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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一书所揭示的，从一八七五年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高涨的年代。尾随西方帝国的脚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的新兴帝国。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初期，是尝试摆脱西方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用日本最重要的启蒙者福泽谕吉一八七二年所发表的《劝学篇》的话来说，就是尝试追寻从个人到国家的自由的独立精神。然而，之后的发展，就如同福泽谕吉的思想转变一样，从独立自主的追寻、团结亚洲变而为脱亚入欧，终至开展对外扩张。
       对一个脱亚入欧的新兴帝国来说，日本举办博览会，也尾随西方帝国的样板，使之成为一种再现帝国的展示空间。一九○三年日本于大阪所举行的第五届劝业博览会便是这样的例子。对一八七七年便已于东京上野公园举行首次劝业博览会的日本来说，大阪劝业博览会的举办并非难事。不过，此届劝业博览会与之前的博览会却有性质上的变化，其变化之一，是该届博览会添加了万国博览会所需的基本质素——外国物品的展览，在博览会场当中，特别设立了参考馆，展示来自十四个国家的物品；其变化之二，则是日本首次以“帝国”之姿举行劝业博览会，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清帝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台湾成为日本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在该届博览会当中，就特别设立“台湾馆”展示台湾相关物品。
       不过，在一九○三年举办的这届劝业博览会却引发多起的抗议事件。其因源自于此届博览会允许民间参与设馆，而学术人类馆则是由律师出身、后转往企业界发展的西田正俊出面筹设，被称为日本人类学之父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坪井正五郎企划。这一年，坪井正五郎接受《大阪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外国的博览会当中，多设有作为人类学参考的展示空间，以便让世人了解世界各人种的生活等情形。而作为博览会一部分的学术人类馆的企划，原本准备展示北海道爱奴族、台湾原住民、琉球、朝鲜、中国、印度、爪哇等七种“土人”。不过，博览会举办之前，该《学术人类馆的趣意书》被刊载于报纸上，这一讯息也随即被中国留日学生所知悉，并通过在日有影响力的华侨孙淦奔走努力，终由清政府驻神户领事馆向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取消对中国人的“展示”，日方当时表示了同意。虽然日方同意撤销对中国人的“展出”，事情看似告一段落，不过，在学术人类馆正式开放之际，馆内却出现身着中国服装的缠足女性服务员。中国留学生于会场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向日方进行质询，日方则以该女为中国湖南人回应。中国留学生随即找到一名湖南籍学生，向该女服务员以湖南方言相质问，最终发现该女来自台湾，是由《台湾日日新报》社长介绍到会场工作，于是，经中国方面的再次抗议，最后以取消对该女的雇用为结束。
       学术人类馆所引发的抗议并非仅止于中国方面。该馆开展之后，也有韩国民众向日方抗议，在韩国公使的交涉下，最终也撤除了对韩国人的“展示”。不过，相关的风波并未终结，对于两名琉球女性的“展出”，同样在琉球引起强烈反弹。其反弹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会场上的琉球女性原本是中介者以冲绳物产展示场职员的名义聘用，未料，结果竟是在学术人类馆中形同“监禁”地被“展示”；另一方面，琉球人认为学术人类馆有意呈现野蛮落后的琉球形象，当时的《琉球新报》便以备感受辱的强烈语气提出抗议，其理由之一是，琉球自一八七九年成为日本领土之后，当地的风俗或服装等已随日本本土改变，但是，日本本土却仍将之视为日本国内的特殊民族，尤有甚者，还将琉球人与北海道爱奴族以及台湾原住民一起进行展览。
