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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刊《反潮流》2006年1—2月号刊登了大卫·麦克纳里题为《认识帝国主义：新老统治》的文章，在列宁、卢森堡、布哈林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基础上，结合当今著名左翼学者艾伦·M．伍德、大卫·哈维和利奥·帕尼奇等人的近期著作，分析了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帝国主义不同于战前帝国主义的特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复杂的世界货币市场的出现，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生产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积极推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美国推行军国主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帝国的新兴特征。
       对一些激进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新帝国主义引发他们回头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国际左派的主要理论家的分析。这不难解释。关于帝国主义的初始著作就出现在那一时期，最令人关注的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1910年)，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1915年)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
       这些著作的观点虽不尽相同，却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每个人都试图将主要欧洲民族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的领土扩张同资本的积累过程联系起来。他们意识到那个时期的帝国主义是同资本主义的积累战略紧密相联的。
       其次，他们指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冲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内在的资本主义冲突的一种血腥的、可怕的表现。
       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将战争描述为一种偶然历史事件，而是把战争解释为资本主义竞争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他们提出，贸易战最终要通过有硝烟的战争来解决。布哈林认为，经济冲突归根到底是由“武力来解决的，最终是军事技术决定谁会取得胜利”。
       最后，三位革命作家还有一个独特之处是，他们因为上述的理论而对全球的军事冲突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当时欧洲的一些主要社会主义政党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背叛了长期的对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追求。这些革命理论家同当时的反战左翼活动家一起维护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声誉。
       尽管有上述这些成就，这些理论也有其局限，这些局限在今天显得尤其明显。首先，他们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有很多不足。比如，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的根基是寻求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新市场。
       卢森堡认为，如果没有新的外部市场来销售商品，资本主义就会由于长期的生产过剩而崩溃。不仅没有证据表明，新的殖民地会成为重要的出口市场——殖民地的人民如此贫穷，他们怎么可能会成为出口市场——而且卢森堡也没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具有向更深和向更广扩展的能力。
       简言之，资本主义经常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范围内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例如两者可能是快餐食品或电脑）创造新的市场。能够同时找到向纵深拓展和向广度拓展的市场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仅失去后者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消亡。
       列宁的分析也有局限。比如，他认为，殖民主义以向殖民地出口资本为重心，这些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内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但是他在他的小册子中列出的图表却恰恰显示了大量的资本输出是从一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流向另外一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流动今天还在继续。至于布哈林，他研究了20世纪初资本与民族国家融合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并把这种融合夸大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得出了资本和国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牢固结合的结论。然而，近年来私有化和国家减少经济干预的浪潮都表明，国家和资本间的关系是流动且多变的。
       但是，这些帝国主义理论最大的局限性也许在于它们认为列强对领土的占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原因很明显:1875年起，主要列强进行了惊人的对殖民地领土的争夺。
       在随后的40年中，英国将4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纳入它的帝国版图，法国获取了35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都获取了大约10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那时各国在世界体系中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对领土及领土上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控制。
       因此，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为获取全球体系中更大的利益，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战略考虑。这样的战略对德国和日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它们正处于力量上升阶段，却没能够建立起显赫的殖民帝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权力与领土征服密不可分的情况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会认为列强间的争夺领土的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上，列宁称这种战争“绝对不可避免”。
       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似乎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因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必然需要领土扩张，这必然带来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然而，历史却出乎他们的预料。
       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他们的预期相反，在随后的30年间，不仅几乎所有的殖民世界非殖民化，而且，对世界的统治越来越依赖于市场的力量，而不是领土征服。
       更为关键的是跨国公司(MNC)的出现。这些大公司以本国为基地，在全球范围开展业务。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家把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变成了他们全球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使得西方大公司可以剥削全球南方的人民却又不必承担对当地殖民化可能带来的所有费用和风险。近期大量涌现的全球性借贷业务也是如此，财富从全球南方流失到北方的金融机构。这些形式的收益的获取也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的。
       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竞争方式，领土征服的重要性已经减少，帝国主义间的战争也随之减少。列强在30年(1914年—1945年)间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60年间还没有发生过一次世界大战。
       不是战争本身已经消失。恰恰相反，战争的重心已经转向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全球南方某些没有听从帝国旨意的国家之间。越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冒险也是一样。
       这些都不是为控制领土而进行的战争，认清这一点极为重要。美国帝国主义当然希望控制全球的南方。它愿意使用的是经济手段，这样就不必承担殖民占领和管理的政治和军事费用。但是，它一定会采取军事干预行动。如果今天它这样做不是为了占领，那么又是什么促使帝国主义进行军事干预呢?
