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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沃尔夫冈·麦克尔在2005年发表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能力。西欧的政府政策的挑战和总结》（合著）一书，其中对西欧6个国家（英、法、德、瑞典、丹麦、荷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最近10～15年执政或参与执政时所进行的改革的得失进行了比较研究，受到学术界和政治界的重视（作者已将该书的中文版版权赠予译者并请译者组织翻译。——编者注）。2006年1月，《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主编、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托马斯·迈尔就此书的主要论点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问题与麦克尔进行了对话。该刊2006年第3期发表了这次对话的记录。
       托马斯·迈尔：麦克尔教授，您在最近五年领导了一个研究社会民主党执政政策的小组。您打算弄清的是什么问题呢？
       沃尔夫冈·麦克尔：我们打算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当权或者说在执政时是否能够对自己进行改革。所谓改革是指它们是否能做到，在外部条件已经变化的条件下，例如在全球化和欧洲化的条件下，使自己的政策及其手段现代化，却不必放弃原来的目的。
       迈尔：难道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还有政治行动的余地吗？
       麦克尔：是的，有很大的行动余地。认为全球化已经全完剥夺了这方面的行动余地，那是新自由主义者和老马克思主义者的谎话。就社会公正来说，我们在最近十年、十五年之间能够在欧洲各国看到社会政策、经济政策，尤其是劳动力政策方面的各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后果。
       迈尔：您对哪些国家作了比较？
       麦克尔：我们挑出6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一个十分确定的时期内参与执政的国家来进行系统的研究：英国的新工党，荷兰的工党，丹麦和瑞典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执政党，还有两个典型的大陆欧洲的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
       迈尔：差异在哪里？
       麦克尔：我们研究了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社会政策和就业政策等最重要的政策领域，提出一个社会公正复合指标。从结果可以排出明确的名次。有两个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时进行了改革，取得了成绩，这就是瑞典和丹麦的党。中间一组是英国和荷兰。在几乎所有政策领域都是典型输家的两个党是法国社会党以及——很可惜——德国社会民主党。
       迈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缺陷是什么？
       麦克尔：就结果来说，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就业政策的情况很惨。我们不仅与法国一样有最高的失业人数，而且在所有这6个国家中我们的就业率是最低的。妇女就业率也是最低。对于一个理所当然地把性别平等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党来说，这是很坏的成绩。当然不能忘记1989年由于两德统一、尤其是由于科尔政府通过社会保险为此提供很大部分经费的错误而遗留下来的负担。也不应当忘记，德国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府和几乎所有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不一样，在劳动市场和社会国家方面没有进行任何一项值得一提的结构改革。但是德国的社会国家已经不符合时代。它就结构来说很适合工业时代。但是由于它把重点放在与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保险义务之上，它在今天成了就业增长的障碍，不再适合现代后工业社会及其已经改变了的两性角色分担、生活方式和出生率了。
       迈尔：您在经验研究结束时提出的主要论点是，那些就其手段来说最大程度地坚持传统的党在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目标方面做得最差，而那些最明确地实行现代化的党却最好地实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怎样解释这个悖论呢？
       麦克尔：说到底，这属于大家都熟知的历史对人们的嘲弄。实际上，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纲领安排和政治手段方面是最严格地坚守传统的。它们过分坚持上世纪70年代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对于全球化时代、对于个人主义化的、出生率很低的时代已不再适用了。首先，除了采取哈茨改革第四项以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回避了社会国家的改革。而斯堪的纳维亚各社会民主党的成功表明，可以在保持社会公正和经济成就的条件下实行社会改革。
       迈尔：它们的现代性有什么特点？