       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人类馆事件并非单一现象。就拿以人类学专家身份介入、参与企划的坪井正五郎来说，他不仅动用了其东京帝大实验室的收藏来支持学术人类馆的场景布置，更邀集晚辈同行于展览期间发表演说，例如武冈丰太讲演北海道爱奴族的现状、伊能嘉矩讲演台湾的人种，坪井正五郎本人则讲演博览会与人类学。此外，在大阪劝业博览会之后，一九一二年于东京所举行的“明治纪念拓殖博览会”当中，再次出现对日本帝国内“未开化人种”的展示，其展示对象包括台湾原住民、北海道爱奴族等。“明治纪念拓殖博览会”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针对日本殖民地的物产风俗加以展览的博览会。另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坪井正五郎从人类学考据所推出的“日本民族混合论”逐渐成为对现实日本的政治论述，他的这一论述在出台之后曾经受到批判，不过，随着日本帝国版图的扩大，逐渐成为主流论述，而“明治纪念拓殖博览会”就是坪井正五郎日本民族混合论的呈现。除此之外，学术人类馆的倡始者西田正俊在一九○三年首次担任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委员之后，又相继担任了多达十四种不同类别博览会的委员。这些情况都显示，尽管学术人类馆的设置引起抗议不断，不过，西田正俊的筹设与坪井正五郎的企划却创造了日本帝国持续使用、展示被殖民者的一种“典范”。
       如果说，对被殖民者的展示是一种权力的展现，那么，这个权力所指涉的不仅是政治权力，更包括参与到实际政治运作之中的知识体系。也因此，坪井正五郎如何通过人类学知识介入现实政治，就特别值得分析。日本第一代人类学者的出现，发端于一八八四年的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当时，十名对人类学感兴趣的学生与职员借了大学的一间教室开研究会，这就是日本人类学会的前身，也就是日本文献所说的“人类学上的会合”；一八八六年，该组织改名为“人类学研究会”，并发行机关杂志《人类学会报告》，隔年则更名为《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在此之前从美国哈佛大学接受东京帝国大学招聘而来的摩尔斯（E. S. Morse），对第一代的日本人类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摩尔斯对日本人类学的影响，在于他依据大森贝冢所推出的日本民族混合论，也就是说，日本人是由南方而来的民族在征服原住民之后所形成的。尽管第一代的日本人类学者对日本民族起源有不同争议，不过，基本上仍接受日本民族混合论的观点。
       放在当时日本的脉络下来看，全面西化的政策并非没有反对的力量，其中一支为源自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国粹主义”的力量，不过，此时的国粹与日后的国粹意义有所不同，此时的国粹并不反对吸收西方文化，他们强调的是国民的自觉性与民族的独特性；此外，他们也强调自下而上的富国强兵目标。尽管明治维新以来不乏倡导民权的声音，不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却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国家与个人开始分裂的时代。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二年，坪井正五郎正由日本派至英国留学，研读图书馆与博物馆相关领域。留学期间，他也曾赴巴黎参观一八八九年的万国博览会。坪井正五郎从英国回到日本之际，正逢另一股力量——国体论的高峰，一八八九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确立了天皇制国家；一八九一年所颁布的《教育敕语》当中，除了将对神格化的天皇的尊敬作为教育与道德的基本准则之外，其中也强烈地加入了儒家的忠君爱国伦理思想。国体论的论述主要在于打破封建体制、走向西方的富国强兵的形式，其代表人物有加藤弘之、穗积八束等人，他们多有西方留学经验。就国体论者来说，他们的日本想象，是通过天皇作为国家顶端，以此架构一个团结而独特的日本单一民族来对抗西方。这个论调在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更形茁壮。而国体论对于坪井正五郎的日本民族混合论也有所批判，其理由主要是，虽然日本确实存在少数民族，不过，其为数甚少，因此将日本视为单一民族也没什么不对。
