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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列展 魏华 摘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与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杂志2006年7—8月号刊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布兰查德与意大利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西斯科·贾瓦茨合写的题为《重新平衡中国的发展：一种三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的文章。该文认为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现象，需要采取的解决方案应该包括降低储蓄特别是私人储蓄、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人民币升值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要在财政和预算方面采取行动。现将文章内容摘译如下。
       一、引言
       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重新平衡本国经济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汇率机制将会降低向出口部门投资的动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正确的一步，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过度地偏向面向出口市场的制造业，以至于国内的资源配置出现了扭曲：过多的资金投向制造业，而投入本国服务业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的资金严重不足。
       中国政府宣布将在所有的农业省份取消全国性的人头税，并且正在考虑降低这些省份的某些地方性税收。免费的初等教育以及某些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已经开始被提供给所有的农村家庭。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农产品价格紧跟国际市场价格，因此人民币升值将会带来以人民币计算的粮食价格的相应下降，其结果将会降低农民收入。其二，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者至少是增长率显著下滑。因此，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撑国内需求显然是合乎时宜的。因此，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农业省份，无论是从收入分配的视角还是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都是正确的方案。
       二、迄今为止的战略
       （一）储蓄和出口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的中国经济战略，部分是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的结果，部分是历史的偶然。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高储蓄和高资本积累，二是出口导向的增长。
       （二）失衡
       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失衡。主要体现为：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社会保障网络被极大地削弱，投资的扭曲配置，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
       三、改革的方向
       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此在变动政策时应该小心谨慎。对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修正，应该更多地采取弹性调整而非剧烈变动的形式。我们认为改革有三个主要方向。（1）提高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当前这一阶段，中国居民面临着高度的退休带来的风险、医疗支出风险以及教育风险。（2）降低或者重新配置投资。对制造业的投资太高，而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部门接受的投资太低。这意味着应该大幅提高在医疗和教育部门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对此需求更加迫切的农业省份。（3）允许人民币升值以减少贸易盈余（其深层含义是，降低储蓄率）。
       单方面讲，以上三个方向都是值得追求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将分两步来展开下文。首先，我们将分析每一项改革的动机和效应，讨论如果这些改革只是被单独实施的话，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而言意味着什么。其次，我们将讨论如何把这三项改革最好地组合起来。
       （一）私人储蓄
       中国43％的储蓄率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在我们意识到以下问题时尤其如此。在一个世代交叠的经济体中，总储蓄率是年轻人的储蓄和老年人的负储蓄相加的净值。这就意味着年轻人的储蓄率必定比43％更高，到底高多少呢？答案大致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以及个人平均寿命。
       在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黄金准则”储蓄率指的是能够使稳态消费最大化的储蓄率，它等于资本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份额。以这一标准来判断，43％的储蓄率可能是太高。但是中国肯定尚未达到稳态增长，这也许能够解释转型过程中较高的储蓄率产生的原因。生命周期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储蓄率，而其他理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储蓄率？我们从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分类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企业储蓄几乎占到中国储蓄率的一半，但是最突出的显然是家庭储蓄。
       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公共退休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大部分退休带来的风险，特别是与预期寿命相关的风险，现在开始为居民所承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医疗服务和教育的供给已经日益建立在一种收费体系的基础之上。其他导致高私人储蓄率的因素大多和薄弱的金融市场有关。银行也缺乏一种信贷文化，而且银行的从业者还不习惯承受风险。因此，有一些居民为买房而储蓄，有一些居民为开公司而储蓄。
       提供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显而易见是必要的。在这两个领域中，针对个体风险的存在，自我保障是一种昂贵而非常不完善的解决方案。任何想要使风险在人群中分摊的措施都将提高福利水平。对于培育抵押贷款市场，或者更多地按照项目贷款而非抵押品贷款而言，相似的论证同样成立。
       部分保险能够由市场提供，为此最急需的就是法律体系的一系列改革。例如，在抵押贷款的情况下，银行需要能够更容易地取得抵押品的所有权，否则银行就不会提供贷款。在医疗服务领域，私人保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风险分散和多元化，但是享受医疗服务的渠道的改善（特别是针对农村居民而言）几乎不能完全指望私人部门。
       然而，以上所有措施都包含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意义。它们将会降低私人储蓄率，同时同等程度地增加消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这也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以及（或者）资本积累的下降。
       （二）医疗服务、税收和赤字
       在我们先前列举的发展失衡中，其中之一就是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服务的份额出乎寻常地低。有证据表明，在上世纪90年代，医疗服务在人均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并没有上升，在农业省份中该指标甚至出现了显著下降，农村的人均医疗人员指数和人均病床指数均出现了绝对下降。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相对于城市地区也有所恶化。
       在医疗服务不充足的背后，可能存在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医疗保险的缺乏。它一方面导致人们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障，另一方面会导致人们购买更少的医疗服务。第二个因素是收入分配。在向以收费为基础的医疗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医疗服务对于很多人而言开始变得过于昂贵，以至于他们负担不起。第三个因素是医疗服务的供给不充足，特别是农村地区。随着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它们更多地关注利润而非社会保障，农村地区大部分的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已经解体。
