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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符号之所以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是因为文化符号本身凸显了哲学研究的旨趣。那么，文化符号的含义是什么呢？一般而言，文化符号既包括语言符号又包括非语言符号，是指能够承载文化意义的媒介。它承载着文化的信息和意义，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载体。我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理解，是缘于一些符号学理论家们对符号的理解。符号学家们对符号的理解各不相同，比如：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罗兰·巴尔特认为，符号学就是记号的科学或有关记号的科学。①皮尔士认为：“符号或表征（representation）是某种对于某个人来说在某个方面或某种性质上代表某物的东西。符号是针对某人而言的，也就是说它在那人的心中产生一个等价的符号或进一步完善的符号。所产生的符号我称之为第一种符号的解释项。符号代表某物，即代表它的对象。它代表那个对象，不是在一切方面，而是相关于一种观念代表它，我有时把这种观念叫做代表者的根据。”②皮埃尔·吉罗认为：“符号一直是某种意愿的标志，它传播一种意义。”③卡西尔认为：“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都是符号，尤其当知觉作为对某些事物的描绘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④就是说，符号最根本的特点是间接性，它能直接诉诸知觉，但它代表的却是深藏于背后的意义。
       文化符号，作为记号、载体，它所表达或代替的对象并不是传统上所理解的客观有形的事物，所表达和传达的是某种不同于自身的他物，是人们对这些对象进行认知后所形成的观念。关于这一点，语言符号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加以了论述。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类似于书写系统、聋哑人的手语、象征性礼仪、礼貌举止及军事信号等等……有一门研究在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⑤在这里，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文字符号、礼仪符号、军用信号，都分属于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都可以表达近似或基本相同的观念，相互之间都存在着转译的可能。我们可以把一定的观念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也可以写成文字加以表达，还可以借助特定的场景、人体姿态、道具等编排成仪式这一具象化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由此可见，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之间存在着转译的可能。而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之间存在着不同，在于符号能指的物质形式和质料。我们说这是语言符号，那是文字符号，另外的一些是礼仪符号、军事信号，并不是依据这些符号系统所表达的观念上的差异，而恰恰正是它们具有不同的具象方式。语言是诉诸我们的听觉的，文字是诉诸视觉的，仪式既诉诸视觉又诉诸听觉，军用信号也是既诉诸视觉又诉诸听觉的。视觉和听觉上的物质差别造成我们感知方式的变化。
       当人类社会进入电子媒体时代，主体的感知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关注对象的视角由对客观对象的关注转向了对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的关注。在纸媒时代，人们的交流手段是以书籍为主，而书籍是以听说的语言凝固而来的文本，而这一文本以“听”为主要特征。当人们进入互联网时代，即电子媒体时代时，人们的交流手段是以多媒体计算机为载体，用声音和图像呈现信息，以 “看”为主要特征。通过“听”传递的信息与通过“看”呈现的信息之不同，再一次印证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句古老话语的实证性。在“听”的时代，人们接受的是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而不是现实的逼真形象，通过想像将抽象符号变为假定的现实。所以人们常常对“听”的符号（语言文字或文本）所指涉对象的真实性，始终保持一定的怀疑态度。例如，在书报上读到一则奇闻，你可能不一定相信它，但在电视上看到这则新闻的画面，你就不能不相信了。其实，“看”的影像世界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虚拟实在”的。在计算机时代，一切都形象化、可视化了，“虚拟实在”成了人们的第二自然，这时，人们面对的不是赤裸裸的现实，而是关于现实的形象。这样，符号与现实的关系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即人们由对客观对象的关注转向对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的关注，在此意义上，符号成为了人们关注的对象。
       符号超越了理性层面成为哲学关注的首要对象。因为人类知识的根源并非理性所囊括。从基础层面看，由于符号担负着一个“替代”的角色，它营造了一个意义世界。人类个体对于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洞察，经过符号的营造，经由符号的个体化——大众化、客观化——再经个体化的途径，将内在于个人意识中的意义世界转化为集体意识中的客观的意义世界，成为集体拥有的精神符号世界。而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又有可能变成经过个人解释的符号。在所有的符号行为中，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人类已经创造出一个个意义世界，构筑起个人的和集体的精神空间。人类还利用符号世界改造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生命境界。人类通过生命的演化，超越了物理品质的增长，走向一个更深的亦更高的精神价值层面。⑥从哲学上看，符号作为人类生命形式，在主客体之间营造了一个属于人的文化世界，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
