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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年的欧洲将是什么样的？
       欧洲联盟刚刚庆祝了其成立50周年，时间从1957年3月25日罗马条约签订算起。法国《世界报》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标题谈到欧洲对欧洲的前景看法“黯淡”，《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新闻标题则谈到“忧虑”。50周年纪念日不那么喜庆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和荷兰2005年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拟议中的欧洲新宪法。
       1957年3月在罗马聚会的群体不同寻常，因为他们的确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眼光，迄今为止的历史趋势证实了这一点。默克尔总理试图说服其他政府首脑从地缘政治框架看待欧洲。
       我们在2057年可能看到一个怎样的欧洲？这个问题的任何答案都存在三个基本因素。首先，由于美国地缘政治地位陡然衰落，我们生活在创建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欧洲的问题是，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是否有竞争力——不是与美国竞争，而是与东亚竞争。这部分取决于东亚(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能否真正联合起来。但也取决于欧洲能否建立政治上更统一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还要包括俄国和土耳其两国。
       第二个考虑是，欧洲能否把自己从基督教大陆转化为多宗教大陆。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把欧洲“重新基督教化”作为天主教第一优先目标。他把欧洲“危险的个人主义”归因于其历史性的“世俗化”。他说，欧洲“正在滑向离经叛教”并“正在丧失对其自身文化的信仰”，他认为这是名符其实的“文化崩溃”。
       地缘政治趋势似乎并没有反映教皇的意愿。穆斯林的比例日益增长，而常去教堂的基督徒数量日益减少。教皇认为这表明欧洲“文化崩溃”，他说对了吗？或者，欧洲有能力发展出一种强有力的新文化，在其人口重组的基础上反而繁荣起来？答案是不确定的。
       最后，欧洲2057年会成为内部相对稳定的孤岛，还是内部尖锐冲突的地带？这是社会问题，其程度取决于欧洲能否解决新自由主义压力造成的内部两极分化扩大。到目前，欧洲一定程度上抵制取消其福利国家政策的呼吁。但压力在增加而不是减轻。新自由主义的欧洲不大可能是一个平静的欧洲。在发生结构性危机的世界体系中，欧洲能不能作为一股积极力量为推进转化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同样没有确定答案。
       （2007年4月15日美http://fbc．binghamton．edu/
       commentr．htm网站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文，路爱国摘译）
       阿富汗是美国下一个泥潭？
       众所周知，美国已经输掉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是否将成为下一个败局？6年前，奥萨玛·本·拉登曾预测说，美国会遭到和苏联一样的失败。他说对了吗？
       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和英国)就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作为政权更替的目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美国在2001年7月即“9·11”之前两个月就已做出了这个决定。攻击的主要依据是，该政权庇护基地组织领导人及其训练营。布什总统9月21日给塔利班下达最后通牒，遭到了拒绝，10月7日美英军队开了进去。
       当时，几乎全世界都站在入侵一方。塔利班是可怕的坏政权的一个典范。他们不但庇护基地组织(并以此自豪)，而且严格推行穆斯林伊斯兰教法极端版本，而且对妇女尤其苛刻，例如不让她们工作和接受教育，除非布卡裹身并由成年男性亲属陪同，否则不能出门。所以，美国入侵时，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表示赞成，其中不仅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还有(让我们记住)俄国和伊朗。惟一的抵制来自巴基斯坦。
       这种反应当然并非出人意料。俄国长期支持一个叫作北方联盟的反塔利班组织，它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普什图族之外的一些部族组成，而普什图族是塔利班军队的基础。伊朗同样也在支持一个和自己有部族关系的反塔利班组织。对巴基斯坦来说，塔利班则是他们的门生，巴基斯坦情报部是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剥夺塔利班的权力意味着剥夺巴基斯坦的势力范围(是印度急于填补的空间)。
       要了解2001年之后发生的事，我们必须回溯至少30年前的历史。19世纪阿富汗是俄英争夺的地盘。1945年后，它成了苏美争夺的地盘。1978年，阿富汗的(共产党)人民民主党(PDPA)不顾莫斯科的意愿，推翻了君主制。由于人民民主党由激烈竞争的两派组成(一定程度上按部族划分)，随后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内部冲突时期，苏联也被牵扯进去。最后在1979年12月，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试图稳定局势。
       布热津斯基几年后透露，美国曾竭尽全力把苏联拖进阿富汗，期待它成为他们的“越南”。与此同时，美国(和巴基斯坦)大力支持、训练和武装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的伊斯兰圣战者。奥萨玛·本·拉登是得到美国军事训练礼物的那群人当中的一员。共产党政权并不是田园诗，但至少它是世俗政权，并且赋予妇女非常广泛的权利，而这两点任何后来的政权都不具备。
       苏联的入侵确实变成了苏联的越南式经历，即在生命、金钱和国内民众支持上付出了很大代价，而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他们开始撤军。然而国内冲突并未停止。事实上冲突进一步扩大了。此时，原先的圣战团体展开了相互竞争，都想让自己在喀布尔掌权。
       在多年兵荒马乱的内战之后，有个叫塔利班的“学生”组织在巴基斯坦军队支持下横扫全国，占领了喀布尔，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秩序，让很多人松了口气。但人们很快发现，塔利班建立的“秩序”不符合任何人的口味。普什图族是最大的部族群体，但却不是惟一重要的群体，无论按什么标准都是如此。其他群体感觉受到排挤。此外，塔利班的言行越来越极端伊斯兰化，包括毁掉阿富汗考古奇迹之一的两个巨大佛雕。塔利班的领导人毛拉奥马尔与奥萨玛·本·拉登建立了密切关系。从而美国于2001年发动了入侵。
       此时，被塔利班赶走的竞争群体重新返回。初期，在美国军事援助和联合国外交干预下，新的秩序建立起来。组建了由哈米德·卡尔扎依领导的全国政府，并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在喀布尔，事实上并非在全国其他地区。秩序再次恶化，到2003年，在巴基斯坦默认下，塔利班开始发动军事反抗。
