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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越　译
       三、社会、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反政治
       阿伦特的共和主义的核心是政治；因此，面对将革命精神体制化时存在的困境，她的解决办法也是政治性的：建立一个共和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是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压迫的憎恨；他们的反应是社会革命。在《论革命》中，阿伦特清晰地将革命的“社会问题”，即如何消除大众的贫困，与革命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即如何建立能够使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构。在阿伦特看来，社会不平等是不能通过革命来解决的，因为大众要结束社会不平等的狂热欲望将在恐怖统治中以消耗革命而告终，正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是因为“摆脱贫困由于其迫切性将总会优先于建立自由”。所有革命，如果要成功地将革命精神制度化，必须紧密关注建立确保自由的机构这一问题，而不是关注满足物质需要。只有技术而不是政治才能拯救穷人。阿伦特认为：“没有什么比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将人类从贫困中解救出来更过时的了；没有什么比它更徒劳，更危险的了。”
       不过，西班牙革命是一个范例，其中社会需要并没有践踏革命精神，而是以培育积极的、民主的参与这一方式而得到了表达。它不仅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反对地主、资本家和教士的阶级战争，也是一场相对温和的革命。在那种古老的场景中，农民狂热地聚集在一起，用他们新得到的权力将整个世界颠覆，在残忍的清洗中凶狠地驱除旧社会，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却并非如此，他们普遍地有原则、有道德，明确地知道他们想从革命中得到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被要求禁烟、禁酒，忠于他们的伴侣。男人们被严令禁止召妓。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这使很多人走向了素食主义。而且，CNT(国家劳工联盟)创建了一个民主的、参与性的运动，其中工人们在困境中受到教育，在社区工人文化中心学会如何利用团结的力量反对非正义。最重要的是，虽然贫穷，无政府主义者却鄙视金钱和个人利益。他们的愿望不是为了面包，而是将面包店合作化。虽然罢工、集会、示威和识字运动都有很强的社会因素，但是战前以及随后革命期间西班牙的政治空间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需要创造的，而不是由其摧毁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经验表明，社会需要在革命期间并不一定导致恐怖；它们也能促进公共参与。
       阿伦特拒不承认，当对社会事务的关注被引入公共领域时，应该服从政治行为。这是她的一个主要弱点。她对社会事务和政治事务所作的区分使前者本质化了，将它们留给技术和管理去解决。比如，她认为，被选举到工人委员会中的人是按政治而不是管理的标准来选举的，因此：
       “同样是这些人，他们完全能够凭借政治能力采取行动，但若是被委派去管理工厂或担任其他管理性的职务，却注定要失败。因为政治家的品质与经理或管理者的品质不仅不一样，而且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兼备；前者被认为是知道如何在人际关系的领域和人打交道，这个领域遵循的原则是自由；后者必须知道如何在生活领域管理人和事，这个领域遵循的原则是需要。”
       奇怪的是，阿伦特从人民生活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抽出了政治，因此也就在这个领域取消了民主的可能性。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也试图将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开。不过，促使他们作出区分的动机并不是对公共领域的过高估计，而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的厌恶。他们并非简单地把社会和政治领域区分开来，而是试图完全取消政治领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公开地反对政治，并且为之感到自豪。他们通常将所有政治都视为“资产阶级政治”，对于他们来说，后者意味着营私舞弊的选举、狡诈的政客、肮脏的交易，这个体制甚至连为工人和农民的需要而服务的姿态都不屑于摆。CNT的成员胡安-莫雷诺(JuanMoreno)这样解释：“政治不过是政治。在共和国里，在任何政治体制下，我们工人仍旧是一小撮人的奴隶，是我们工作的奴隶。当政治出现变革时，政客们一点也不会考虑普通大众有没有饭吃。”不幸的是，他们对资产阶级政治的蔑视导致他们试图取消所有类型的政治，包括能体现阿伦特所说的革命精神的那种更具参与性的政治。
