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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反潮流》杂志2006年12月号刊登了洛仁·戈尔德纳题为《以美元为中心的积累体系的危机：1973年重来？》的文章，认为1973年以来的30多年美国利用自己的美元霸权地位在全球进行金融杠杆收购，廉价地获取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财富，并打垮工人阶级力量，暂时缓解了危机。今天它在国际上面临中俄的崛起以及全球反美主义和激进化的劳工运动，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积累体系正面临着和1973年类似的危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出现的时代重新到来，老路已经不通，未来世界军事对抗的风险将剧增，美国可能和中国展开激烈的争夺。文章内容如下。
       始于5月初并持续至6月份的世界金融动荡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鉴于目前（截止7月初撰稿之时）石油价格达到了每桶75美元（远高于2000年每桶25美元的价格），新一轮“滞胀”的幽灵（伴随着生产停滞或产量下降的通货膨胀）再一次进入了主流讨论的视野，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第一次。
       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居于有史以来的新高，而且并无自我调整的迹象，所以，存在着美元下跌导致资产价格缩水的危险性。
       我们不得不推测：在幕后，最高层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以便采取措施阻止美元失控的局势，并在控制性管理之下，使美元能够有序地跌落。这些措施类似于1985年“广场协议”允许美元在对德国马克，对日元的兑换中猛跌，又如十年后的“逆广场协议”使美元升值在2003年达到新高。
       这种看似技术性的货币问题实际上是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这些问题很少能在谈判桌旁被友好地加以解决。由于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伊朗等国不断表明它们减少美元持有量的意图，这会威胁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可以肯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军事对抗的风险将与日俱增。因此，这些问题将成为国际工人阶级关注的焦点。
       危机的表现
       在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局势进行动态分析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危机在可见层面的表现。
       世界仍处于通货膨胀爆发的初期（这同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情形相似，当时，美国15％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引起全球性的美元恐慌），这场通货膨胀是因为以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作为世界经济驱动力的中心而引起的。
       今天，世界经济的每个指数都指向通货再胀（指为了刺激经济而在不引起通胀的限度内增加通货。——编者注）驱动下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源于美国的信用扩张，美国难以置信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这种信用扩张波及整个世界。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已超出了他们的购买力；而亚洲政府继续以廉价的方式给予美国贷款，以使其公民能够继续购买它们的出口产品；逆差不断扩大；而且这个循环不断重复进行。
       当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庞氏骗局”（又称金字塔骗局，投机者以异常高的收益诱人投入资金，然后以新加入者的钱向新参与者支付收益。——编者注）被揭穿时，亚洲出口大国（日本、韩国、中国）将面临同美国一样的困境，而目前正享受由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出口带来繁荣的第三世界的原材料生产国（如拉丁美洲）也将面临同样的结局。
       与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即与1973—1979年之前的通货膨胀浪潮相比，下面的事实更是不同寻常的：
       美国陷入损失惨重且丧失道义的战争中（上次是越南，现在是伊拉克）；一个丑闻缠身、深陷困境的共和党政府（上次是尼克松，现在是小布什）；受石油和黄金价格的影响，所有商品价格都飙升；在道琼斯工业指数最终重回2000年早期的巅峰水平的情况下，美国主流民意中存在着苟延的“繁荣”意识；美国国内的消费债务（所有类型的）惊人地攀升；美元的不稳定和美国国际债主（正是这一点使美国的债务攀升成为可能）的艰难处境不断加剧。
       通过破产维持的帝国
       这些对比并非是单纯的经验主义的巧合，而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球“美元本位”开始解体的过程中，国际储备中面临的一个相似的问题。从那时起直至现在，资本与利润的扩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美国不得不介入，以推动不断加速的债务增加和金融扩张的进程，它已经使美国资本越来越倾向于金融服务与投机。
       只要对经济状况作稍微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侵蚀一直持续着，丝毫没有减弱。到2005年年底，美国经济中存在着330000亿美元的惊人债务（联邦、州、地方、公司、个人的债务），这个数值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倍。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资金是被套牢在国际对冲基金和其他衍生品里。而且预计的7—80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债务中并不包括他们承诺要投入到社保和医疗中去的几万亿美元。
