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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古巴的未来:资本主义还是新社会主义?
作者:佚名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 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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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丽英 编写
       2006年4月12日http://www.rebelion.org网站刊登了海因兹·迪特里奇题为《古巴的替代选择:资本主义还是新社会主义?》的文章。该文是迪特里奇所著的《古巴革命的未来》一书的一部分。该书于2006年4月在墨西哥、西班牙、德国、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出版。该书和该文认为,古巴未来应该通过发展21世纪社会主义(满足这个时代人们比较普遍追求的一些物质和文化需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多一些人民的参与、社会有更多的学术辩论和关于国家战略问题的辩论、国家有更灵活的社会测量和调控系统等等)来坚持社会主义,否则将很难坚持社会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科学的平庸
       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平庸与古巴目前的转型问题紧密相关。事实上,它与党和国家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一起构成了古巴两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学术话语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的。例如,它们来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把人类的进化与基督教的目的论联系起来)以及卢梭的浪漫主义。卢梭把一般意志(国家)和个别意志(社会)等同。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性的学术研究与此是相似的,它们往往简单地将国家的财产和社会的财产、国家的剩余和社会的剩余等同起来。这种思想方法不符合现实辩证法,这就使这些国家的学术研究只是简单地阐释党的理论和政策,没有为党的事业真正贡献力量。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现实运动失败的根源之一。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主义国家在自然科学上的革命性成就没有同样出现在其社会学、经济学、国家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中的原因。这些国家在这些领域没有诞生出可以和依附理论、解放神学、拉美地区势力集团理论等媲美的理论。
       如果我们将它与古巴在生物医学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那么这一点就更引人注目了,古巴在生物医学上已经创建了高效的科学发展模式,并取得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例如抗脑膜炎疫苗。我们怎样才能解释古巴在生物医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前面提到的社会科学的平庸并存?
       二、“没有人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要克服社会科学理论的停滞不前,光说在本世纪没有人知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在列宁时代,这样说有历史的合理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如米塞斯那时质疑早期革命的经济规划的可行性。如今这种质疑如果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的话,那么它就仍然有合理性:(1)我们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中什么也没学到;(2)经济的民主性计划和自决的科学理论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进展。事实证明以上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它们只能为维持蒙昧主义服务。
       三、革命的合法性:从必然性到需要
       当沙皇统治在1917年崩溃后,革命理论必须完成三项任务:(1)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要有说服力;(2)描述将来所需要的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制度;(3)使大多数人接受由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实施的政策的合法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列宁孜孜不倦地撰写他的著作,并在无数的会议中向人们讲解这三个方面,后来的卡斯特罗和其他社会大转型中的出色的领导也是如此,因为转变过程需要他们发挥这样的功能。一旦革命阶段过去,人民开始由革命教育体系教育,这一功能就主要由体制性的机构去完成,领导只是偶尔才出面进行理论阐述。
       苏联的经济组织有三个可能的主体:国家、市场和社会。每一个主体都有一个特殊形式的所有制与之相对应:国家或是公共所有、私人所有和社会所有。革命反资本主义,市场作为一种商业组织,被排除在经济组织之外。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战争的破坏和人们的低文化水平,在一个庞大的国家里社会(人民)要有效地组织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于是国家成为经济的组织者,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
       这必然带来两个困难。第一,意识形态问题无法解决。随着革命激情的逝去,人们不想主要为国家的荣誉而拼命工作,一旦革命变得世俗化,那些“红色星期六”和烈士则变成偶然情况,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人将期待国家给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就像他们对其他社会形态的期待一样。
       人们愿意为他们所崇拜的对象而努力工作,如国王、神灵、上帝或者“完美的社会”,却不愿为一个控制和操纵人们的国家机器而工作。面对这一问题,像苏联那样的社会革命实际上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将国家等同于社会,这样,为国家工作就是为社会工作,也就是为自己工作。一般意志和个人意志就可以完全等同了。
       意识形态的问题还在于,将国家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的错误思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理论和哲学的最初偏差。这一思维转换成新生的苏维埃的政治文明是极有破坏性的,它后来阻碍了革命理论的发展,那些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的人遭遇了迫害甚至死亡。“人民的敌人”是雅各宾派“革命的敌人”的另一种说法,它不仅用于压制那些“左的”和“右的”反对派,也用于反对那些试图探索社会主义新历史发展规律的人。
