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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得忠 译
       美刊《每月评论》2006年12月号刊登了韩国学者尹炳先（ByeongSeon Yoon，音译）题为《谁正在威胁我们的餐桌？——跨国农业公司的力量》的文章，认为跨国农业公司的资本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农业先使大批农民和农场破产，然后利用种植合同、垂直一体化等“公司＋农户”的方式控制剩下的农户，再加上生物知识产权控制手段，已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全球农业和食品加工业。在这一进程中，这些大公司通过垄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却使全球中小农场和农户大量破产，使发展中国家丧失食品自主权，同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使食品的质量和多样性下降。文章内容如下。
       全球化和农业食品体系的重构
       现今的综合、一体化的农业食品体系包含了从农业资料投入到农业产品的各个方面。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农产品的原材料来自于哪里，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加工制作的。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农业食品部门的自由化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这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总而言之，农业食品体系正在经历着重构。这就为包括从农民到消费者的所有社会参与者铺平了超越国界的全球一体化的道路，而跨国资本处于这种全球一体化的核心。跨国界的资本积累开始扩展到全世界的范围。因此，经济的权力开始从一个个特定的地区或者是民族国家手中转移到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手中。
       最近，农业食品体系的全球化正在空间和部门两个维度上发生。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农业专门化现象在区域和产品单元方面都有所体现。从部门角度来看，改变不仅发生在诸如地方市场上出售的水果和蔬菜等直接消费的农产品部门上，也发生在利用原材料对农产品进行加工的大范围的食品处理体系上。总之，现代农业食品体系是一个高度综合的体系，包括了作为原材料投入的产品、农民、农田产品、再加工处理、分销和消费。
       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TNAC）是现代农业食品体系综合化的主要力量，并且其他的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都强化了这种综合化。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例如嘉吉和康家，越过国家界限，在农产品的所有领域进行交易，包括粮食加工、混合饲料、肉产品、奶制品、罐头水果、谷类食品和浓缩饮料；这些组织也进军农产品原料行业，例如种子、化肥和农业化学药品。它们通过食品加工的经济规模已经获取了很高的利润，并且已经通过生产专业化加强了对全球农业的控制。例如，嘉吉的总裁说道：“嘉吉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制造磷酸盐化肥。在美国和阿根廷，我们对大豆施加这种肥料，然后大豆被加工成粗粉和油。这些大豆的粗粉被用船运到泰国去喂鸡，这些鸡又被加工、煮熟并且包装起来运到日本甚至是欧洲的超市中出售。”
       可观的巨人
       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在追逐多元化过程中使用合并和收购两种基本工具。根据美国农业食品相关联合企业的排名，康家公司在火鸡、羊肉和面粉加工的市场份额中占居第一，在其他食品加工业中也名列前茅。而嘉吉在涉及粮食运输和销售的跨国粮食仓储业中名列第一，并且在大豆和玉米的加工业中名列第二。
       在近几十年，美国肉类加工业快速地向着集中化发展。肉类加工行业的四大公司在牛肉加工中占的市场份额从1980年的36％增长到2000年的81％，在猪肉加工中占的市场份额从1987年的34％增长到2001年的50％，在烤禽加工中占的市场份额从1986年的30％增长到2001年的50％。这四大公司在谷物加工方面所占的市场份额是，小麦从1982年的40％增长到2000年的61％，玉米从1977年的63％增长到1997年的74％，大豆从1977年的54％增长到1997年的83％。
       在美国食品和饮料业的大型公司中也显现出相同的集中趋势。2000年，排名第一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年度销售额达到了309亿美元，康家公司排名第二，嘉吉公司位居第三。康家公司是世界第四大食品和饮料公司，在世界32个国家中都有生意。它也是北美最大的农业化肥生产商，并且在1990年进军种子业。换言之，康家公司在农业食品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囊括了从基础的农业产品原材料行业到农产品零售业的各个部门。跨国界补贴是帮助大公司进入多种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使公司在某一特定市场遭受重大损失，它依然可以依靠其他市场的利润长期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大型公司追逐多元化与其说是为了提高效率不如说是为了增加市场份额。在今天的农业食品体系中，市场主宰是企业生存的主要因素。
