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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文　摘译
       2006年1月1日http：//www.rebelion.org网站刊登了墨西哥著名左翼学者海因兹·迪特里奇题为《古巴：一旦菲德尔去世挽救革命的三个先决条件》的文章，分析卡斯特罗一旦去世，古巴党和政府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采取措施保卫和坚持社会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卡斯特罗提出的任务
       2005年11月17日，菲德尔在哈瓦那大学对古巴面临像苏联那样的革命结束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他提出了一项任务：探索“什么是使一个革命进程不可能逆转的思想或觉悟程度?”
       2005年12月23日，古巴的外交部长、菲德尔的前私人秘书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再次要求人们关注菲德尔的演说。他在古巴国会(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坚持说，“我们应当高度关注菲德尔在大学发出的这个号召，关注这句话：革命可能被逆转，逆转可能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我们的错误”。
       二、保卫革命的三个环节
       费利佩提出了一旦菲德尔去世挽救革命的三项政策，他要求未来的执政者从现在起就要避免可能回到资本主义。
       (1)通过一种对人民没有特权的领导，保持领导的道德权威。(2)保证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不是建立在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思想和信念的基础上”。(3)阻止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让它出现的话，将再次是亲美国佬的，亲跨国公司的。决定性的问题是谁得到收入：是多数人和人民，还是少数跨国公司寡头和亲美国佬的阶级；问题是所有权归谁所有，是归人民，归大多数人所有，还是归腐败和屈从帝国主义的少数人所有，归美帝国主义所有”。
       外交部长的第一个建议显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必须看未来古巴政治制度的结构是否允许这一建议的实现。关于第二项原则，涉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辩证法，必须考虑到列宁的教导：统治阶级(在古巴这种情况下是领导阶级)的稳定不能脱离它解决“革命任务”的能力。
       三、伦理观、消费和觉悟
       菲德尔在11月所表达的和现在费利佩所说的中心思想是，人民忠实于他们的领导人及其历史性计划应当主要来自于伦理观(价值观，理想和信念)，而不是来自消费主义。这样界定没有将古巴社会现实的辩证的对立统一性反映出来。正确的界定是伦理观与消费的对立统一，而不是伦理观与消费主义之间的绝对对立。
       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一种由历史条件确定的工人消费资金，表现为可变资本。这种消费资金在本质上以分层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现在全球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消费模式是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尽管对多数人来说不能达到，但它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以至于许多人为了到达相关国家，甘冒生命危险。
       唯心主义的伦理观继承柏拉图式的蒙昧主义，并每天被天主教教义道德上的虚伪所强化，这种伦理观不承认(物质的、感觉的和肉体的)消费有“价值”。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和科学来说，由于宇宙是由物质和能源构成的，因此它们的伦理观都必然是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必然认为物质的再生产、对物质的享受和感觉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事实上，人类的大多数以经验为根据按这一准则行动。对他们来说，达到和特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一定的生活质量就是一种价值：这种追求极其有力，甚至比某些道德的价值或“精神上的美德”更强有力。当然，物质的东西可以辩证地变成为其反面，即精神的东西。
       在古巴，冲突发生在第一世界中产阶级普遍的消费方式与古巴生产力水平和国家重新分配的制度允许的消费之间。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每年通过200万旅游者和每天电视台播放的美国电影传达给古巴的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提高觉悟的运动可以减少某些不必要的消费，但是进入因特网，得到教育、健康、居住地的可流动性、适当的个人的或集体的交通工具，特定的娱乐方式和娱乐场地，一定程度的性宽容等，与一定的形式上的自由一样，是当前拉丁美洲生活方式的必然组成部分，任何教育运动都不可能取消这些。
       在这个意义上，给青年人在思想上打预防针，使他们不去追求他们认为公正的和必要的生活方式，这只能在少数人身上成功。更有希望的是承认这些，进入一场公开的辩论，特别是对青年人!一场像90年代工人议会那样风格的辩论，将使年轻人认同应该采取当前可行的消费方式。
       在古巴现在的情况下，求助于革命的纪律和伦理价值，让大家像卡斯特罗或切(·格瓦拉)那样，将不会使形势的总体情况改变，因为客观条件不支持这种话语。对于多数人来说，民主地讨论消费的选择将更有效，例如讨论在更多的医院或交通或住房或私人消费等等之间如何选择，以及讨论国家条件可能允许的实现途径。更多的教育、知识和信息就会产生更多的知识和主观意识。更多的主观意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多的民主的愿望。所有意义上的民主(正式的、社会的、参与的)与适当的“公正的和必要的”消费一样，已成为一种人的实践的根本价值；对这一价值，政府必须作出回应，以便不致产生制度不能吸纳的抗拒。
       根据技术控制论和认识论，我们知道一个被发现的制度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进行修复。当然更有效的办法是采取预防性措施。菲德尔和费利佩充满激情地号召人们关注危险是预防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古巴意识到必须在菲德尔去世之前采取措施。
       四、决定性的问题：所有权和经济的剩余
       费利佩将剩余确定为经济中决定性的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扩大这个决定：不仅谁得到剩余是关键，而且谁对剩余做出决定和决定的方式也是关键。这是经济民主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这是忌讳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它是关键。当大多数人事实上被排斥在如何使用剩余(用于投资、消费、国家的预算、外债的支付等)的决定之外时，是国家还是跨国公司或美国佬拿走剩余对他们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
       古巴的剩余产品的大部分跨国公司拿不到，多数人也拿不到，只由国家接收。
       古巴的生产资料从本质上说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在多数人手中。如果是多数人的，多数人将保护它，因为常识是，谁也不会自己偷盗自己。盗窃和不珍惜财产的事件发生是因为：国家所有制被很多人看成一种别人的所有制或不知姓名的所有制，可以通过偷盗将其私有化。当事情是这样时，消除腐败和盗窃将是困难的。结果，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即利他主义地为所有人生产不太行得通。