       美国各个层级的政府（包括联邦、州以及地方）消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美国的海外净债务在3—40000亿美元之间（其值为外国人持有的至少110000亿美元与美国的80000亿美元海外资产之间的差值），这就意味着美国处于与危机缠身的第三世界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相似的状况。这个总额还在以每年8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糟糕的是，2005年年底，外国投资在美国的收益第一次超过美国海外投资的收益（海外投资收益一直是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柱）。外国人持有美国政府债务的比例越来越大；仅仅是四大亚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国、韩国、台湾）就持有将近20000亿美元。正是联邦政府的债务以及这些外国贷款，使联邦储备银行采取通货再胀措施成为可能（主要通过降低债务利率的手段向经济中注入资金）。
       一场金融赌博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金融套利资本主义”被引入以来，其间的投资越来越集中于各种可能的金融工具而非生产领域。“套利”指的是利用收益率之间的差额来获利。资本投资人一直在利用这种手段，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它主要被用于生产中的不同环节；现在它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金融领域，运用于20年前并不存在的无数新型债务中。
       因此，银行体系的传统作用以及联邦政府（显而易见的）通过银行系统扩大和缩小信贷量的能力已被取代；越来越多的“虚拟”信用工具在独立于银行之外的“证券化金融”中产生。同时，我们必须把那些在过去四年里支持抵押通货再胀，并导致惊人的房地产泡沫的与政府有关联的因素考虑进去。
       这整个的格局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吓跑外国投资者；2）在还债支出已经占到收入的14％而非几年前的11％的情况下，取决于美国消费者承担沉重债务的意愿；3）在使背负沉重债务的美国消费者仍能作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的前提下，取决于外国人继续给美国的收支逆差提供贷款的意愿、能力以及需要。
       经济·社会不断地借钱给一个负债越来越重的借款人以延迟其破产是“庞氏骗局”的定义所在，这也正是国际储备体系的现状。新一轮的由巨额的新债务所驱动的通货膨胀，虽然对于保持经济复苏极为重要，但迟早会损害由于长期债务增加而形成的巨额金融资产的价值，甚至导致其崩溃。
       对工人阶级的进攻
       冷战后美国的“金融连续投机”策略大大推进，它利用金融手段从以前的保护或半保护地区（原苏联地区、中国、印度、东亚、欧洲）购入所谓“不良资产”（其实是廉价收购这些国家的资产），并使20亿人脱离他们以前享有的国家庇护而进入到国际劳动力行列。
       这种做法对工资有重要的下拉作用，因为它加速了工资从美国和欧洲外流至这些新地区（中国、印度、东欧）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初是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高涨的末期，与之对应的是1973以后的时期应被理解为资本有意识进行反击的时期。世界工人阶级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学会了怎样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斗争。
       
       新一轮的斗争浪潮可追溯至1997年美国联合包裹（UPS）公司员工的罢工运动以及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与之相对应的是“9·11”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镇压策略的重要转折点。最近，新一轮工人阶级运动的复兴主要体现在西欧国家猛烈的罢工浪潮，以及最近在美国进行的拉丁美洲裔工人阶级争取移民权利的“五·一”大游行。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贸易出口对全球性的通货紧缩起到了阻滞的作用，这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为了吸引工人，深圳和广东省已经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待遇；孟加拉国已经不再把中国列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低薪之首。而且，中国国内持续的繁荣使其对原材料有无穷尽的需求，致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现在，这种繁荣正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石油生产商大大获益。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正在孕育中的伊朗或朝鲜危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混乱，而它只是让我们避免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的众多因素之一。
       可能发生什么？
       一个对螺旋式的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的看似合理的方案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冷，这一方案将使美国乃至世界需求减少，从而使美国以快于预期的速度进入通货紧缩。
       我认为，除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竭尽全力地运用其新一任主席帕南克提出的著名的理论去抑制通货再胀，否则联邦储备银行是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的。的确，联邦储备银行并不是全能的，它还将要面对巨额的美元短缺和证券市场危机，这将迫使美国急速调高利率，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刺破房地产泡沫。
       可以想像的是，经济的滑坡和不景气将缩短通货膨胀型繁荣的时间。但是，世界金融权威机构将尽其所能地保持市场的增长，并且通过一切必要的放松措施来推动经济复苏。就目前而言，资本主义国家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扩大债务规模和加强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对积累的威胁
