁更加努力工作或者更有才能，也就应当多得报酬。但是我认为不平等有一个最佳程度，我们不应当滑向极端。
       《明镜》：乔治·w.布什的经济政策也包括很重要的一点：为超级富人减去几十亿美元的税负。他是否应为不平等加剧承担责任呢?
       席勒：我估计他是想借此也推动财富的普遍增长，也确实产生了这个效果。但最重要的后果是使富人的财富进一步增加了。不过人们对这一情况的愤恨还是有克制的，因为美国人总是认为自己或者至少自己的儿女有一天会富起来。如果不平等还要加剧，这种心态就难以保持了。
       《明镜》：这么说，美国人关于“从洗盘工到百万富翁”的梦想和许诺已经不再起作用了?
       席勒：上世纪50、60和70年代，这还是现实的，那时大家的生活都在改善。在那以后，美国梦早已破灭了。
       《明镜》：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席勒：人们应当在风险还没有以全力袭来之前就想法对付。我和我的同事列昂纳德·布尔曼正在设计一种新的税制。我们把它称为税法中的“平等指数”。想法很简单：一旦不平等加剧，税率就自动改变……
       《明镜》：……超级富豪就必须向国家交纳更多的钱?
       席勒：这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的法律是针对一切居民阶层的。如果上层中产阶级得益而下层中产阶级却因此吃亏，或者仅仅相对贫困的人使极端贫困的人吃亏，我们的机制也同样应当干预。这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不管是对富人的税收减负还是对弱者的支援都一样：国家的要求和义务不应当仅仅面向两头。
       《明镜》：您曾把你们的建议称为“水涨船高税收制度”，这是什么意思?
       席勒：这是以约翰·肯尼迪的一句话为根据的。他说：涨潮时所有的船都会升高。我们正是想做到这一点。
       《明镜》：你们想用增加的国家收入来做什么?
       席勒：国家的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这是它的事。我们只是想做到使社会不致倒向一个极端，使税率更加公正。
       《明镜》：但是你们仍不能消除像德国这样的大批失业。
       席勒：无论如何，人们不应当再制造任何排斥劳动的刺激机制了。例如，为了替代福利国家，可以采用负所得税制度。它基本上是主张，您只有在也承担一份工作时才能得到国家的帮助。你们在德国确实有一个可以与这相比的制度吗?
       《明镜》：没有。不过目前正在对此展开讨论。
       席勒：我们在美国从1975年起就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很简单，某人自己挣1000欧元，政府再加上300欧元。这确实比只是简单地发放失业救济金更好。而且您还可以在这里看到经济和经济学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今天对人的行为和推动他们的因素知道得更多了。从这一科学方面的进步可以日益产生更多的具体政策措施。我对此是很乐观的。
       《明镜》：在问题涉及改善全球化的后果时，康采恩首脑和政治家喜欢开出一个标准处方：向教育投资。能请您解释一下人们怎样使福特公司解雇的流水线操作工人成为谷歌网的工程师吗?
       席勒：如果您也把中国的几十万年轻的工程师考虑进来，问题就更复杂了。后者最后成为出租汽车司机，因为经济还根本不能吸纳他们。教育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是一项有风险的投资。我们必须帮助人们面向风险，使他们不致因此毁灭。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一种适于每个人的全球化保险。
       《明镜》：它应当怎样运作呢?
       席勒：我们应当设计一种生活费用保险单。您如果作为生物工程师开始职业生涯，就可以投保。如果您后来由于全球化而失去工作，保险公司就将付给您薪金。我确信，我们凭借现代的信息系统是可以设计出这种手段的。
       [殷叙彝：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