       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1871年9月1日表决通过的反对共和主义的原则声明含蓄地批评西班牙第一共和国(1868—1873)是君主政体政治上的敌人，而不是社会上的敌人。也就是说，共和政府将不会做什么来改变西班牙社会的阶级本质：穷人仍然贫穷，富人照样富有。因此解决之道必须是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的界定，这是符合逻辑的，不过，在提出用社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时，他们提出的方法完全是技术至上主义的：“联盟必须仅仅具有经济特性。”他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是宣布财产公有并以纯经济的方式来管理它。
       这份声明的政治内容被传递给1936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其中有些条款被写入了合作社章程。对于经济管理的这种崇信并不仅仅只存在于纸面上；它也是工厂和农庄的组织原则。农民们曾经捣毁农庄的机器，因为它代表了不断加重的剥削和传统生活方式的终结，现在，他们为了提高产量，急切地为合作农庄购买机器。被工人们控制的工厂和农庄力图比在私人所有制及先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下生产更多的产品。这种增加产量、提高效率和经济合理化的动力部分服务于战争努力，但它同样也被用于证明合作化不仅是组织生活的更道德的方式，它在经济上也同样优越。
       阿伦特区分了参与和管理，让委员会关注政治，让专家照料社会的必需。对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委员们必须承担管理职能；毕竟，工人们才是真正的专家。阿伦特试图分离社会和政治；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参与对社会需要的管理。这些政治观念是完全相反的，阿伦特欢迎政治，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消灭政治，但两者都将技术统治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阿伦特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技术一管理的固执之间的实际差异可以简单归结为有关谁(工人还是经理)更内行的争论。
       不过，重要的并非确认更多的专业知识，而是确定如何作出决策。
       社会需要并没有如阿伦特所言，消耗了革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证明自己能够很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会使革命沦为混乱或血腥的肃清。消耗西班牙革命精神的并非对社会需要的关注，而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技术统治的方法，也就是阿伦特所完全认同的方法。
       我并不是想过分夸大我的论述：无政府主义者并非总是试图摧毁政治。对这些问题的公共讨论在某些合作社中确实出现过。再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反政治的行为是指行业工会的行为，在南希·弗雷泽和我的叙述中，这当然可以被称作政治行为。CNT所举行的许多罢工是出于政治原因，比如为要回工人的工作或营救他们出狱而举行的联合罢工。既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将他们整个的行动主义界定为“社会的”，那就不能把政治抛开，也不能完全取消政治。
       
       四、在西班牙建立革命精神及革命精神的丧失
       第二共和国垮台之后，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来说，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建立和他们的原则相容的、民主的、非等级制的机构。真正建立的机构通常是合作社。合作社是由工人和农民自发创建的，尽管通常是由CNT(有时也有UGT)的武装积极分子发起的。到1936—1937年的冬天，1850个合作社遍及西班牙共和国1／2到3／4的土地。合作化改变了七八百万西班牙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不同的合作社具有多种多样的政治组织形式，一些是面对面式的合作社(每周在全体会议上见面)，一些是完全由一个小委员会控制的近似于专政式的合作社。虽然这给详细描述合作社的内部结构带来了困难，但大多数合作社都遵循一个基本的模式。在工厂里，革命力量通常由革命前就存在的工会委员会把持(在有CNT和UGT成员的工厂设立了联合的委员会)。工会很快就开始控制了革命的西班牙。全面罢工被取消了，工人阶级社区设立了供应委员会来分配食物。在有些社区还设立了公共食堂。产业被没收，工作车间被合作化。巴塞罗那工会的地区联盟被建立起来，以协调巴塞罗那的合作化运动。
