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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德裔美籍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在他的名著《责任原理》一书中一开始就对现代技术对人类产生的青蛙效应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简单说来，技术在带给人类诸多方便的同时，也留下了毁灭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隐患，这突出体现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不幸的是人们对此还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为了应对现代技术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约纳斯认为应该发展一种新的伦理学来规范人类行为，以便使科学技术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这便是责任伦理学。责任伦理学试图为技术时代的伦理学建立基础，把责任推向伦理学舞台的中心，把人类存在作为伦理学的首要要求。提倡这样一种伦理学，是因为现代技术使人类活动无论在规模、对象和后果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传统伦理学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这意味着伦理学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局限于此时此地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人类和整个大自然的安危，它必须把视野扩展到未来，扩展到自然界乃至整个地球生物圈。这样，就应在伦理学中引入责任的新维度，这新的维度便是对未来人类负责，对大自然负责。这要求我们决不可把人类和自然的存在置于危险的境地，而要使公共政策介入技术活动，认真研究预测知识，预测科技发展对人类、自然和未来造成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从而提出有效措施，引导技术健康地而不是盲目地发展。
       二
       在这里预测知识是关于技术的未来后果的知识，也就是对技术整体的长远预测，因而它需要运用各种复杂知识，必须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运用最先进的前沿知识，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技术发展状况。
       预测知识又是关于可能性的知识，因为能够满足短期预测的科学，并不足以用于长远预测。而且，短期预测能够达到确定性，长期预测则永远也达不到。原因很多，诸如社会和生物圈整体效果的巨大复杂性、深不可测的人性、预测未来发明的不可能性等等。
       这一点决定了预测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技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有好有坏，也可能由好变坏，也可能由坏变好，还可能好坏相掺。面对这种状况，预先防范无疑比盲目乐观更为明智。所以也正是这不确定性，要求责任伦理学给出这样一个确定的预测原则：“对不幸的预测应该比对福祉的预测给与更多的关注。”①也就是说，预测知识更需要凶兆，需要对人不利的信息，要优先预测技术过度发展可能带来哪些以及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一句话，就是要优先预凶。之所以优先预凶，还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恶比善在预测科学中更有作用。
       随着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的异化现象日益严重，而正是这种异化“帮助我们发现在人的正常概念中哪些应该是被保存的”。因此“我们需要关于人的形象的凶兆——尤其是各种具体的凶兆——通过对这些凶兆的畏怯来使我们自己确保人的真正形象”。另外，“只有当我们知道事物处于危险之中时，我们才认识危险的事物”。也只有让人知道人类正处于危险境地，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而且“认识恶绝对比认识善容易；它更加直截了当，更有紧迫性，人们对它的看法也更少差异，最重要的是，无需我们去寻找，它自己就会跳出来”。而对善，人们却要通过对它反面的经验才有察觉。②
       2技术大赌博可能赌掉整个世界。
       约纳斯把自然进化比作小赌博，把技术进化比作大赌博，在无关大局的小赌博中，是允许失误的，但在关涉整个人类命运的根基这样重大的不可逆事件时，就绝不允许任何失误了。然而令人忧虑的是，“现代技术这个宏大的事业，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在它的许多单个工程中，不再容忍耐心和缓慢，压缩了自然进化的许多细碎的步子，使它一下子就能跨巨大的几大步，并且通过那种方式屏弃了大自然‘求稳’的重大优点”③。
       人们也许会乐观地相信，技术进化会产生更加确定的进化成功的前景，约纳斯批判并拒斥了这种观点。因为这会产生新的不安全和危险因素，并随赌注的上升与让人纠正失误的时期的缩短而增加。自然界过去经得起小输，而今被控制于技术之手，进化节奏如此加快，一项失误就有可能赌掉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因此我们必须优先预测坏的结果，采取审慎的态度，直面并反抗技术的革命式进化。
       3技术发展使技术纠正日益困难。
       有人认为如果技术发展“中途”出了问题，我们还可以纠正它，但约纳斯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因为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倾向于独立，就是说，积聚它们自身的发动力，即一种自发的冲创力，籍此它们不仅变得像前述那样不可逆转，而且一往无前，并因此背离创造者最初的愿望和计划”。④有一天，技术会脱离人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人。技术到了这个程度，很难保证有一天人类不会被他自己创造的物种毁灭。因此技术促动的发展并不给自己留下时候进行自我纠正，它在任何时候进行纠正将越来越困难，并且纠正的自由也将越来越受限制。这增强了早期警戒的责任，所以更有理由相信，应优先考虑灾难的可能性。
       概而言之，由于现代技术的过度发展，它已严重威胁到未来人类的生存，这要求我们承担技术责任。为此在发展现代技术的同时，就要发展预测知识，预测知识需要凶兆，需要对人不利的信息，从而增强我们的责任意识。
       三
       运用这种预测原则，约纳斯预测了两种最突出的末日前景：一是原子弹或者类似的一次性大毁灭，二是整个地球生态圈的渐进的灾难。他指出，技术的诸多富有启示性的可能性集中体现在原子弹上，不过原子弹的危险存在于主观选择领域。人们有可能引发核战争，但也可以不让它发生，甚至可以废除核武器，不管怎样，人们的决定还会起作用，其中就有忧患的力量。原则上，原子弹不会必然被使用，它恰恰用来预防运用它的必然性。
       约纳斯更忧虑的是：“内在于技术文明结构之中的无意识现代组织的威胁，迄今技术以几何级数的累加任意地漂流着：这就是产生伴随耗竭、污染、星球荒凉等‘发展太多’的启示。这里可信的推断是可怕的，可估计到的时间跨度正惊人地缩小。在这里避免灾难要求废除现存的全部生活方式，甚至发达工业社会的（生活）原则，这将触犯无数利益。”⑤所以这比核灾难更难防止。
       约纳斯认为时间炸弹的毁灭性力量抵得上任何数量的氢弹，这种威胁决不小于原子弹大屠杀的突然威胁，其结果同样是不可逆的，而且对于它的到来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如果我们幸运地躲过了核危险的话，那么这种前景正等待着我们的子孙。
       至此约纳斯勾画了技术令人忧心忡忡的未来图景，力图唤醒人们沉睡的责任感，从而使责任伦理的实现得以可能。可是技术真的会产生毁灭人类和地球的可怕后果吗？如果不会，这不是杞人忧天吗？这不影响在世者的生活质量吗？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然而无数事实表明，我们的生存环境确实日益恶化，我们的人性确已扭曲、异化了，人的生存和形象正受到威胁，伴随着技术的恶的东西显然已经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发展，我们不可自欺欺人。因此，既然优先预凶的前提是存在的，那么“防患于未然”，预测它，并激发人们的忧患意识，就必定有益于保卫人类及其未来。
       注 释
       ①②③④⑤ Hans Jonas，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31，PP26—27，P31，P32，P202
       ［方秋明：湖南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