       国家所有制的概念如同有人提出的，类似于资本家的所有制，可以轻易地被私有化。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中本质上意味着有转让经济资产的权利。不论是好是坏，这在古巴是不存在的。但是，劳动者也不能决定这种生产资料的收益和相应的剩余产品如何处理，因此也不是这些
       财产真实的所有者，他们就不会努力地保护它。
       五、新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危险
       卡斯特罗说，如果我们让它出现，新的亲美国佬和跨国公司的新资产阶级势力将再次出现。在古巴大资产阶级不应当允许出现，也不需要允许出现，因为国家已经取代它的经济职能。比如，生物技术的创新一生产一商业联合企业履行着跨国公司的职能(竞争力、创新、资本)，它的经济内容比资本主义的经济更为人道。
       于是剩下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小规模的商品生产的问题。让我们记住列宁对这个阶级的警告，但是我们也要记住：(1)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必须建立新经济政策，但要确保有能力通过强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垄断权力控制资产阶级的倾向；(2)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国家都不曾有能力提供有质量的某些服务，如在烹调业方面；(3)国家不能向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小企业、商店和文化机构等；(4)这种经济的控制能够通过税收和法律制度去实现；(5)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小企业在经济上再生产的保障只能由国家通过保护主义和补贴来提供，这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工业联合会支持玻利瓦尔进程以及拉丁美洲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支持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的原因。
       总之，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的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与今天拉丁美洲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必须具体地分析它，以便知道能对它容忍到什么程度或是不能容忍。
       六、同样重要的问题：政治上层建筑
       2002年6月，费利佩曾经谈过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结论是在司令(卡斯特罗)可能缺席的情况下，保卫革命就是要保卫统一的党、集中化的经济、政治上的团结和保存武装力量。在帝国主义侵略期间，保持统一的党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让它具有灵活反馈的控制能力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会出现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样的结局。
       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党的概念，他当然知道所有能持久的政治领导体制必须在如下三个领域保持信息的流畅和实际的辩论：(1)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2)党的中层干部和党员之间；(3)在党的高层、中层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这种控制的质量对于优化整个控制系统是根本性的。
       在苏联后来的政治实践中，现实的民主与垂直(关系)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放弃了。对不同意见的过分压制就是宣布党的新的垂直领导压倒了真实的民主，就像天主教法庭的世俗的篝火的灰烬压制了人们对秩序的异议。“批评与自我批评”只发挥了牧师忏悔室一样的作用，政治警察的报告划定了公民生活的质量和可能性。这样，苏联创造了一种顺从的制度和政治文化，取消了社会主义之前本来就不多的社会公共领域，即从古希腊的广场到法国革命时的文学俱乐部这样的机构和文化。
       事实上，资产阶级进行战略辩论的公共领域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中消失了，这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倒使资产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在优化决策上取得优势。伊拉克战争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当前，在美国，国会、电视台、国家最主要的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在大学里对如何撤出伊拉克泥潭正进行激烈的辩论。
       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下转第18页)(上接第14页)这种公共领域是不存在的。战略的辩论在封闭的大门之后在党的最高层内进行。然后官方的立场向下传达，在党的下级机关讨论。最后通过媒体和电视台向多数人传播。多数人被排斥在战略辩论之外，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战术性的讨论或是官方说法的简单的重复，这些新闻是由同样的记者们提供的。与在工人议会发生的美妙的经验不同，公民变成了政治、经济进程的观众，而没有变成它的制造者。
       七、对古巴共产党至关重要的问题
       实际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先锋队的性质或我们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灵活的反馈控制机制?
       任何调控制度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两个参数：(1)它的敏感度，也就是说，从发现制度发生偏向到这一信息传递到中枢要多少时间；(2)制度纠正偏向需要多少时间。这两个参数又取决于党和国家测量国家运转体系的机制的质量和数量(如通过选举、民意测验等)。
       菲德尔在11月的演说中问道，为什么古巴的经济学家在苏联垮台以后没有发现不应像以前那样保持糖业部门?古巴的经济学家没有发现不应原样保持糖业部门的结论，这似乎意味着他们缺乏专业技能和常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设。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没有说正确方案是因为古巴的上层建筑不具备进行战略公开辩论的氛围。
       发现偏差以后，就必须依靠坚强的党和政府迅速地纠正偏差。
       费利佩的提问是很重要的，它应得到一个非形式化的而是实在的回答；非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回答。如果没有做到将辩证法或列宁设想的灵活反馈控制机能重新赋予统一的党，重建公共领域的战略性的群众性的辩论以及使社会和党内的运作机制尽量公开透明，将不可能在卡斯特罗去世后保卫革命。
       外长本人彻底理解党的灵活反馈控制机能是党的前途的关键。他在自己的演说中解释古巴没有像苏联那样倒下去的原因时，引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古巴未崩溃的原因是，菲德尔既是政府的首脑也是政府反对派的领导人”。费利佩补充说，“这是关键的：他并不顺从于政府所做的一切，他是很多实践的主要批评者，这使他对我们古巴革命的进程有一种特殊关键的作用”。因此，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将是能取代菲德尔个人的富含辩证法的机构和制度?”
       [魏　文：新华通讯社]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