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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还是在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范围内，大众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研究都密不可分，它们都在关心“社会意义”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中国社会经过近30年改革开放，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在社会转型中，维系大众的“社会意义”被颠覆、解构和重新建构，这些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中的转化途径，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
       一
       大众社会理论是西方学界、社会思想界用以描述现代工业社会组织模式的一种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 theory）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由没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原子化的、情绪化的孤立大众所组成的。这些大众每天从事着简单乏味的、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工作之余，他们被大众传媒所操控，在追求感性“愉悦”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身原有的主体性、批判性和革命性，沦为负载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大众媒体的奴役对象。在这里，大众之间关系肤浅、短暂和冷漠，个人在“大众社会”中寂寞、空虚、无依无靠。虽然大众数量庞大，但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来说，他们仍是被操纵、被整合的对象，仍是资产阶级用以倾销自身商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要目标。很显然，“大众”一词在这里带有很强的贬抑性。
       约翰·费斯克则认为，虽然大众文化自上而下生产并销售商品，充满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符码和意义，但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发挥自身的解码功能，重构大众文化的意义，再生产出消费者自身所愿意接受的内容和解释。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大众”是积极的、能动的，“大众”对大众文化商品的接受也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这就是对于“大众文化”存在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物质基础的融合，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组成部分；发达的工业社会正是通过‘技术理性’和消费至上原则结合起来的‘大众文化’来控制个人的；同时由于它的商品化和标准化，排除或否定了文化艺术的独创性与个性。大众文化是被动的、无创造性的、浅薄的、消极的文化现象。”①而英美文化研究学者对此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约翰·费斯克在《关键概念》一书中把大众文化解释为：“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有；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从其词源上看，大众最初不是用于指‘普通民众’（people in general），而是指多数民众（the mass of the people），以与贵族阶层、富人阶层或知识阶层相区别。”②由此看出，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具有文化民主的意义和内涵，它是社会大众享有的文化意义与符号象征体系。它所提供的大量廉价的、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消费品，不仅培养了平等的民主意识，而且还提倡宣泄个人情感、张扬个性自我。
       西方文化研究中所谓的“大众文化”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化，也不是与精英文化、政治主流文化截然相对立的。那么，在中国到底存不存在这样意义的“大众文化”呢？这其实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问题。如果想得到确切的答案，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清楚“大众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这是判断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是否存在的根本前提。
       二
       我国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大众文化”原指大众的文化或劳工阶级的文化，同时亦包括民俗文化、青年文化、亚文化，甚至流行的小说和电影等。其含义甚为模糊，甚至可以作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大众文化既意味着是“由”大众生产的文化，而且还意味着“为”大众而生产的文化。如此来界定“大众文化”，抓住的只是大众文化的外在形式，丢失的却是大众文化的内在本质。因此，纵观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和大众文化在西方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首先应该是商品，它必须按照资本的发展逻辑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去运行和发展。这在当下的中国可以看到。
       时至今日，中国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建设道路，也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作用。这就是说，文化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也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大众文化是商业性文化，它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以获取最大利润为根本目标。因此，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推广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电脑、网络、数字电视等高科技的发展和日益普及为大众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技术力量。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适宜生长的经济环境。
       但是，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巨大消费市场带来的诱惑、充满竞争压力的人际关系等，给大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他们迫切需要在工作之余从现实生活中逃逸出来，舒缓工作、社会现实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挫折。大众文化正好具有这一功能，迎合了大众的需要。这也成为大众文化在中国产生并得以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
       再者，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看，文化产业市场化、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文化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文化产业是个非常特殊的行业，文化商品也是非常特殊的商品。虽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文化商品具有市场经济中其他商品同样的属性，它必须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同样是由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但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在于满足人的生理需要，而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文化关注的是意义、快感、身份认同，而不是功效”。③因此，文化商品就必然承载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大众文化具有大众喜闻乐见的属性，它们借助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非常迅速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因此它们对大众发挥的影响也是以往任何文化载体所无法比拟的。这就预示了大众文化发展的矛盾性。一方面，文化产业市场化意味着“资本”可以自由出入这些产业，生产它们认为市场需要的、可以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文化商品。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几百年历史中，我们看到，资本逐利的目的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能给资本带来利润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对社会公共利益有好处的东西。“假如那些质疑甚至颠覆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仍然能够产生剩余价值，那么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投资于这类商品完全符合个体资本的利益。”④
       约翰·B．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书中指出：“就广义而言，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意识形态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呼吁我们询问象征形式所建构和传达的意义是否服务于或不服务于维持系统地不对称的权力关系”。⑤汤普森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有极大的区别。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意识形态研究有一个维度，即一般是从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与行为的关系来研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一直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由统治阶级控制和掌握思想的工具，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通常是在“国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暴力机器”的前提下来谈论意识形态问题的。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与暴力（统治权）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汤普森在意义与权力的维度中研究意识形态，力图把握权力如何确定意义和生产意义，而意识形态如何用这些意义为权力服务。在这一意识形态研究语境中，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类似于费斯克的观点。费斯克认为大众有能力借助大众文化产生自己的意义和快乐，可以颠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正因为汤普森有以上认识，所以他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某种价值观或信仰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全体（或者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复杂的工业社会的稳定要求并依靠对特定价值观与规范的一种共识。只要我们社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同样很容易来自价值观与信仰的多样性、个人与团体之间不断增加的分歧，反对态度可能转变成政治行动中的共识。”⑥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一元”与“多元”问题。在社会发展早期，当社会成员、阶层和阶级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脆弱和不稳定时，社会是靠国家力量（暴力的威慑力和意识形态的统摄力）来维系统一性的。在历史发展的这个阶段，意识形态一元化是民族国家的整体性在精神世界的诉求，反过来，国家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一元性反作用经济基础来实现统一性。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成为把个人整合进社会的强大力量。
       因此，当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后，国家如何有效地控制文化及其产品，使它们有效地承载起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继续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就成为了当前极需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 庞元正：《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② 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212页。
       ③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④ 特里·洛威尔：《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
       ⑤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⑥ 同上，第8页。
       ［徐海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
       （责任编辑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