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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野]阿格尼斯·赫勒的理论追求
作者:李 伟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 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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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是一位历经磨难却永不屈服的智慧而坚强的女性,她的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决定性地影响了其思想历程及理论关切。
       赫勒1929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父母均为犹太人。她是卢卡奇的同事、学生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赫勒来到卢卡奇身边,并在其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卢卡奇对赫勒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直到后来,赫勒在谈到卢卡奇时,依然充满感情与赞誉:“有卢卡奇这样的导师是我生命中最为幸运的事情之一,尽管他不再是一个天才,像我当年遇到他的时候那样,但是,他的人格魅力和思考的热情仍然是压倒一切的。”①1956年,布达佩斯学派形成,卢卡奇是布达佩斯学派的创始人,主体是卢卡奇的众多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赫勒、费赫尔(赫勒的丈夫)、马尔库什、瓦伊达。激进哲学和激进民主是布达佩斯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特征。1957年,在匈牙利大规模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赫勒被开除出布达佩斯大学并被清除出党。1963年她得到平反,回到匈牙利科学院。这个时期,赫勒研究的主题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她和122名新马克思主义者起草了告世界人民书,抗议苏军入侵。为此付出的代价是,1968—1974年,赫勒与其他成员被再次清除出党。1977年,赫勒与丈夫费赫尔流亡到澳大利亚,在拉托堡大学讲授哲学与社会学,自由的学术空间激发了赫勒的学术研究。1985年,赫勒与丈夫费赫尔转到美国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任教至今,为阿伦特哲学讲座教授。
       不同寻常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文化背景,决定了赫勒独特的研究风格、研究路径及研究历程。经历过高度集权的匈牙利,使赫勒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敏感而深入,她既关心现代社会的一些共同问题,又特别关注一些与经验社会有关的特殊问题。赫勒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美学等多个领域。赫勒本人曾把自己关于本能、情感、需要、道德、人格、历史六个方面的研究统称为“社会人类学”。有研究者认为,在其众多研究领域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人的本质、基本需要和日常生活。②这个结论为时过早,事实上,赫勒是一个研究跨度很大的哲学家,这种研究跨度指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的时间跨度,一是研究的领域跨度。80年代以后,历史问题与现代性问题逐渐成为赫勒的研究主题,她就此发表了多部著作。
       1956年以前,卢卡奇的学生都没有什么理论著作。在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赫勒指出,当时笼罩东欧的是“斯大林化”进程,根本不具备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自由研究的可能理论空间。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匈牙利爆发了著名的“十月革命”。赫勒和卢卡奇的其他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自由论坛活动。赫勒发表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文,这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人道主义流派的最初哲学阐述。③就此,我们也许可以看出,赫勒对历史理论的兴趣由来已久,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对其历史哲学有深刻影响。
       1968年的捷克事件是赫勒理论生涯的重大转折。“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使布达佩斯学派成员的研究中心和主题发生了较大转变:从追求现存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民主化转向从更高的立足点对现存社会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超越性的分析批判;从立足于国内的研究转向置身于国际学术大背景中的探索。”④1970年以后,赫勒的《日常生活》(1970)、《马克思的需要理论》(1974)、《人的本能》(1978)等著作陆续出版,赫勒的影响逐渐增大。正是在这些早期著作中,赫勒基本上奠定了后来哲学的基本框架和基调。