       苏共曾经批评过党对法制和民主的破坏,也为很多无辜的受害者平反,但是这种改进一直没有深入下去,没有触及苏联社会的一个根基性的矛盾:即将国家和社会简单化地等同。这导致苏共无法激活苏联的科学和艺术,无法激活辩证唯物主义固有的巨大解放潜能。
       四、关于社会主义新秩序的经济理论
       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困难并非意识形态上的,而是理论上的。在帝国主义进行武装侵略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俄罗斯的经济建设不是模仿资本主义制度的,但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与政治理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价值(时间投入)和等价交换(等价)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直接生产者的自决的基础上。
       这是一种混合而独特的现实,对它的描述和科学解释需要它自己的理论范式。1952年,在与苏联经济学家的讨论中,斯大林用了以下的形式解释了这一问题:他说,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必要产品与剩余产品,这些概念对于描述苏联经济的发展没有用处,在苏联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难道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吗?工人交给社会用于扩大生产、兴办教育和保健事业、支付管理费、建立后备物资等等的劳动,难道不是与用来满足工人阶级消费需要的劳动同样必要的吗?在关于商品关系的讨论中,他指出生产资料不能自由买卖,但是可以有计划地被生产和分配到它们的目的地,因此它们不能被视为商品。另一方面,消费资料可以自由买卖,事实上,它具有不可否认的商品性质。
       
       很显然,斯大林这样做是正确的,资本主义经济术语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科学方面都不适合于解释苏联经济。但它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这种新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不存在任何私人资本家阶级,不存在私人资本家阶级控制现代经济的三个变量:剩余价值、价格和投资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把苏联界定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荒谬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根本上继续保持着由价格控制的市场,而且还缺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因素:价值经济和经济民主。我认为苏联经济的科学界定应该是,它仍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形式。
       遗憾的是,不同时代的一些像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和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这样最著名的有能力发展新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本来可以破解布尔什维克的生产方式但却成为国家压制的牺牲品。
       五、古巴的困境:资本主义还是新社会主义
       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上面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使社会主义不再能维持1917年开创的历史性任务。苏联模式弊端的显露、苏联对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镇压以及它与社会主义中国的裂痕,这些剥夺了它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上所拥有的合法性。这种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的危机随着战后苏联模式的危机越来越加重,于是社会主义领导人要想保持执政,他们必须要在以下三种选择中作出选择:(1)以可控的方式重新回归市场;(2)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3)设法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市场社会主义”。
       可惜的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选择发展21世纪社会主义。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1)缺少向新社会主义过渡的科学理论,或者说共产主义政党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是发展的,而是将社会主义教条化,这说明这些党和它们的领导人不能理解和运用辩证法;(2)一些党和它们的领袖因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不能带领社会主义前进;(3)由于党、国家与社会高度等同,党失去灵活应变从而控制社会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往往犹豫不决,他们徘徊在走向资本主义市场和返回社会主义正统模式之间,直到帝国主义和人民通过武力把其政府赶下台。
       六、战略性危机不能用战术措施应对
       教训是很明显的,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已不再适合古巴革命,旧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再能维持古巴革命,因为它只是基于过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当前的事实。面对这种情况,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如使用高压锅和节能电灯不可能稳定进程,因为这种危机是战略性的:它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在这种问题面前,战术性措施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共产党不理解或者否认事实存在的危机是范式性危机,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发展21世纪社会主义,不立即执行人民所期望的经济和政治政策,让人民认识到一个更民主更高发展水平的社会就在前面,革命将很难获得拯救。它将重蹈苏东社会主义覆辙,那将是人类的悲剧。
       [许丽英: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法系]
       (责任编辑 刘 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