       什么是“全球杠杆收购”？为了弄明白它的含义及其必要性，我们还得从积累面临的威胁说起：资本家的全部账面上的财富（利润、利息及地租），首先是11—120000亿美国国外的美元游资总额超过了实际的可以产生的剩余价值额（也就是说无法将它们转化成真实财富）。
       简而言之，生产性的经济已经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与明显地由买空卖空而产生的账面利润相匹配。这个虚拟资产的超出部分，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是几十年来以延迟通货紧缩型危机发生为目的而进行的连续扩大债务的结果，这导致资本必须不断努力地从每一个可能的渠道挤压出新盈余。
       后者可以通过减少全球薪金支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实现：如，通过将第三世界的农业小生产者整合进全球工人阶级队伍，对资本主义工厂和基础设施无度的使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乱采滥用等方式实现。
       这种依靠强制的再分配过程而非增加生产来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与早期的、“正常的”资本主义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账面资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是同步进行的）截然不同。今天，在资本主义账面资产增加的同时，社会再生产却呈萎缩的趋势。
       自1973年以来，“全球杠杆收购”一直意味着将国家或地区的资产领域向以美国为中心的信用泡沫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1938年之后德国的军事扩张相同，该扩张的目的在于支撑起耶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米福军用券造成的1933—1938信用金字塔。
       例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相对封闭的亚洲经济体（诸如韩国）的大幅贬值的实际资产向贪婪的资本家开放，这些资产后来被重组、转卖时，美国资本获取了巨额利润（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今天，韩国仍在为美国贪婪的资本公司——孤星公司收购韩国外汇银行而恼火。孤星公司转卖该银行获利30亿美金，该公司在比利时进行交易，避开了韩国的全部征税）。
       原苏联地区、中国及印度的开放，为全球金融资本并购、利用这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将持续很多年。在这些经验主义的认知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描述的价格波动（提高价格—降低价格—再提高价格）对利润率的影响的经典循环。
       中国：美国霸权的障碍
       欧盟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力量，是美国全球杠杆收购策略的障碍。这两个力量都受到美国在中东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得世界石油霸权的影响，它们越来越构成对美国进一步掠夺全球石油资源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和对非洲新石油资源的竞争，等等。
       不过，欧洲还远不能构成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因为资本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它还是政治和军事关系，历史已经证明，缺少政治统一的货币和经济联盟是不牢固的——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已经胎死腹中，这一点表现在去年法国和荷兰人在全民公投中反对拟定的欧盟宪法。
       再有就是考虑欧元对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挑战。因为欧洲在世界贸易和财政金融两个方面都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的外债问题，全球性的美元恐慌使欧元强劲升值，从而加大了欧洲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2002年以后，随着欧元对美元汇价升值到080（18个月内升值40％），欧洲资本家们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这个问题与威胁欧洲石油来源的中东危机相比显得无足轻重，更无法与深度揭示欧洲外交及军事政策分歧的军事对抗相比（其中南斯拉夫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近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坦言：其实中国才是美国世界霸权的真正障碍。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例如阿富汗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多数都是以控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外围为目的，而自前苏联解体之后则以包围中国为目的。
       一个能取代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东亚经济体的出现是美国资本家的噩梦。与欧盟相反的是，中国的开放程度仍不能让资本家满意，对其进行“全球杠杆收购”仍处于初级阶段。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中国，朝鲜，日本）以及复杂的冷战遗留问题（台湾问题，朝鲜的分裂）都是“亚洲联盟”形成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正在竭尽全力地煽风点火以阻止这种联盟的形成。
       伪人口危机
       目前，在世界经济加速复苏的过程中，德国和日本——曾经分别是欧洲和东亚的经济发动机的两个国家，已经因为欧元的出现和中国的崛起而退居次位。
       这两个国家在不断提高的国际利率（对控制通货膨胀的发生极为必要）面前非常脆弱，在前面提及的货币升值面前也是如此。5月初，欧洲中央银行极力避免提高利率以防止此类升值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发生，同时避免妨碍经济复苏。
