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孔德宏　牛晋芳　摘译
       美刊《每月评论》2006年10月号发表了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哈里·马格多夫晚年的四封书信。马格多夫是和斯威齐齐名的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这是他去世前所写的重要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晚年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未来的看法。书信主要内容如下。
       一、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1年6月25日)
       1976年我在埃及的时候，大卫·洛克菲勒在媒体的大肆宣扬下到达开罗。在洛克菲勒到访埃及的同时，我应邀与埃及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会见，他们介绍说，洛克菲勒向萨达特表示，只有在确保三年之内能收回投资的情况下，他才会向埃及投资，对此他们深表吃惊。对我来说，这很正常，因为我了解资本的运作方式，了解埃及经济的状况。这是一个负责任的银行家的行事方式。在同一次会见中，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正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当我告诉他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会要求取消食品补贴，他们表示这是难以做到的，因为这可能会引起骚乱。我回家以后，报纸很快报道了开罗发生粮食骚乱的消息。
       即使是在比较繁荣和“可靠”的国家中，资本家仍然希望能在一个可预测的时间段内收回投资，并在此后永久获利。在这方面有很成熟的测算公式，尤其是在资源发展领域，例如，在大石油公司工作的博士们，整日孜孜不倦地忙于这类测算。更为长期的投资在矿山、油井和其他自然资源领域表现得很明显，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收回投资的时间也可能只是10年或15年。更为长期的设想是在50年到100年之间收回投资，这种设想则考虑了保护生物圈的要求。对于非慈善的资本而言，保护生物圈的要求是不被考虑在内的，它需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收回投资并回流利润。
       大的资本还必须考虑证券市场。这个市场是资本扩张的源泉，也是企业并购和收购股权的推进器。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与证券市场紧密相联。在不断波动的证券市场中，长远考虑是行不通的。证券市场的“估价”出发点是近年来股票的利润率或损失率。那些带着对未来的期望，将大量资金投入“新经济”领域的人们，已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应。进入证券市场的投机性投资或风险资本可能只有一年左右的耐心，如果他们所投资的公司不断遭受损失，这种耐心将很快消失。公司不仅将自己的剩余资金投入证券市场，同时，它们通过发放长期债券获得借款。为此，它们不得不赚足够的钱来支付借款利息，并预留偿债基金以便将来偿还债券。
       无须赘言，除了限制排放污染物、净化被污染的水资源，真正的环境保护需要考虑以后几代人的需求。全球环保的长期政策与第三世界紧密相关。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非盼望出现一个“好的”资本家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放弃利润，而在于放弃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
       二、致伊斯特凡·梅扎罗斯(2003年3月18日)
       在你的新书序言中，你引用的罗莎·卢森堡的话使我想起了出自同一章的这些话：
       毫无疑问，扩张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和它的现阶段、最终阶段以及帝国主义阶段，这种扩张表现得如此没有限制，以致整个人类的文明都受到威胁。这种难以驯服的资本扩张驱动力实际上逐渐造成一个世界市场，将现代世界经济连接起来，并因此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历史基础。
       研究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会使我们脱离今天的话题，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值得我们去考虑。你在序言中提出“与帝国主义的客观需要相一致的是——世界被少数几个最强大的国家统治着……无情的专制主义的‘全球化’(在美国操纵的世界市场中以“自由交换”的伪善面孔出现)最终是无法战胜的……”。我想这一点在经济领域和在军事和政治领域一样适用。全球化需要一个独裁的领导者使这艘航船不沉，而另一方面，这位领导者却无法阻止几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换句话说，无论是否存在一个独裁领导者，全球化中的无序和不平衡都是内在的。左翼理论家们已经在关注这一现象，并对这种矛盾给出了不少解释。他们首先揭示民族国家早已软弱无能。在承认这种观点的情况下，一些人坚持认为一个国际资本家阶级统治着全球经济。现在，对此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看法：美国在目前拥有并将永远拥有对全球化的绝对统治!我很尊敬的几位同志和许多专家正在努力研究，以揭示处于干柴堆上的美国是否拥有力量和智慧来避免或解决将面临的大危机。
       我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发源于非殖民地化过程中。然而，非殖民地化并未减少列强剥削殖民地的需要，这种剥削不仅是为了本国的市场和投资，而且目的也在于巩固自身的金融体系(例如，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在收支平衡上存在很棘手的赤字问题，这一问题因印度向英国提供了大量白银而得以解决)。非殖民地化运动驱使国际组织对已经解放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控制和发挥影响。这些国际组织依然强烈希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多的控制。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最近指出：“我们目前处于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我们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使我们紧随英国和土耳其之后，在中东成为殖民者。”世界资本主义主要问题的根源是经济的持续停滞，即使是在新电子技术出现之后仍然如此。伴随着经济停滞，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市场发生了变化：它们对金融和投机产生不断增长的、持续的依赖。国际金融市场发生的一切，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切，正是这种从量到质的转变的最佳例证。货币市场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竞技场。这种权力争夺在各种国际经济和货币会议上也表现得十分清楚。