       麦克尔：核心一如既往在于社会国家。社会国家不仅已经消除各阶层和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主要的差别是：它们通过社会政策向社会提供社会服务，而不是通过货币转移支付，而且主要通过普遍征税来筹措经费，而不是通过工资附加成本。除此之外，它们一如既往把政策的重点放在一个主要目标上：不是仅仅把就业看成避免失业，而是着眼于高就业人数，特别是妇女高就业比例。它们成功地做到了在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放松对劳动市场的管制，丹麦是最好的例子。那里的无工作者的失业时间最短，培训和学习新技能的条件最好，创造再就业和进行就业介绍的机会最有效，这既能使社会稳定，又能使劳动市场具有充满活力的灵活性。
       迈尔：教育领域的改革是否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成功的关键因素？
       麦克尔：是的，德国和它们比起来是令人不敢恭维的。第一个指标是教育经费，丹麦和瑞典都几乎是德国的一倍。钱不是一切，但是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第二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更早地干预儿童的培养和教育。这是指提供优秀的幼儿园或者为两岁和三岁的儿童设立学前教育机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是无偿提供高质量的幼儿园男女教师的，从这一经验的背景来看，我国关于是否必须为比较差的幼儿园交费的争论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在社会方面来说是不公正的，是非社会民主主义的。
       迈尔：这些成功模式有哪些方面是可以转用于德国的情况，哪些方面是专门取决于本来只有在这些国家才有的因素的？
       麦克尔：我对模式讨论或人们熟知的一对一照搬总是不以为然。我们不应当拿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来说开，因为这样有使辩论冻结在意识形态上的危险。重要的是，考察一些局部的政策，检验它们是否可供借鉴。教育和激励，使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应列入第一位。这些年来我们已有许多高素质的妇女。她们恰恰在现代服务型社会中是巨大的潜在生产力量，而与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社会相比，这种潜力在我们这里是大量闲置了。我们的税收制度是“惩罚”妇女和就业的，因为我们向“户”而不是向个别的人征税。这些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红绿联合政府下几乎未加讨论，更谈不到解决了。这是令人大大失望的。
       迈尔：促使德国选择这种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主要是哪些因素呢？
       麦克尔：粗俗地说，红绿政府在最初四年是睡大觉了。2000年人们曾相信，上升的景气将会解决劳动市场方面的主要问题。这是一个幻想。哈茨方案来得太迟了，2002年以前几乎没有开始任何重大的社会政策和就业政策的改革。2002年有了第二次机会，哈茨方案第四项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但是为了创造工作岗位，增长政策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哈茨方案第四项企求处理的“促进和要求”的相互关系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我们在丹麦的更加符合社会公正的制度中可以看到它的地地道道的形式。
       迈尔：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经自由主义化了，却没有新自由主义化。您能大致准确地界定这些政治概念吗？
       麦克尔：我本来就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概念是一个斗争概念，在分析上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充其量应当把这一标签保留给那些人，他们打算尽可能排除一切障碍，使资本主义市场摆脱任何社会负担，并且创造美国式的条件。把这一概念用于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是荒谬的。被我们说成是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的，正是英国的新工党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两个党和政府都十分努力地试图推行增长政策和就业政策。它们尽管维持低税率或者降低了税率，但是能够使劳动市场获得活力，却没有削减社会福利。当然，荷兰比英国更加成功。
       
       迈尔：您的研究也得出了这一结论：“促使德国失败的因素之一是，社会民主党缺乏制定战略的能力”。对这一结论应当怎样准确地理解？
       麦克尔：首先是德国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所谓的否决权运用者，如联邦参议院、宪法法院或者有很大影响的团体可以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不能把全部过错都推给这些机构和组织。我认为1998年和2002年曾经开启机会之窗，却未得到利用，尽管政府中有一部分人看到这一前景。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主义的阻力，党内和工会内的刹车者抵制施罗德在著名的施罗德—布莱尔声明中与布莱尔一同宣布的那种可以说是现代化的政府政策。这本来是会成为一项改革方案的开始的。社会民主党本来必须在1999年在德国开始改革的，而改革会使它取得更好的政治业绩。就这一意义来说，施罗德周围的现代化派的坚持改革的决心是不够的。