       两个国家（尤其是日本）都显示出了“人口危机”迹象，这种迹象在资本主义媒体上围绕养老金破产问题经常被提及。近来资本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叫嚷是虚伪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存在的这一问题，仅仅是因为过去30年的调整把有劳动能力人口的范围（比如，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口）缩小到年龄在25至50岁之间的人群。
       举例来说，法国在最近几年里出现了年龄已经或即将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外的人群抵制这种做法的现象。公务员走上街头抗议养老金制度（2003年5月至6月），移民青年抗议对他们的排斥以及使他们成为罪犯的行为（2005年11月），最近的一次是学生罢课两个月（2006年3月至4月）以阻止针对青年人的劳动保护的取消。
       那些退休的、失业的和待业的人都已经行动起来了，而最具反抗能力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们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
       “人口危机”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资本家维持资本积累的需要。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能够使一个较高形态的社会成为可能，该社会将大大减少社会必要劳动，而且能够使剩余的必要劳动成为全面发展的富有个性的劳动。
       
       此外，欧洲和日本的“人口危机”反映了人口萎缩的事实（日本人口在2005年出现负增长，德国的人口已经接近于零增长）。从资本角度看，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生产下一代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养育孩子已经变得更加昂贵。
       最后，从世界范围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人口危机”。它只是一个由于追求价值创造所产生的危机，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相对于资本而言，人口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的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造就年轻化的人口（在贫困的农民中，一个大家庭对于没有任何养老金的老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互补的不平衡其实只是同一硬币（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为寻求新的扩张而进行的资本重组的危机。
       阶级斗争及其危机
       这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分析的最后一个方面。为什么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要重新追求这样一轮虚拟经济的发展和发动一场只有资本进攻的单边阶级战争（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如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危机爆发于一个工人阶级运动高涨的末期。透过这些表象，这个危机揭示了一些资本的价值必须打破、重构。
       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和英国的野猫运动）经1968年5月（法国）到70年代中期（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无产阶级运动爆发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也包括其他社会阶层）都在探索运动主体本身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前期的发展使其成为可能和必要。
       另一方面，资本家需要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贬值进行监管，以使新一轮的资本扩张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进行。与资本主义上个阶段（1815—1914年）的发展历史不同的是，这次资本贬值不会再经历迅速的通货紧缩—萧条—复苏这样一个过程。
       就价值形式而言，国际社会的生产效率极高，因此，必需打破、重构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账面价值，还有实际的生产力，尤其是劳工的地位，就像1914—1945年期间世界积累以英国为中心向以美国为中心转移时所发生的那样。
       20世纪7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新自由主义试图去保护资本家取得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权力，免受由过度的货币贬值（由前述的“庞氏骗局”造成）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有计划地使全球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以实现一次“慢速硬着陆”。
       结果是，当今世界出现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扩张和以东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的对峙。但是后者只能通过比以前更为巨大和猛烈的震荡才能胜出。像上一次震荡（1917—1921）发生之初而美国霸主地位确立前那一时期一样，在旧的体系上将为革命打开一个缺口，在这个过程中，旧口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将不再是浪漫的战斗口号，而成为最迫切的需要。
       ［时家贤：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谷明淑：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