       赫勒与东欧其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出生于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实践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与历史选择。然而,历史的巨潮在奔涌向前时,却未能按照历史的设计到达理想的彼岸。在某种意义上,赫勒个人的命运与东欧社会主义的沉浮完全联系在一起,这也决定了赫勒终生的理论关切。当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宏伟历史叙事与现实正面交锋时,人们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远不是一劳永逸的历史规律之探寻与既定历史目标之实现,回过头来反思这种建立在寻求历史规律与历史目标框架下的体系化历史哲学便成为新的历史课题。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之主题必然经历从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的转轨,历史哲学的考察主体从宏观的人类社会向日常生活中的个人转换。正是在日常生活批判中,赫勒宣称:“个人与他的世界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因而是一个历史的问题”,⑤“日常生活是总体的人在其中得以形成的活动”,“日常生活本身毫无保留地对象化。即是说,它是作为主体的个人在其中‘客观化’,同时人的客观化的潜能在其中开始脱离属人的根源的生活的过程;这些潜能像波浪一样,在其日常生活中和在他人的日常生活中,以这样的方式起伏前进,以至于只要是间接的,它们就融进和混合进历史的潮流之中,并由此而具有客观的价值内涵。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断言,日常生活是历史潮流的基础”⑥。20世纪80年代以后,赫勒的主要关注点转向历史理论和现代性理论,而且,前后期关于历史的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赫勒提出并创立了以“第二本性”为核心的本能论,既反对行为主义者根本否认人的本能或本性的做法,也反对本能论者在人的生物结构等第一本性中寻找人的潜能和人的本质的做法,而主张在人的历史生成的“第二本性”即“心理—社会本性”中把握人的潜能和本质。赫勒强调历史在人的本性生成中的作用:“人不是生来就具有不可剥夺的本能,这是因为人生来根本就没有本能。人也不是一张‘白纸’,可以根据随时受到刺激而将刺激的结果留于‘纸上’。但是人也不是一个生来就具有类本质的化身,不是一个人的本质的化身。人确实有‘第二天性’,这个‘第二天性’历史地得到了发展,并且在对象化中,在当今世界的个体中,作为一种相互影响而找到了化身。”⑦
       需要理论是赫勒哲学的核心关注之一,她注重人在历史中生成的第二天性的研究,并注重人的需要的生成与满足,进而研究人类的需要结构。赫勒从马克思关于需要和价值的见解出发,创立了“人类需要理论”。赫勒反对那种把不同的需要划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的做法,对他人的需要不应当带有偏见或独断,应当从“需要多元性”、“价值多元性”和“生活方式多元性”出发,除了应当排除那种把他人当作纯粹的手段这种需要以外,所有人的所有需要都应得到承认与满足,“有一种需要对于全部需要满足构成了困境,如满足这种需要则要求成为其他人的需要如剥削或压迫的纯粹工具”⑧。这种需要就是把他人当作纯粹的手段的需要。赫勒认为,一切文化都是需要、矛盾和日常生活问题的产物,需要的丰富程度反映了人和社会发展的程度。但是,现实生活却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赫勒因此提出了“基本需要革命”的构想,而这一构想直接来自马克思的启发。
       “基本需要革命”必须对现存需要结构进行改造,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激进需要”和具有激进需要的个体的出现。激进需要是指那些产生于现存的以依附和统治为基础的社会之中,又无法在这一社会之中得到满足的需要。赫勒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那些超越了以附属和等级为基础的社会的人是那些具有激进需要的人,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其有意识的需要不能被这些需要得以形成的社会所满足。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人必须通过建立‘合作生产者社会’来超越他们特定的社会。只有当进步的力量在同压迫和剥削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形成了能够满足他们的激进需要的社会先决条件时,‘合作生产者社会’才不再是理论的构想。”⑨赫勒的需要理论成为后来历史理论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历史理论把它自己同样理解为激进需要的表达形式,但是它没有许诺满足未来所有人类的需要。”⑩
       
       激进需要的革命需要一种激进哲学,何谓激进哲学?所谓激进哲学是对现存以依附和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的总体批判。赫勒在激进哲学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中,努力建构一种理性乌托邦,后来成为历史理论中的乌托邦设计。在赫勒看来:“激进哲学应当把自己的理性乌托邦的价值应用于社会批判理论、生活哲学和政治理论领域,以便能够动员起每个行动的和思维的人,从而有助于消除人类的否定性选择。激进哲学必须变为实践,以便使实践成为理论的实践,以便使人们能够把自己提升到哲学价值讨论的水平上。”可见,这个时期的赫勒依然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认为哲学不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哲学不仅仅停留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更应该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并告诉人们如何行动。赫勒进而指出:“我们将建立以适合于乌托邦理念的目标,不是期待乌托邦实现,而是产生一个世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相比,其带有与乌托邦更多的相似性。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力量去做任何事情以产生一个与我们的世界相比,其与乌托邦更相似的世界,我们就尽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生活,享受我们拥有的未来生活。”寻求对现实进行超越的乌托邦主义精神是赫勒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广泛的哲学家,赫勒对哲学、哲学家、哲学的意义有着独特的理解。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尽管消解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在赫勒思想的深处,始终怀着对哲学思考的执着追求与捍卫,始终对哲学怀着无限的虔诚,在使用哲学这一称谓时也非常谨慎,她不把自己关于历史的思考叫做历史哲学,而坚持叫历史理论;她坚持把自己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叫做现代性理论,而不是叫做现代性哲学。在赫勒看来,尽管许多理论在外表上是哲学式的,但是,在现今形而上学解体之时,能够成为哲学的理论太少了。赫勒经历过匈牙利的集权专制,既关心现代社会的一些共同问题,又特别关注一些与经验社会有关的特殊问题。对历史性的哲学思考和对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与历史重构,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价值多元论和文化相对论色彩,赫勒甚至宣称后现代本身就是相对论的整合。