       资本的帝国
       艾伦·M．伍德在她的新书《资本的帝国》中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有力、最引人思考的回答。通过深入的历史分析，伍德提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非殖民的帝国主义很可能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形式。
       她指出，毕竟资本主义剥削从根本上要依赖于通过市场组织起来的经济实力。封建地主攫取剩余的能力与他们的政治头衔（政治头衔赋予他们土地、租金和对领地内法庭的控制）和对军事权力的垄断有着直接的联系。资本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剥削雇佣劳动者不需要拥有政治、司法和军事权力。
       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是通过纯粹的经济手段：对财产的占有和市场的力量。当然，他们会常常呼吁立法者、警察、法庭及军队维护他们的经济统治，但是日常的剥削不需要武力和法庭的干预。
       纯粹的资本帝国主义的运作与前者基本相同，即利用财产所有权和市场的力量来累积剩余，而不是对被占领土地进行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不必担心领土关系，并无视剥削和积累发生的实际全球空间呢？也不尽然。
       对目前流行的“民族国家消失”的肤浅理论，伍德提出了反驳。全球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全球资本更乐于将自己与行使主权的当地民族国家连接起来，而不是解散民族国家或不现实地追求建立单一世界国家。
       
       事实上，全球资本依赖于这样的一个国家网络来行使自己的财产所有权，稳定货币交易，确保劳动力的依附，遏制社会动荡等等。伍德在书中写道，“全球经济是通过一个由多个国家与地方主权构成的全球体系来治理的，架构于一种复杂的统治与依附的关系之上。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
       伍德提出，民族国家体系对资本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体系在当地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先决条件。
       那么为什么还要有战争呢？对此伍德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她指出，在资本帝国的全新形式下，战争并没有消亡。她间接地指出，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具有列宁等人所认定的必然性。
       鉴于维护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稳定秩序永远是一项未竟的工作，战争本身是经常存在的。由于民众抗议、地区冲突和民族叛乱都可能成为敌视帝国主义的力量，全球化的资本不能总是依靠当地国家得到稳定的积累。
       因此，处于支配地位的大国需要到处发出一种震慑的信号，尤其是对世界上那些敌视西方国家和资本的地区。它们不能容忍对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抵制。它们必须证明帝国主义的力量，确切地说是美国的力量会在任何时间介入任何地方。
       的确，这正是布什在“9·11”事件后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立场。他声称，地球上40%的国家都可能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美国官员在解释布什的声明时进一步宣称，美国已经进入了一场“不受任何时间或空间限制的”长期战争。
       伍德指出，这正是我们应该预见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今天的帝国主义不再去控制全球的某个地区，而是控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积累。
       她写道:“新帝国主义并不寻求领土扩张或对贸易通道的实际控制。”相反，“为了取得对全球经济以及对辅助管理全球经济的多个国家政权的最大限度的控制，它需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在目的或时间上都是无休止的。”
       其结果是永无止境蔓延的战争和占领，重点会不断调整。
       伍德的分析最具说服力之处在于她抓住了帝国主义主要依赖财产和市场的力量，而非直接领土控制。她一方面提出列强间的军事对抗不会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尖锐，同时，她也详细阐明了美国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理念的特色和军事力量的特点。
       新帝国主义
       几乎在伍德出版《资本的帝国》的同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出版了《新帝国主义》一书。哈维的切入点与伍德有些不同，他确立了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起作用的动力:经济利益的驱动力(积累资本)和扩张领土的驱动力(控制地域空间以提高资本的获利能力)。
       哈维指出，这两个逻辑（他将上述两者称为逻辑）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毕竟，扩张领土的驱动力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是“不经济的”(这一点从美国占领伊拉克飞涨的费用上就可以得到证实)。
       此外，他的分析明确指出，这两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强权在全球范围内是不对称的，一些民族国家更倾向于经济帝国主义而不是领土帝国主义，反之亦然。但是哈维没有明确区分直接的领土控制和基于市场的统治，而这两者的不同是伍德分析的重点。
       他的分析有时候似乎转向了列宁、卢森堡和布哈林的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领土扩张观点。简单地说，哈维似乎常常仅仅从占领的角度来看扩张领土的驱动力，而没有考虑资本主义市场和财产权控制的延伸。
       或许哈维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强调剥夺式积累是新帝国主义的主要特色。他提醒我们，资本主义起源于剥夺农民土地(即强迫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类似的进程今天仍然在继续。
       一方面，古典形式的圈地运动正在加剧，数百万的亚非拉国家农民被迫放弃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同时，其他形式的剥夺也在加剧，如原公共财产的私有化和对植物和种子等生命形式申请专利。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将公有财产转让给了私人业主。
       哈维的分析的另一个重点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列强(包括新兴的强国，诸如中国)之间的紧张和敌对。一方面他并不认为这将导致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他清楚地看到了由于争夺市场和利润的竞争而引发的冲突给今天的帝国主义带来的重创。