       在乡下，CNT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建了本地人都可以加入的乡镇合作社。小型委员会大约有8到12名成员，他们通常由全体大会选出，不过其中不可避免地挤满了CNT的成员。如果革命前当地就存在CNT的委员会，那它通常担任合作社的委员会并开始实施没收和合作化的任务。委员会成员没有任何特权，必须完成日常工作，并在晚上集会。工厂中主要的决策在全体会议或工会会议上作出，委员会负责日常的活动，不存在所谓的官僚体制。联盟使许多合作社彼此连接起来。通常，一个地区内的合作社被联合起来，形成地区性的联盟，接着地区性的委员会又被联合起来，形成区域性的联盟。举例来说，在阿拉贡地区，拥有大约433000名成员的500个合作社联合起来，形成了阿拉贡合作社联盟。
       合作化并非总是一个民主的过程，然而在有些地方它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佛朗兹·伯克劳将这些民主选举的革命委员会称为“西班牙苏维埃体制的萌芽”，它们也确实如此。这是就以下几点而言的：(1)这些合作社举行全体集会，其中所有成员都能参与决策；(2)合作社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他们可以被撤销，对合作社成员负责，那即是说，就它们近似阿伦特所说的委员会的程度而言，它们不仅类似早期苏维埃，而且也是革命精神的起源。同样，它们偏离委员会模式的程度也就是它们背叛革命精神的程度。然而悲剧性的是，许多合作社确实抛弃了委员会模式，而有些则从未尝试过它。
       为何许多合作社抛弃委员会模式，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古艾林认为，行业工会组织及其“各种基层组织”的存在使得委员会“没有必要”。当时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持这样的看法。伯克纳问CNT激进分子，为何合作化期间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苏维埃；他得到的令人不满意的回答使他得出结论：CNT不想要委员会，因为它们威胁了它对权力的掌控。在夺权的时候，CNT很快就创建了委员会或公社，并宣布共产主义自由，可是当他们取得权力之后，他们就非常不乐意这样做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党(POUM)，这个困窘的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小团体，最终被斯大林主义者肃清了，它是惟一号召建立苏维埃的政治力量。
       因为工会拒绝建立委员会，将革命精神制度化的重担就落在合作社委员会的头上。不幸的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强烈的反政治主义严重削弱了它们的参与潜能。尽管委员会的功能是纯经济性和管理性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开始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这正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说政治不再存在。然而权力和政治依然存在，即使在革命时期，它们往往隐身于委员会而不是全体大会。极具政治性的决策，比如哪个工厂或商店应该关闭以促进经济合理化，或是非常个人化的决策，比如需要钱去看望住在另一个小镇的朋友或是想要一个人住，这些都成为管理委员会决定的问题。通过否定合作化经营的社会中政治的存在，无政府主义者无意中在合作社委员会里集中了政治权力。
       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随着战争的延续，民众参与的程度减弱了。很明显，民主参与程度的下降与合作社委员会权力的增长是成反比的。社委会取得并集中了本来应该属于公共空间的权力。
       随着社委会从参与团体僵化为管理和秩序机构，特定合作社的民主本质开始更多地依赖于委员会成员的奉献精神和原则行为，而不是合作社的民主结构。这种道德行为是经常出现的，因为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深深地忠于他们的理想。因此许多合作社直到革命结束都一直运行得非常良好。不过。某些社委会无原则的甚至是完全专制的行为也并非不为人所知。社委会的问题不是来自贪婪或不道德的领导，而是来自结构性的缺陷，这种缺陷赋予了社委会成员太多的行政权力，因此也使他们面临着更多的诱惑。
       马塔·阿克凯尔斯伯格认为，个体在革命中的参与越广泛，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对革命的信念就越深刻。比起那些由一小撮激进分子掌控的合作社来说，基础更为广泛、参与性更强的合作社往往对于工人们来说更有意义。应该说，那些参与革命的人体验到了阿伦特所说的“公共幸福”。这种公共幸福在工人中是不均匀的，对革命的感受是和对公共活动的参与紧密相连的，这点有力证明了阿伦特的论点，即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是人的一项重要能力。它也表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扩展参与和行动主义从而将所有人包括进来。(阿伦特并不相信这一点)最后，它也指出了这个事实，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能扩大参与。虽然西班牙内战中的革命精神一直是存在于合作社中，从未存在于共和派力量之中，但是在合作社内部，它却逐渐地由于无政府一工团主义委员会的体制而从内部被削弱了。