       纵观赫勒的哲学思想,一个亲身经历宏大叙事死亡的哲学家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在《日常生活》、《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人的本能》、《历史理论》、《重建美学》、《超越正义》等著作中,赫勒仍然努力尝试构建一个包含本能、情感、需要、道德、人格、历史六个方面的“社会人类学”体系。但是,当这个构建过程与后现代思潮相遇时,也就逐渐开始了宏大叙事的瓦解过程。在赫勒的哲学活动中,从构建一种乌托邦理论的坚定信念,到被历史偶然性所困扰而沉迷于碎片化,最后落脚在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与批判上。在这个过程中,赫勒始终没有放弃乌托邦主义的信念,只不过情随境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思想大背景中,乌托邦哲学的表达方式和论述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赫勒逐渐从乌托邦主义者——也是无意识的后现代主义者,走向自觉的后现代主义者,最后在现代性的历史反思与重建中彻底成为后现代的多元论者和相对主义者。在赫勒哲学发展的过程中,贯穿着一个主题,并且给予我们深刻而强烈的震撼,那就是始终的乌托邦追求。
       西门·托梅(Simon Tormey)在《阿格尼斯·赫勒:社会主义、自律与后现代》中对赫勒政治思想作了一个历史性评述。托梅认为,赫勒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赫勒在布达佩斯学派期间和学派的其他成员共同致力于对马克思早期思想进行批判,试图通过批判来复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政治上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然而,1968年事件使这种政治理想在实践上归于失败,赫勒从此停止了以前那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由一种宏大叙事转入了对个人伦理、道德、责任、价值的“个体思考”。她认为,革命不再是关于历史必然性或社会阶级的事情,而是关于以道德方式行为的个体的事情,并且试图通过对个体日常生活的思考来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立场。从此,赫勒以一种激进左翼的姿态就伦理价值、现代性、自治、历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托梅看来,这些思考都是其政治思想的不同体现。
       赫勒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与学术研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1981年获莱辛奖,1995年获阿伦特奖。2006年,松宁奖委员会将欧洲文化最高奖授予赫勒,表彰其为促进欧洲文化发展作出的努力,称赞赫勒半个世纪以来以“创造性的才能、政治的精明、道德的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正直”叙述了欧洲文化。
       注 释
       ① Agnes Heller,A Reply to My Critics,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Agnes Heller,Edited by John Burnheim,AmsterdamAtlanta,GA 1994,p311
       ② 参见《日常生活》中译者序言,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③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④ 同上,第122页。
       ⑤ 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 31页。
       ⑥ 同上,第51页。
       ⑦ 赫勒:《人的本能》,邵晓光、孙文喜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5页。
       ⑧ 凯特琳·勒德雷尔主编:《人的需要》,第236页,转引自《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⑨ 凯特琳·勒德雷尔主编:《人的需要》,第241页,转引自《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⑩ Agnes Heller,A Theory of History,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 Boston and Henley,1982,p319
        Agnes Heller,Radical Philosophy,Oxford and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4,p153
        Agnes Heller,A Theory of History,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 Boston and Henley,1982,p312
        参见Simon Tormey,Agnes Heller:Socialism,Autonomy and Postmoder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序言部分。
       [李 伟: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 吕增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