       从20世纪90年代起，农业化工企业中已掀起合并和收购的狂潮。许多种子公司和药物公司引领了控制种子和药物投入的大型集团和商业组织的形成。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已经试图与农业生物工程公司联合，这些公司通过加强与农业化学、种子和药物公司的联系来改变它们的商业股份。尽管嘉吉公司未能进入生物工程工业领域，它依然依靠出售自己的国际种子公司给孟山都公司来加强它与孟山都公司的联盟。由于接管了美国本土和国外的种子公司和遗传工程公司，孟山都公司获得了大范围的基因资源。在收购了三角和松地（Delta & Pineland）种子公司之后，孟山都公司合并成为美国豆子和玉米种子的第一大销售商。这表明嘉吉公司和孟山都公司这样的在农业食品体系的各层次中都有竞争力的大公司，能够轻松地通过合并为伙伴关系来主宰农业食品体系。并且据说嘉吉公司已经获得了与科诺格尔（Kroger）公司的一份长期的牛肉运输合同，科诺格尔公司在美国占据着食品零售业的最大市场份额。
       农民变成农业劳工
       农业食品集团也在通过种植合同和垂直一体化的扩张方式来加强它们在农业中的主宰力。种植合同是农民和公司之间风险多元化的一种基本形式，它不但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依靠种植合同，农民提供土地和装备着合同中标识的所需设备的建筑物，并且提供生产必需的劳动力。种植合同是一个工业模式，公司在这个模式中寻求外包以获取自己所需的原材料。
       种植合同与垂直一体化不同，后者是当农业生产的上游阶段和下游阶段被包含进一个公司时就发生了。垂直一体化的例子包括：农产品加工公司扩展其业务至原材料的生产，或者农业产品运输公司将其业务扩展到农产品加工领域。然而，种植合同与垂直一体化都允许公司扩大它们对农产品加工和对农民的控制。多年来，在美国生产甘蔗和甜菜采取种植合同或垂直一体化的方法。同样的，90％的育种作物生产也采取同样方式。大部分烤禽生产也是通过养殖合同与垂直一体化这两种方法，88％的火鸡产品依靠相同方式生产。一些大规模农业食品集团控制了水果和蔬菜领域。与此背景相反，农民正在逐步失去对农业生产的控制，他们下降到农业劳工的地位，而且农业食品集团可以决定他们的合同期限。
       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的黑暗战略
       据收集到的情报，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已经有能力影响全球多个国家的农业和农业政策。它们在市场中以最低价格购买农业原材料，然后通过加工，又在市场中以最高价格出售。并且，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多元本土化策略来努力增加利润。每一产品加工过程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被转化和重新配置。它们把劳动密集型加工过程分配到低工资水平国家，把高环境负担加工过程分配到环保政策宽松的国家，把资本密集型加工过程分配到本国。并且，它们通过追求多种削减成本或提高利润的方式来寻求超额利润。
       在农业消费食品中，像工业产品和农业原材料投入品生产一样设计一个全球统一的产品加工过程依然十分困难。已加工食品的消费通常需要遵守既定地区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在许多国家的商业策略是追求当地产当地销。
       
       近十年来，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在农业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尝试行使它们的影响力。这一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召开的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已被公众觉察到。嘉吉公司的前任执行官丹尼尔·阿莫斯图茨（Daniel Amstutz）起草了美国方面的大部分提议，这些提议迎合了谷物贸易公司和农业化学公司的利益，它的主要要求是减少对农民的补助和消除对相关加工产品的贸易限制。
       农业食品集团和政府之间具有紧密关系。政府官员们发现，在他们监管的特定行业中，有许多有利可图的职位，而公司执行总裁也可被委任去担任制定公共政策的职位。例如，美国环境保护协会副主席林达·菲舍（Linda JFisher）去孟山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就职，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康托（Michael Kantor）被任命为孟山都公司的全球公共理事。嘉吉的首席执行官欧内斯特·米科克（Ernest Micek）被任命为总统出口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一委员会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建议总统扩大农业出口。农业政策工作组织（APWG）的建立是为了管理诸如嘉吉、孟山都和纳比斯科（Nabisco）这些农业食品集团的游说活动。农业政策工作组织投入大量美元鼓吹小型农场对于全球来说既不能提高产量又不能提高生产效率。
       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对农业的破坏