       由于美国已经身陷伊拉克，它要求北约组织帮忙应付。2006年1月，安全问题由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NISAF)接手，其成员来自很多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荷兰、丹麦、澳大利亚、爱沙尼亚、挪威、法国、意大利、新西兰。但是，大多数国家对动用本国军队三心二意，他们各自建立了参战的不同规则，坚持把军队配置在特定地域(常选喀布尔，那里最安全)。目前，几乎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就军队是否留驻进行着激烈的政治辩论。
       如今，塔利班已经卷土重来。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可能坚持不了很久。世俗的现代化者即曾经的共产党人不大可能再次出现。我们真的以为，有个天使在俯瞰着西方世界并称道“干得好”？
       （2007年4月1日美http://fbc．binghamton．edu/
       commentr．htm网站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文，路爱国译）
       新自由主义贸易与苏东社会主义的瓦解
       冷战是具有经济意义的一种政治军事对峙。军事化的背后是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经济竞争，它们在各自的意识形态集团里向欠发达的盟国提供援助。这两个分立的敌对集团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联系。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主要是通过对外援助维系的。冷战期间，经济竞争的名义是经济发展，而非贸易。
       新自由主义者现在经常宣称，社会主义在冷战中之所以败给资本主义，是因为自由的胜利。然而，这个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明了。诚然，由于敌对的外部势力的压力，那些拥护社会主义的政府被迫实行军事体制，由此剥夺了本国公民的基本自由，从而成为自身的最大敌人。但是，在约瑟夫·麦卡锡时代，美国大肆压制公民自由并没有使美国政府垮台；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许多盟友也并无多少民主可言。经过15年的市场资本主义改革，从俄罗斯到波兰的前社会主义经济体似乎并没有什么进步。中国是一个例外，这只是因为它严守基本的社会主义承诺，后者正是美国竭尽全力所要拆除的。
       
       论点摘编马歇尔计划来自于杜鲁门主义，后者诞生于1947年，强调美国有抗击全球范围的共产主义政权的道德义务。马歇尔计划花去了美国1947年2440亿美元GDP中的130亿美元，也就是GDP的 5．4%。这些钱如果转化为2004年的美元的话，应该是6320亿美元，约等于2004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它们的任务是帮助战后欧洲的经济恢复，以避免受到共产主义的颠覆。这笔钱并非全部来自美国政府的预算，它还来自美国的主权信贷。马歇尔计划最重要的方面是，美国政府向在欧洲的美国投资者保证，他们可以把弱势的欧洲货币标价的利润兑换为与黄金挂钩、保障汇率固定的美元，他们随时可以35美元兑1盎司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将美元作为基于固定汇率的世界储备货币，马歇尔计划使之具体化。马歇尔计划使国际贸易得以恢复，并为半个世纪后，即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因尼克松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限制跨国资金流动而瓦解后的美元霸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马歇尔计划确实帮助德国恢复了经济，但这并非完全是胜利方给予失败方的一个无私礼物。它更像是一匹进行货币征服的特洛伊木马。它将德国经济打入美国经济的附属卫星国的地位，迄今德国还有待完全实现其经济自由。
       以2004年美元计算，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贷款相当于6320亿美元。在2004年9月底，仅日本一国的外汇储备就高达8300亿美元。换句话说，日本2004年给美国的贷款比美国1947年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的还多。而且，日本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因为这些贷款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可以随意印发美元，除非重新换成日元，否则美元在日本毫无价值。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日本不得不减少日元的供应量，这导致了日本经济的紧缩和日元汇率的升高，并因此伤害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因此，美元霸权已远不止是害了“太大承受不起失败”综合症。它造就了一个由众多自愿的奴隶组成的世界，他们出于若没有强势的美元，就无法觅得明天的食物这一恐惧而捍卫美元。
       “冷战证明了什么”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在其18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已充分阐述的论题，即一旦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在贸易领域是经济落后的，若没有政府的干预，它仅凭贸易是不可能赶上的。
       李斯特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詹姆士·密尔（James Mill）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观点上截然不同。它认为，经济行为，乃至经济规律，都要视其历史、社会和制度背景而定。当一国与另一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又被迫采纳该国的国家理论作为国际经济的自然规律时，它往往成为这些规律的受害者。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历验证了上述观点，为了换来极其有限的繁荣，两国都不得不付出成为美国代理国的惨痛代价。
       对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与资本主义阵营进行贸易是战略性的错误，这使它毫无保护地暴露在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游戏中，它在该游戏中从一开始就是失败者，并永远也不会赶上。
       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者应宣布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但他们不诚实地声称，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双赢游戏。国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霸权国，就像国内自由贸易只是有利于垄断者一样。只有当发展不受对外贸易所控制时，社会主义才能运转良好。世界贸易组织是为迎合资本主义霸权而设计出的一种体制。当前全世界的反世贸运动反映了草根阶层开始意识到这个自明之理。
       （《亚洲时报》2006年4月1日亨利·C．K．刘著，林小芳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