       目前和将来的经济危机有两个重要的来源。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货币和贸易的不平衡：1992年以来，美国的经常项目出现了持续并不断增加的赤字。如果资本的流向从流入转变为流出，美元将面临丧失领导地位的危险。伊拉克战争无法改善美国经济和美元的虚弱状态——这些想法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安理会中法国和德国对美国的坚定支持。第二，金融衍生物的惊人增长是世界经济持续不稳定的又一原因。这些在主要金融市场上相互联系的、高度投机的金融工具，是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定时炸弹。1998年金融衍生物契约的总量达到了70万亿美元，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时这个数字也在持续增长。2000年达到了99万亿美元，2002年大约为125万亿美元。正如我所理解的，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要掠夺石油，也是因为布什的疯狂、布莱尔的谄媚以及美国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右派和犹太新保守主义者的推动。
       三、致迈克尔·勒博维茨(2005年2月2日)
       很多左翼分子十分强调增长。增长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关注增长率本身，实质性的问题应该是：哪种类型的增长，基于什么目的的增长。关于苏联经济增长，我的理解是，苏联
       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它经济的运行方式和在其运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出现了问题。苏联经济是作为一种战时经济来运转的，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能够自我内部繁殖的官僚精英，一个分层化的社会和一个特权阶层。苏联保留了某些帝国的特征。沙皇俄国在19世纪不断扩张，是一个典型的帝国。起初，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花了很大力气改善附属共和国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但那时附属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仍然有巨大的差距。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其外围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
       你可能会对列宁有关的论述感兴趣，下面就是他在“最后的遗嘱”中的有关论述：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①
       为了增长而增长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斯大林写了一本有关经济问题的小册子(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译者注)，毛泽东在读后写了一些批注。他的第一句话指出，斯大林所讨论的问题是物而不是人。对于苏联“二战”后对经济增长率的狂热追求，我的假设是，这和操纵着分层化经济的特权阶层有关。后来，特权层热衷于把他们的权力和特权传给他们的后代。正因为如此，他们需要将公有财产私有化，获得产权。
       四、致迈克尔·勒博维茨(2005年8月4日)
       谈到工业化本身，它在全球的相当地区有重要作用——它满足了人们的基本需求，保护了环境，制造出了武器装备使人们能够对抗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
       人们不应该轻易否定苏联工业化计划。至今它仍意义重大，它向不发达国家显示了：它们能够通过自力更生赶上其他国家，并在后来战胜纳粹这样的帝国主义进攻。然而，后来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坚持，工厂和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好，并且以牺牲轻工业发展和人们基本需求为代价，将重工业置于过度优先的地位。
       我在美国战军事生产委员会工作时，遇到了俄罗斯的采购团，他们对“大”的崇拜和对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关注令我惊讶。
       苏联和改革后的中国的高层相信，大型企业成就了美国的伟大。有趣的是，严格的统计数字上的比较表明，美国小企业和大企业的数量比远远超过苏联的相应比例。俄罗斯人和改革后的中国人并不了解的是，他们视为理想目标的美国经济普查中的数据是将大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但是大型企业拥有不同生产规模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都比较小。大型企业通常鼓励邻近的独立小企业为它们提供重要的服务。
       中国当前的改革者们对做大做强也存在一种狂热，我对此也深有体会。1983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讲演时，他们待我如同伙伴，把他们的第一期英文杂志送给我。你瞧，杂志头版文章的内容都是关于企业规模越大越好，批评改革之前的小项目，特别是那些遍布全国的小企业。那时，我碰巧遇到美国制造业协会的负责人和一家为化学企业生产机械产品的工厂的首席执行官，我告诉他中国建设小水泥厂的项目，并征求他的看法。“那的确是他们目前应该做的”，他回答说。
       看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及其与资本主义罪恶的充满活力的斗争，我很高兴。假如我年轻十岁或二十岁，我一定会奔赴加拉加斯。
       注释、
       ①列宁：《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孔德宏：中国地质大学；　牛晋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