       由于害怕失去权力，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工会控制的委员会制度，因此未能将普遍参与体制化。但是，他们的恐惧是无来由的，因为社委会将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地区深化民主。统治阶级很早就逃走了，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占少数，工人们具有政治意识，他们是西班牙共和国无可争议的主人；因此社会主义观念肯定会获胜。社委会本来应该可以将革命精神制度化的。可是，与此相反，工会委员会控制了工厂，CNT进入了政府，中产阶级奔向了共产党，这些都为CNT在九个月后的五一节的倒台准备好了舞台。社委会体制毫无疑问在某些合作社中保留了革命精神，但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定期召集全体集会和确保普通成员能够分享公共幸福而言(体验到这种幸福的人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过程中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它们类似于阿伦特所说的委员会。
       必须指出的是，跟左翼失败的原因相比，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是无关紧要的：佛朗哥得
       到意大利和德国军火的支持，共和派和共产党人试图镇压工人阶级革命，这些常常有损反对佛朗哥的斗争。正如乔治·奥维尔所说：“政府将15岁男孩派往前线，随身携带的是枪龄40岁的来复枪，却将最强壮的男人和最新式的武器留在后方，这很明显是更加害怕革命，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不过，相对于社委会，CNT优先选择了工会委员会制度来保存革命精神，这一选择对于后来西班牙革命中的公共参与具有重要影响。
       五、革命组织
       西班牙革命也涉及阿伦特所提出的关于自发性和组织性之间的张力的问题。革命的自发性如何与巩固革命的组织形式和革命意识的需要保持平衡?阿伦特强烈批判的一个观点是，人们“可以为一场革命组织起来”。对她来说，革命是自发事件，它们被寄生性的职业革命者所利用，后者运用他们的组织能力来控制革命浪潮。她强调：“革命者并没有制造革命!”“革命者是这样的人，他们知道何时权力存在于街道上，何时他们可以将其拣起来。”她之所以强烈批判革命政党和整个“革命传统”，是因为，当它们试图领导而不是参与起义时，它们摧毁了那些最开始标志着革命特点的自发性、自由和大众参与。它们做到这点，是通过打碎能够为自由提供基础的这个机构：委员会。正如历史所证明的，“左翼和革命党派像保守主义者或反革命右翼一样轻视委员会制度”。
       在革命中创建一种新的团体政治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将革命所产生的创新精神及自发性永久化，使它延续到后代。为了创建这种悖论性的“创新中的永恒”，自发的群众组织必须拥有进行统治的威权。对阿伦特来说，威权是后革命政治的重要因素。她认为，威权保证了自由和稳定，因为它要求的不是对其他东西而是对传统的服从，这种传统建构了团体政治并使自由体制化。此外，威权并不依靠强迫或暴力。因此，它是一种服从，它产生了自由。
       阿伦特认为，革命传统不能使威权建立新的公众基础，因为革命传统是和委员会以及有效的大众参与完全对立的。不过，革命传统的遗产是革命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或者不幸的是，是共同实践的一部分吗?我们似乎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致力于建立自由的公共空间的革命组织，无法为新的自由的公共领域提供威权。一个革命组织为了掌握权力，会采取行动来摧毁群众形式的组织，或者它会采取行动来鼓励这些群众组织形式的发展，以自己的斗争传统为基础来建立新的公共领域。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组织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它们尽管失败了，但它们显示了这样一种功能。当然，革命不是由来自CNT或任何其他组织的命令而产生的；相反，它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自发的行为，政治组织不过是抓住了机会，把它据为己有。不过，普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从来不是纯粹自发性的；他们也是CNT70年来无政府主义煽动所培育的产物，后者联合工厂和农村，在学校中教育工人，组织青年团体，发起无数罢工和反叛浪潮，宣扬共产主义自由，这些都教育了先前处在无权和贫困地位的群众，使他们知道了他们所受压迫的本质，知道如何来反抗这种压迫。阿伦特对革命传统的批判不能解释这一事实，即西班牙革命的自发性来自于工人阶级长期的公共活动，后者是在诸如CNT这样的革命工会中进行组织的。这些组织为工人和农民建立合作社提供了威权。
       即使西班牙没有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会出现内战。但是西班牙会出现一场革命吗?也许，但是如果革命缺少了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参与，那么它将不可能重复无政府主义者那不无缺陷却又强大的自由主义的成就。