       如今，通过上述过程产生的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农业食品体系已经产生出许多生态问题。这种使用大量杀虫剂和化肥的单一作物生产方式降低了农业投入的使用效率。工业化的农业正在导致农业化学药剂的滥用，威胁着农村社区，减少了作物多样性，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它正在破坏着传统农业社区和家庭式农场。全球农业的根基越来越受到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的控制，从而使食品多样性被破坏，并且为廉价垃圾食品文化的传播铺平了道路。
       然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不仅损害处于它们控制下的发展中国家和进口农产品国家的农民和消费者，而且也威胁到发达出口国家的中小型农场。即使在美国这样巨大的农业产品出口国，农业食品集团的扩张加快了生产专门化，逐步导致了家庭农场的毁灭。仅占总数2％的大型农场的生产占据了总销售的50％，而占总数73％的小型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仅占农业生产总量的9％。结果，小型农场的数量迅速下降，导致了现在美国监狱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民人数。
       通过刺激农业专门化，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正在加剧环境恶化，减少基因资源多样性，扩大了标准化农产品和食品的供应，强迫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雷同性。长期来说，这将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严重扭曲的方向，而不是发展出一种丰富的地方食品文化。
       当然，在如今的农业食品体系中存在的基本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以不同的方式发生的。美国农民和谷物贸易者得到的平均补助是棉兰老岛上农业生产者收入的100倍。发达国家给农业提供了多种补助，导致生产出大量廉价食品。然而，在那些饥荒盛行、食品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全球化生产体系带来的结果却不是提升了这些国家食品供应的自给，而是增加了依赖性。发展中国家对面粉的进口从20世纪50年代的10％上升到了1980年的57％，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农产品并非针对其本国需要而生产，而是针对在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管理下的富裕国家的需求而生产。因此，欠发达国家中的地方经济并未得到发展，并且人们最迫切的日常食品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需要做什么？
       正如我们所见的，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对于农业和农业食品生产的主宰力正在逐步增长，已经达到包含整个农业产品生产的程度：从原材料投入的供应到核心加工处理到最终销售。结果，在两国之间或多国之间执行的双边或多边的支持农业产品价格的政策和传统农业贸易政策逐渐失去效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农业正在被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的垂直一体化和多元本土化战略所改变。在本文中，韩国农业部门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相似，正遭受着进口自由化日益强烈的压力。
       这些情况意味着即使在那些农产品出口大国诸如美国，也已经出现对跨国农业产品组织的批评。一些农民组织正在倡议一系列的新政策来恢复中小型农场的市场份额并且通过提出严格的规章反对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对农业和食品工业的控制以改善这些农场的经营业绩。它们同时也主张通过加强监管和政策调节来促进公平市场竞争。
       此外，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正在加快进入遗传工程领域，不但是农民，替代农业运动组织、环境运动组织和消费者群体都已经开始反对生物掠夺。反对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的全球化战略的运动正在增长。反对主宰农业部门的大公司的运动指出，农业和食品安全一样本质上是公共领域，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农场被大农业公司毁灭，那么这将极大地提高大农业公司的生物掠夺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无论是对于农业出口国家还是农业进口国家，要抗议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就必须团结起来，只有这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家庭式农场才能保护它们的农业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抗议跨国农业食品联合公司对全球化农业的主宰时，我们需要通过诸如农业工人（Via Campesino）这样的组织来获取国际团结。如果我们想要保护农业和食品安全，并且维持生命和生活的多样性，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王得忠：西安邮电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