       哈维的分析与利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的观点是相悖的。帕尼奇和金丁近年来在年鉴杂志《社会主义记录》（Socialist Register）中发表的论点可以说是构成了英文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研究帝国主义的第三大重要视角。
       或许帕尼奇和金丁的优势在于他们一直批评对列宁、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没有创造性的重复。他们认为列宁、布哈林的理论并不足以引导我们观察今天的世界。他们还正确地坚持认为全球资本和民族国家间有互惠的关系。
       此外，他们的视角还密切注意了新帝国主义的某些具体机构形式。他们特别提出，美国联邦储备局无论是在监督金融体系的构建还是在维护美元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上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们不同意主要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的观点。帕尼奇和金丁往往只把美国认定为帝国。其余地方，包括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等，在他们看来都是美国实际上的附庸。
       在本质上，他们的这一观点几乎采纳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依附理论，即认为第三世界处于依赖北方的状态中的观点。他们还把这种依附理论应用到了除美国以外的每一个国家。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观点同依附理论一样是脆弱而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两者都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帕尼奇和金丁也没有涉及哈维提出的区分帝国主义的经济驱动力和领土驱动力的观点。毫无疑问，就军事力量和领土规模而言，美国是有支配地位的大国，这一点对国际事件有着重要的含义。
       但是，利用财产权和市场的力量去剥削劳动力、掠夺资源并操控市场，这些做法并不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许多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也实施类似的积累战略。
       的确，这些资本往往期望美国能够成为全球资本的终极看家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比如，波音和空中客车的利益是相同的。这正是欧美间贸易纠纷在航空业的体现。
       通过淡化帝国主义的经济驱动力和领土驱动力的不同，帕尼奇和金丁反驳了其他大国，如欧洲、日本、加拿大，可能会依照帝国主义的模式处理与其附属国的关系这样的观点。
       仅以加拿大为例。目前在全球南方对加拿大的矿业公司有大量的抗议。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一些非洲国家有很多针对这些加拿大跨国公司的运动，抗议其侵略性的新殖民主义做法。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公司(以及支持它们的国家)不应该被界定为帝国主义。在全球南方，欧洲及日本的资本很多方面同前者相似。然而，帕尼奇和金丁指出，有时候在加拿大、日本，甚至在法国和德国，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有反帝以维护本国的主权的呼声。
       这似乎陷入了依附理论同样的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国家取代阶级成为斗争的轴心。
       这种理论忽视了移民、难民和有色人种反对民族国家的反种族主义斗争的重要性。以民族国家的等级(主要是美国针对其他国家)来描述全球强权，会忽视民族和种族压迫以及内部阶级分化的重要性。
       平心而论，帕尼奇和金丁深知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社会主义记录》对全球工人运动有令人自豪的记录(尤其见2001年版)。事实上，他们指出根据内部斗争可以界定我们现在生活的阶段。他们认为20世纪上半叶那样的地区、军事大国之间的冲突已不再，这是对的，但是他们将资本主义内部竞争完全排除在考虑之外是不对的。
       由于他们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描述已变得过于片面，他们的帝国主义理论完全以美国为重点。另外，由于淡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理论有鼓吹左翼民族主义世界观的风险，针对美国强权的斗争成了左翼政治的高于一切的重心。
       对于那些身处于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社会主义者而言，本国的中产阶级的好处来自全球南方，帕尼奇和金丁的理论问题更为突出。要克服他们理论上的缺陷就必须重新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进行分析。
       要想掌握今天帝国主义的新特点（上文三家在这方面都有真知灼见），我们还需要认清资本主义间的竞争与对立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欧元的出现，使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有了一个竞争对手。从更长远来说，中国，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的出现——如果其领导人能够遏制社会动乱，发展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减少投机泡沫的损害——可以显著改变世界强国的地理分布。
       在描述今天的资本主义国际竞争新形式时，伍德强调的是财产权和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征服领土。作为新帝国主义的重心所在，伍德的理论和哈维的有关帝国主义经济驱动力和领土驱动力差异的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帕尼奇和金丁就美国联邦储备局在为帝国创造货币和金融框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的分析，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帝国的机制。
       当然，对新帝国主义的认识，如果要做到理论上全面和政治上可行，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正如我在文中所言，近期有很多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品涌现，这些作品较之近一个世纪前的理论，更能解释当今这样的一个危机时期。
       ［王音：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刘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