       这意味着以扩大医疗服务部门为目标的改革必须同时关注需求和供给。在需求方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引入一个医疗保险体系。在供给方面，从建设新的医院和诊所，到鼓励更多的人到农村地区从医，国家需要在医疗服务方面投入更多的公共开支。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对医疗服务、特别是中国的医疗服务所知有限，因此很难提出更富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我们也认识到，某些论证对于其他公共投资领域（诸如教育）而言也同样适用。然而，当我们试图讨论为上述开支提供融资的财政问题时，这显然与宏观经济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要扩大对医疗服务的供给，相应增加的政府开支应该通过举债还是通过征税来融资？这里有三种相关意见。
       第一种以公共财政的标准原则为基础。如果支出在未来对人们有益，那么就应该通过举债而非征税来融资，在这种方式下，（用来支付债务利息而需要的）税收流（stream of taxes）能够更好地和收益流（stream of benefits）相配比。这正是所谓的公共财政的“黄金准则”。
       
       第二种以实现内部平衡的需求为基础。在努力避免经济过热和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财政政策以及在征税和举债中作出的选择。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农村地区启动了电气化项目。和今天的医疗服务一样，当时进行电气化是必要的。当时，总需求降低，因为很多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但是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因此通过赤字来为电气化项目融资是正确的政策。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来决定到底是主要通过征税来融资还是主要通过举债来融资。
       第三种意见以债务机制为基础。当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政府需要支付的贷款利率时（这正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很多关于债务机制的典型忧虑就不复存在。如果增长率能够始终高于利率，政府就能降低税收，并且可以不再考虑重新提高税收，因为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持续为正，但是不会出现爆炸性增长。如果增长率最终下降到低于利率的水平（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大的赤字只会导致债务出现小幅增长，以及长期债务负担的小幅上升。换句话说，现在更大的赤字只需要有限增加未来的最终税收。也就是说，如果赤字从宏观经济的立场来看是合理的，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赤字政策。
       （三）人民币升值
       2005年7月22日中国停止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政策。在新的汇率机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之下，人民币能够以美元平价为中心在一个较小的区间内波动。在这一区间内，汇率将根据“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而波动，同时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新机制的核心要素明显在于中心平价的决定。
       央行宣称，在每一工作日的交易结束后，它将宣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美元的收盘价，并且将其作为下一个工作日美元与人民币交易的中心平价。从原则上讲，如果存在对人民币的过度需求，而且干预有限的话，人民币汇率每天将达到其浮动区间的上限。该机制将转变为月度重新定值幅度为6％的爬行盯住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并未排除这一可能结果，这就意味着它是汇率可能变动的最大幅度。这一可能性本身就会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其结果就是外汇储备的积累甚至可能超过固定汇率制下的外汇储备积累。最后中国政府也许会发现，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将是一件较容易的事情。
       最后升值的幅度会有多大呢？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积累了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一半与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有关：500亿来自贸易盈余，500亿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剩下的1000亿主要是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本，即组合投资、汇款和再投资利润。
       在浮动汇率制下，这种单方向的投资资本流入将会消失。在自由浮动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不会继续累积外汇储备，人民币需要重新定值来减少贸易盈余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升值幅度会有多大？我们对此很难判断。出口对汇率的适应性可能较低，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升值最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埃及等在出口方面竞争力的丧失。在任何情况下，大幅升值的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
       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做两件事情。一是应该非对称地解除资本管制，也就是说，只解除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保留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二是继续积累外汇储备。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理由：通过抑制升值，外汇储备的积累将会导致更大的出口，以及更高程度的从实践中学习的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一旦人民币最终升值，外汇储备存量所发生的资本损失可能低于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所获得的产出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明智的。但条件是否成熟，显然很难评价。
       现在转为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效应，效应很可能是双重的。就升值将损害中国的竞争力而言，出口将会下降，出口部门也将缩减。在缺乏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出口的下降并不会带来经济体中其他领域内的需求增加。升值对于贸易条款产生的积极效应（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在解释实施新的汇率机制的理由时所使用的一项论据）很可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内部平衡，人民币升值必须辅之以内部需求的上升。这就使得我们回到了上文中所讨论的储蓄问题上来。降低风险和降低储蓄不仅就福利方面的理由来看是合理的，正如上文中所讨论的那样，而且它作为伴随人民币升值的适宜政策也是合理的。
       是否还存在其他方法，既能降低制造业出口，又能够避免人民币升值对于农民收入和不平等的不良影响？从原则上而言答案是肯定的，这些方法值得我们去探索。
       四、试验性的政策组合
       我们建议实施如下的政策组合。（1）消除造成高预防性储蓄率的某些不完善因素。相关措施包括设计一套更加有效的退休制度、医疗保险的供给、私人保险市场的培育、更加完善的产权制度（使得银行更多地对项目而非对抵押品发放贷款）。这些措施不仅能够直接地提升福利水平，而且能够逐步降低储蓄。（2）允许人民币升值，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源调离出口部门。逐步解除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以及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这将有利于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其他手段也能发挥作用。例如，引入污染税将会降低投资于出口部门的动机，同时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污染税的税率越高，需要人民币升值来重新配置资源的幅度就越小，升值对于城乡差距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小。（3）增加医疗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应该重点瞄准农村地区，因为升值将会造成收入从农村到城市的再分配。当然，最优先考虑的是避免从中央下拨到农业省份的资金因为贪污腐败而不见踪影。当然，这三项政策还需要合理搭配。
       ［马列展、魏华：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英语系］
       （责任编辑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