       有效的直接行动只能在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CNT的领袖弗德里克·孟特西尼喊道：“革命不是即兴创作!”没有提前的组织和意识，独裁主义会以新的形式重新露面并窒息革命精神。组织和自发性并不是对立的：自发性要求组织沿着解放的路线发展，但是使自发行为避免发展成独裁主义的惟一方式，是建立鼓励自发性、鼓励民主参与的组织。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阿伦特是正确的。在委员会由自由场所僵化为秩序机构的地方，西班牙革命组织帮助摧毁了革命精神。
       确实，CNT在1936年的安宁日子之后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其“自由共产主义”(libertarian communism)的口号不过重复其几十年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到1937年年中，马德里和加泰罗尼亚政府接管了大多数工业合作社，只留下工人控制着大多数工业的假象。革命事实上结束了。它不仅是被共产主义者、右翼的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阻止和削弱的，而且也是被CNT自己的“现实主义者”阻止和削弱的。
       阿伦特对革命传统的批判，预示了这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合作社委员会及其压制革命精神的倾向的批判。和它们的独裁主义的左翼政党对手一样，社委会窒息了公共领域，因为它们更关心掌握权力而不是建立自由。不过，阿伦特的批判不能完全解释西班牙体制本身，因为无政府主义运动既包括了阿伦特所说的委员会的因素，也包含了政党／社委会的因素。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错误并不在于它没有对社委会作出承诺，而在于这种承诺是含混的；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并不注意将创建公共空间与效忠组织区分开来。合作社内部这种公共空间和工会控制之间的张力未被完全认识到，它通常是在社委会而不是委员会方面得到单方面的解决。那是西班牙革命的特殊悲剧。
       CNT对于革命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有能力产生一批具有政治意识、具有奉献精神、具有公共精神的激进主义者，他们愿意为了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奉献他们的生命。不过，它的那种体现在社委会中的无政府一工团主义的结构，促成了1937年2月之后政治意识和群众参与的重大衰退。批评无政府主义者与政府勾结，或批评他们在掌权时缺乏决断——这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CNT进行批判的要点——都没有抓住关键；CNT与政府的合作与本身的无力只不过是拒绝保存革命精神的后果而已。阿伦特著作的价值在于，她清楚地指出了革命中权力和自由的来源，并将必需的政治基础(委员会和联盟)加以理论化，由此确保在路障被推倒，革命话语的新鲜劲消退，日常生活的平凡责任回归重要位置之后，自由不会消失。
       不过，西班牙革命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在最辉煌的时刻，它围绕着阿伦特的悲观结论——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总是摧毁公共参与——提出了一条道路。如果像阿伦特所说的，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其精神的体制化，那么为了防止它演变为恐怖或出现一党专政，就不能回避革命组织。相反，革命组织必须被用来促进政治意识，促进原则行动，促进批判性的思考，致力于沿着革命委员会的道路创建非等级性的政治空间。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即手段必须和目的一致，仍然是有道理的：政治运动应该以类似其参与者所想像的如何组织理想社会的方式组织起来。
       总之，阿伦特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显示了委员会的民主潜能，他们表明，民主理论家不仅要将委员会这种形式的组织看作是自由民主制的补充，更重要的是有必要将它看成是自由民主制的一种替代模式。在阿伦特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在他们关于政治和社会的角色，对政治的不同理解，有关组织和自发性的争论以及共同具有的对于通过革命来建立新世界这一可能性的热情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可能会为政治开启一种新的空间，比起共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说，它更具参与性、更平等、更自由、更具公共性。
       [陈越：清华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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