       一切哲学问题，都必须、也完全可以归结为语言问题。因为哲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也正是通过语言来证实其正当性的。从客体上看，个别事物是由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加以命名的。主体人正是通过语言符号的命名，把世界万物作一分类，形成各自的客体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客体世界都漂浮在语言中，人是通过语言认识客体世界并与之打交道的。任何一种语言只要投入实际使用，它在形式上就必须符合一定的语法和逻辑。否则，与语言活动相伴随的理解和交流就是不可能的。同时，它在内容上，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为导向。可以看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思维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它不仅体现一种语言文化的地域特征、民族特征、风俗习惯特征、信仰特征，而且还记录着时代变迁和重大历史事件。从主体上看，我们的主体通常指生活在社会中的现实的人。而现实中的一个人常常把社会中的他人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把他人视为客体。当一个人出生时，他是一个自然存在物，若想把这个自然存在物变成社会存在物，他就必须接受教化，而教化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所以一个人接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他学习语言的过程。人类正是在不断使用语言符号的过程中，演化生命形式，塑造人性，创造精神文明。所以，符号既是人性文明的创造工具，亦是人性文明的积淀物。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卡西尔在《人论》中修正和扩大了人是理性动物这一定义，倡言：“我们应当把人界定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界定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⑦
       文化作为符号—意义系统，是人深植在自己活动成果之中的根。人是在创造文化符号的活动中，通过文化符号刻下了自身活动成果的痕迹，凝固了人类创造文化的成果，使其成果成为见证人类活力的独立存在。这样，人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终于找到一个对象化的结构性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人不仅反观自我个性的状态，而且也可以反观人类整体结构、总体精神的发展。所以，符号的生产过程必然转化为人的自我生存与发展过程。现代哲学用符号关系取代了主客体关系，用思想上的或然关系代替了事实上的必然（因果）关系，这样就把人的本质或哲学的本质建立在想像和交流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理性的基础上。这实际上是把世界既不是看作纯粹的主体现象，也不是看作纯粹的客体现象，而是主客体相结合的符号现象。对此，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成为必然。
       
       文化符号问题研究的方法为人们进行跨学科交流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表现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平台。平台的提供主要是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系统之间存在着转译的可能性。而跨学科的交流和研究又恰恰是科学发展、学术发展的历史趋势，是跨文化研究的现实需求。中国是个人文大国，有着举世无双的人文资源和人文传统，要想发扬我们优秀的人文传统，创造出中国人文学科的优势，就必须开展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是人的符号化的行为，文化的形式是符号。如果把人界定为符号动物，人类文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人类如何使用符号和创造符号。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就能更好地研究自身的实践行为和思维行为。事实上，人不仅创造了符号，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改造了现实世界，进而改造了人本身。这样，我们对符号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对人、人类及其活动的认识。
       人们对自身及人类活动的认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物质与精神的变化过程。当人们把符号视作中介时，它切断了人与客观世界、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联系。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与精神的变化过程就实现了从实物性到符号性的演变。也就是说，符号是现实事物的替代物而不是现实事物本身，它是通过否定现实的方式与现实相联系的。“汽车”这个词并不能坐，不能开走，它不过是现实对象的一个符号。但它与现实相联系。符号总是关于某事物的符号。当人们面对的是代替现实的符号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之间就有了一种距离感或间距性。这种间距性的形成是符号通过否定现实的方式与现实相联系的，实现了对现实的否定，这也是符号研究中的批判方法。所谓否定，即符号是现实的替代物而不是现实本身。所谓与现实联系，即符号总是关于某事物的符号，任何事物只有以一符号的形式出现，才能被人类认识或理解。人类永远以符号的方式与他以外的世界打交道。符号这种通过否定现实而与现实联系的品格，使得它在人与现实之间造成一种距离感和中介性——借用法国哲学家利科尔的话我称之为“间距性”。⑧任何符号都会造成人与现实的间距性，然而，这种间距性的大小是有区别的。如神话是以想像这种形象的方式反映世界，而科学是以逻辑、理性的方式反映世界，所造成的间距性是不一样的。总之，研究作为人类交往手段的符号对理解各民族的文化，增进人类的共同文化和理念都是必要的。
       注释
       ①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1页。
       ② Susan Petrilli，About and Beyond Peirce, in Semiotica，124，3－4，p．300．
       ③ 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怀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④ 恩斯特·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第1卷，柏林1923年版，第109页。
       ⑤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7—38页。
       ⑥ 齐效斌：《人的自我发展与符号形式的创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⑦ 恩斯特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⑧ 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孟庆艳：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