       一八九九年《北海道原住民保护法》颁布之后，坪井正五郎第二次来到北海道。之前，他曾为了人类学考察而到过这里。在十九世纪，人类学当中存在人类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不同看法，前者认为人类的差异因为环境所造成，而后者则认为人类的差异因遗传等所产生。坪井正五郎持一元论的立场，他在考察爱奴族的状况之后，也对爱奴族生活环境的困苦感到忧心，并对爱奴族的教育运动积极参与。坪井正五郎的做法，看似一个具有弱势关怀的人类学家的实践。不过，接下来两个与日本息息相关的政治现实，不仅支持了坪井正五郎的日本民族混合论述，更促使日本民族混合论从一种人类学观察转化为对建构日本的政治表述。其一是一九○二年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所签订的《英日同盟》，对坪井来说，由多民族所构成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无疑是一个最佳例证，足以说明，国家力量强大与否，与是否单一民族，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其二则是一九○五年的日俄战争当中，日本军队从北海道动员了爱奴族的力量，而熟悉寒冷天气的爱奴族士兵在战争当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事例，更为坪井所提出的日本民族混合论添加了一个有利的论据——由多民族所构成的帝国日本，正因各民族所具有的不同能力与特性，更能够提高日本在世界“进出”的能力。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坪井正五郎从人类学考察所得来的日本民族混合论，发展到这一步，已成为一个关于日本社会构造与国家发展的论述。从坪井在日本民族混合论上的实践脉络来看，尽管他的论述基础不同于以血缘、历史为基础所架构的单一民族论，不过，其论述最终仍扣合到日本帝国扩张之际所需的功能层面上。
       就一九○三年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对琉球人的冲击而论，可以《琉球新报》的主笔太田朝敷为例。太田朝敷是琉球当地的旧藩士族出身，一八八二年到东京求学之后，回乡参与《琉球新报》的创刊事宜并成为该报重要的主笔。太田朝敷在东京求学期间，熟读福泽谕吉的著作，对西方文明的追求极为强烈。回到冲绳，他对冲绳的许多旧习例，如铺张的仪典、旧士族与平民之间的阶级区隔、传统女性地位低下等，感到不满。步入二十世纪的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开展对琉球的同化教育，而其侧重点则在于文明的灌输，例如冲绳旧习惯的消除、卫生观念的倡导、劳动伦理的注入等。对太田朝敷来说，日本化与文明化并非同一概念。虽然在《琉球新报》的文章当中，太田大倡同化，不过，一方面，他的意图是希望通过同化所带来的文明化，解消他所认为的冲绳陋习，另一方面，更是希望通过同化能够带来冲绳人与其他日本人一样平等的地位与权利。但是，学术人类馆事件对他来说却是个极大的打击，在该事件发生后，他在《琉球新报》发出强烈的感慨，其意约为，冲绳的旧习惯已逐渐改变，冲绳男女的服饰外貌已与日本本土相近，然而，日本本土人却仍以特殊眼光对待冲绳。尽管太田将文明化与日本化视为不同的概念，但是，他关于学术人类馆事件的感叹所突显的是，他的思考模式一样地落入统治者所界定的同化等于文明、反同化等于野蛮的逻辑。在此之后，在文明与同化的天平之间，太田朝敷更倾向同化一端了。
       就台湾来说，在日本殖民政府诱导之下，共吸引两千七百五十一位由台湾赴日本参观的游客，部分参观者并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参观的心得。在这些参观者的心得当中，我们并无法确知是否有人参观过学术人类馆，不过，一位参观者却道出了当时台湾汉人对原住民的看法，“台岛生番，以杀人为乐事，无理无智，虽非盲目而竟盲心，何啻天渊之别哉”。除此之外，在这些观光心得当中，为数最多的莫过于对于日本文明的惊讶与佩服之情：“最留意以学校商务云，内地学校林立，最易栽培子弟，启发心机。此行归里之后，当督率家中子弟学习专门。”就台湾的参访者来说，他们与留学东京的太田朝敷有着相同的发现与心情，也就是，同样发现了“文明”的重要，也对“文明”导入家乡有极大的期待。对成为日本殖民地甫八年的台湾来说，文明与同化的考验与矛盾才正在发生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