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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玲 译
       美刊《外交事务》2007年3—4月号刊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何汉理教授（Harry Harding）所写的《对中国的再思考》一文。文章针对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否是经济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不可避免、中国的精英政治不稳固、中国的银行将崩溃、中国太依赖国际金融、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军事冲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这些常见的看法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指出有些危机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有发生的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
       常有人说中国正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上：它的经济依赖国外资金，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选举领导层，并且它的扩军威胁了世界。但这个泱泱大国所面临的危机远比你意识到的严重。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经济”？
       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生态方面的，尤其是环境问题以及易遭传染病袭击方面。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济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正常的经济周期之外。但是北京正在摸索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经济，以便阻止这些问题的灾难性爆发。
       相比之下，中国在生态和卫生方面的危机比人们所意识到的要严重很多。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影响了诸如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城市的生活质量。农村和主要城市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现象；上海的地表水中，只有1％是可以安全饮用的。作为这类事件中较早发生的一件就是，2005年11月，东北某化工厂的爆炸使得大量苯类及其他有毒物质泄入松花江，导致大工业城市哈尔滨有数百万人断水达一周。由于化学物质泄漏和有毒物质的排放而使环境危机加剧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政府已经发出警告，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农业产量。
       中国也正面临慢性传染病的威胁。到2006年，报告的艾滋病病例已经达到约65万人。联合国估计，到2010年将有1000万中国人被感染。肝炎患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未来中国还很有可能会爆发急性传染病，例如禽流感。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种病毒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其扩散是否可以得到控制。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衰败，加之地方官员不愿汇报新的疾病爆发情况，这一切都使得危机加剧，使得其一旦爆发就很可能演变成一场致命的流行病。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不可避免”？
       几乎不可能。中国存在许多将引起广泛不满的问题，包括环境恶化、社保网络中存在的城乡和地域差距（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方面）、关于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的争议以及政府官员的长期腐败问题。这些不满已使民众的抗议激增。据中国政府报告，在2005年共发生8000例此类事件，其中一些颇具规模，甚至对抗相当激烈。
       但是，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来消除那些引起农民不满的情况，例如增加在农村的投入，取消繁重的农业税，并且严厉制裁欺压乡民的地方官。当抗议真正发生时，他们会努力解决导致抗议的某些具体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控制媒体和压制独立的政治组织，北京正在努力将这些事件控制在当地范围内。而且，在许多阶层中，尤其是在中国与日俱增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对政府的政治支持率看来相当高。
       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如果发生更大的事件，是否会将政府的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大范围出现严重经济问题（尤其是通货膨胀和失业），或者政府在处理国内国际重大危机中遭受指责（比如环境灾难或者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期间可能会发生的某个意外），都会导致全国范围的不满。如果这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以致动摇了党对媒体和网络的控制，或者造成领导层的分裂使之不能作出有效应对，那么情况将会变得非常危险。这种情形下，就有可能在几个主要城市爆发很难控制的大规模抗议。
       “中国的精英政治很稳固”？
       是的，但并不完全如人们所想。中国的政治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精英们越来越务实，最高领导层想避免给人以内部长期不和的感觉。但是胡锦涛主席一直不得不选择比他的前任更加温和的路线。
       胡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已经接近结束。依惯例，此时应该有一到两个潜在候选人进入政治局。显然，在今年秋天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将不得不为确定自己的继任者作准备，以便使其在自己卸任之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赢得人们对这一选择的支持。胡锦涛最近强调了他的立场——中国需要处理最严重的国内问题，广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以减少社会冲突。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上仍存在争论。一方面，共产党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它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就意味着任何非“社会主义”的政策——比如保护私有财产或者推进民主多样性——都不会被讨论。另一方面，尽管胡锦涛在谈论可持续发展，但党的各级领导还是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
       “中国的银行将崩溃”？
       未必。直到最近，中国的银行体系仍面临很大困难。它是维持国家高投资水平的主要机制——投资在200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银行面临向效能低下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巨大压力。结果，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量已上升至警戒线。但是银行挺过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储户鲜有其他可供投资的渠道。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它有资金周转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公司已经成为风险系数较小的银行客户。投资正越来越多地来自银行贷款以外的其他途径，比如债券、企业利润或股票上市。对于以前的国企来说，逐渐进行的合并、收购以及私有化过程也正在增加它们的盈利能力。