       迈尔：大联合会提供一次更好的机会吗？
       麦克尔：这是一次机会。我们今天从施泰因布鲁克（财政部长。——译者注）和其他人那里听到的话表明，他们不想今后单纯地依靠工资附加成本来为社会国家筹措经费。在这方面，完全可以看到与1999年施罗德—布莱尔声明的关系。此外，一个否决权运用者，即联邦参议院受到了抑制（指参议院内两个执政党占绝大多数，不会形成与政府对抗的力量。——译者注）。
       迈尔：那么，根据您的研究，能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改革的争论作出什么战略上的建议呢？
       麦克尔：首先，我认为社民党容许了过分严格的货币政策。在这一方面我完全赞成拉封丹的意见，即社民党在1999年和2002年过分地反对通过财政刺激需求的做法。
       其次，我不赞成抑制工资。拉封丹的继任者埃布尔（前任财政部长。——译者注）由于呼吁节约而受到赞扬，是不公正的。这一政策观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而且就哪一方面说都不是成功的。
       第三，我认为，应当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市场的管制，降低进入门槛。第四，为了摆脱社会保险义务，应当加强通过税收提供社会国家经费的力度，还必须用第三根支柱即私人社会保险来加以补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力量承担的人更应如此。戴姆勒一本茨公司、宝马公司或保时捷公司的工人是完全有力量支付的。里斯特养老金制度（指前劳动部长里斯特推行的部分依靠私人保险的养老金改革。——译者注）是一项正确的措施，但是步子跨得太小了。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未能做到使儿童早日受到好的教育和培养。对于要求更多的机会公正的政策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相反，施罗德—埃希尔政府给收入较好的人们减税的政策却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也应当认真考虑一下为一部分人规定最低工资的问题，否则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服务型社会中，由于这些人低下的教育和培训水平，社会是不会为他们提供工作和工资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考虑在不产生副作用的条件下实行混合工资（即由政府为未达最低标准的工资提供补助。——译者注）的问题。
       迈尔：在改革政策方面是存在民族国家的行动余地的。但也要考虑到欧盟范围的问题，因为有这样一种论点，认为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领域的重大决策只能在欧盟层次作出。那么，民族国家的行动余地究竟有多大，或者说，什么是必须宁可在欧洲层次进行的？
       麦克尔：在这方面必须根据各个具体的政策领域才能精确规定。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在布鲁塞尔制定的。但在另一些领域也存在并未得到利用的可能性，例如税收政策的协调。1999年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康恩（法国前财政部长）和拉封丹已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但后来没有十分积极地继续进行。我们有了根据欧盟里斯本进程而制定的就业工作指导方针，这是第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对它的作用不应过高估计，因为它的“未作最后规定的协调方法”并不是像关于竞争权利的规定那样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我认为，社会民主党方面能够加强利用欧盟层次的力度，但是我也承认，在欧盟东扩以后这更加困难得多了。
       迈尔：总的来说可以怎样评价欧洲各个不同的社会民主党制度的得失呢？麦克尔：我们所研究的三种类型的社会民主党包括自由主义化类型，现代化类型和传统类型。它们在政策方面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果我们一般地把政治看成一种存在权衡利弊的协调的游戏，也就是说在其中要以另一些决定的损失为代价来作出决定，那么就可以像下面这样表述：现代化社会民主党企求的是稳定的国家财政，并且实现了这一目的。它们同时也企求通过社会福利国家的转移支付来实行再分配，这一点它们也成功地实行了。另一方面，这种类型不参加降低税收方面的竞争。在丹麦和瑞典税率或者保持稳定，或者提高了。也就是说，实现了国家财政的再分配，却未减少税收。
       自由主义化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英国新工党和荷兰工党。它们降低税率，保持国家财政稳定，但是尽可能避免进一步的再分配，不管是通过提供社会服务也好，还是通过货币转移支付也好。
       法国和德国传统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降低了税率，但是未能实现财政稳定和减少失业。它们没有动手改革一种过时的并且不十分公正的社会国家结构。它们虽然以再分配为目标，但是所有的指标都表明，它们没有达到这一目的。这首先要归咎于劳动市场方面的失误。
       ［殷叙彝：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张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