       同时，银行的偿付能力也提高了。中国一直在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把不良贷款转移给管理公司，并且引进了部分外资。除此之外，通过住房抵押和收费服务，银行的资产组合也日益多样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完全摆脱风险。因为银行的高层领导仍旧从党内选派，所以银行的借贷决定仍旧面临政治压力。较小的地方银行、各种各样的投资代理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的状况也不尽如人意。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多——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甚至海外对冲基金，中国的银行现在不得不担心偿付能力不足将导致资金周转问题。
       尽管如此，中国低水平的外债使得政府可以控制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后果。
       “中国太依赖国际金融”？
       并不然。中国确实已经高度融入了当今的国际经济。抛弃了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后，中国已经变成了贸易大国。中国出口大批纺织品、机械产品以及电子设备。同时，它进口高端技术、石油和其他的原材料。它也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偏爱的目的国，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作为出口制造平台的吸引力，而且由于它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活力。中国现在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是10年前的两倍。
       出口在中国GDP中所占的较高比重以及它引进外资的巨大数额已经引发了担忧：中国太依赖于国际经济，极易受到全球经济速度下降的影响。但是这些担忧被过度夸大了。首先，1万亿的外汇储备以及高达47％的国内储蓄率，使得中国几乎并不依赖外资。它依赖的是随着外资一同进来的技术和市场网络，以便于促进出口。投资减少不会对它产生什么影响。
       贸易也同样。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大陆经济体，贸易占GDP的64％，但是它的贸易依赖度比香港和新加坡要低得多。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价值是来自进口零件和原材料——本土资源所产生的价值较少。标上了“中国制造”的电脑可能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的，但是它的屏幕和微处理器可能来自中国台湾或韩国。加工和组装型产品大约占2006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5％。这意味着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净贡献比看到的总数值要小。当然，如果全球经济严重衰退，或者发生一场使全球贸易瘫痪的恐怖袭击，中国经济肯定将会遭受打击。但是比起绝大多数国家来，它的抗风险能力要强得多。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
       是的，但是不要刻意夸大其意义。自19世纪中期以来，大众化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构造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那些技术比中国先进的民族发起的侵略——先是来自欧洲，后来是来自日本——所作出的反应。近来，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民族主义作为维护其合法性的手段之一而加以鼓励。
       但是共产党也认识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成为其在国内的合法性的来源，也可以导致来自国外的疑惧和不信任。该教训已经多次被排外示威所证实——包括因为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因为2001年美国侦察机和中国战斗机相撞而引起的反美示威。尽管这些插曲并没有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持续性影响，但北京已经对抗议的热情产生了警觉，并花费一些时间才结束了这些抗议。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当他们被认为是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时，民族主义可以使公众很容易就支持他们，同样，当他们被认为向外国政府“让步”了时，民族主义也可以使公众很容易就公开批评他们。
       因此，在共产党寻求合法性的手段中，对于民族主义的宣扬现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被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诉求所取代。媒体反复强调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官员们也在努力地控制民族主义者的热情。
       问题是，大众化的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动力，这个动力是不依赖于共产党领导的意愿的。但是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民主，民族主义反映的民意就不会强大到足以决定中国的外交。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灵活性。如果在处理国际危机事件中，中国政府被指责没有捍卫国家利益，那么，这将成为政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军事冲突”？
       极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正在推进军事现代化，不仅在寻求更强大的核威慑力，而且也在寻求改善常规武器的力量。像任何强国一样，如果认为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中国也将会使用武力——尤其是在有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岛屿及其海下资源的纠纷、朝鲜的可能垮台以及最重要的台湾宣布“独立”等问题上。
       但是中国不再是一支革命性的力量。在过去25年里，它从现行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获益颇多，因此它对这个体系并无根本性不满。而且，北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依赖将会阻止它的军事冒险，除非是它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反之，中国的崛起将会阻止其邻国来挑战自己的核心利益。北京划出了台湾海峡的警戒线——台湾从法理上宣布“独立”——这条警戒线绝不能被逾越。
       因此，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那些杞人忧天者所说的微妙。首先，虽然中国愿意加入现行的国际秩序，但它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规则接受者。幸运的是，华盛顿当前也鼓励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攸关的参与者”，这一政策与北京想要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愿望相当一致。
       第二个挑战源于中国企业不仅想要获得最大的国内市场份额，还想加入大规模的、有利可图的多国企业行列。中国是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但是北京的目标是看到中国的公司，而不是外国公司成为这场全球竞争的胜利者。确实，对世界来说，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将成为比中国任何其他形式的力量更大的挑战。
       中国正同时在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更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崛起的最大风险不是北京将会使用武力去进攻别国，而是它将会利用日益增加的资源使全球力量平衡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移，尤其是在亚洲。那是一个战略性转变，这一进程已经开始了。
       ［张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 陈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