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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正本溯源式的清理，揭示了使其走向终结的致命原因，并且理清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把被其所遗忘的“存在”拉到了世人面前，对“科学不愿与闻的‘无’”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的“存在”实则是片面的，它缺失了对同样为“存在”本质的“无”的把握，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的革命。
       一、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的认识
       “存在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按形而上学创立者亚里士多德的本意，这是一门探究本原的学问。之所以将之确定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古希腊人始终惊讶于“存在者被聚集于存在，存在者出现存在的显现这回事情”。
       虽然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家们都是通过“形而上学之思”来探究“存在”的，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却是一部“存在”被遗忘的历史，而且，导致“存在”被遗忘的始作俑者正是形而上学的奠基人柏拉图。
       柏拉图说过，“存在”不在存在的事物中，而是更远地存在于理念中，他对理念世界比现实世界真实的论述更使后世哲学家们相信：从现实世界中能抽象出一个“存在”的理念来。或者说，使人们相信越过现实世界的“存在者”仍有一个“存在”的理念存在着。于是，“存在”往往被当作“存在者”加以追问：即“什么是存在?”然而，这一问法本身就是对“存在”的“遮蔽”。所以，海德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形而上学一开始，“存在”就被遗忘了。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古希腊以后的形而上学家们都口口声声要研究“存在”，可事实上，他们都只是在柏拉图为形而上学划定的框架内进行研究。而且，现实中人们对于“存在”的经历、感觉也与柏拉图设定的这种思路完全一致。人看到的都是“在者”，即人天天都与“在者”打交道。现在之物，包括人，都是一个东西，是经验和感官可获得的。这样，虽说表面上人们都在追求“存在”，并且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存在”，但实际上这种认识完全把人的思想导向“在者”，于是人的思想和意识中就只有“在者”了。“‘在者’包围着我们。它支撑、驱使、蛊惑、满足我们，它使我们激发起来，又使我们失望下去。”
       因此，自人类有思维以来，具体讲即自柏拉图开始，“在者”一直导演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它把人引向了“在者”的世界和“在者”的国度。其结果是，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好像人们真正把握了“在”，但实际上，人们把握的却是“在者”，真正的“在”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这种研究距离“存在”愈来愈远，同时，也愈来愈加剧了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虚假性。可以这样说，柏拉图的影响以有所变化的形式贯穿于整个形而上学史，“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而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虚假性却最终导致了它自身的合法性的丧失。
       基于此，海德格尔强调，要重新审视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就必须重提其基本问题——“存在问题”，重新叩问被遗忘的“存在”，力图“去蔽”，使“存在”走向“澄明之境”。
       二、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解
       哲学源自古希腊，因而历来对“存在”的发问方式总是古希腊式的：“什么是存在?”而这一提问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它会把提问者引入歧途，即把对“存在”的追问引向对“存在者”的追问。在海德格尔看来，在古希腊式的提问方式“这是什么”中，“什么”一词总是指向某个存在者，因此，当人们问：“存在者是什么”时，其回答必定是用另一个“存在者”来规定此一被问及的“存在者”。但当问“存在是什么”时，就说明发问者是将本不是“存在者”的“存在”当作一个“存在者”来问的。这种发问是无法追问到真正的“存在”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是无法从“在者”中提炼出来的。这应该说是两千多年来探讨“存在”的形而上学家们未能触及“存在”的重要原因。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本质上是超时间的，因为它属于那极少数的一类事物，这类事物的命运始终是不能也不可能去当下找到直接反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也就不是一种人们可以像对待工艺性和技术性的知识那样直接学到的知识，不是那种像对待科学的和职业性的知识那样直接运用并可以指望其实用性的知识。然而这种无用的东西却恰恰拥有真正的威力，却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发生最内在的共振谐响，它甚至可能是这种共振谐响的先声。”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既然不能按经验科学的知识来理解哲学，那么哲学只能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方法。哲学是人类本源性的创造性的力量，是一种精神上的能量，精神就是在场的“在”，不但可以唤起在场的事物，还可以唤回背后的不在场的事物。
       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应惊讶于“自明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通常理性的隐秘判断’(康德语)——应当成为并且应当始终保持为分析工作的突出课题，即‘哲学家的事业’”。这一“自明的东西”就是“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要真正地实现对“存在”的追问，就应该用一种有别于古希腊的方式。对“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问就是对“存在”的“敞开状态”的追问，这是一种向前的探问。这种追问也就是愿知。更进一步说，哲学中所提及的“知”也就是在问题开端处止步，也就是发问者将自身的整个“此在”置入一种意愿中去决断，去为着“存在”的“澄明”而“去蔽”。因此，海德格尔这样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种提问方式问的不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也就是说，它追问的是“存在者”如此而“存在”的根据，有别于古希腊的提问方式。而且这一问关涉到“存在者”的“存在”和“无”两个方面。
       正因为对“存在”的形而上学的追问是一种向前的探问，是在问题开端处止步，所以，海德格尔推开使“存在”被遗忘的始作俑者柏拉图，将目光转向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们。在那里，通过对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哲学家思想的考察，他找到了“存在”的“非形而上学”的本真形象。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关涉到“无”和“存在者”两个方面，只不过“无”是没有“存在者”存在的一种“常住的在场”方式，自然是存在着的。与其他的“存在者”的存在不同，“无”是没有“存在者”的存在，这样，失去了“在者”形态的“无”自然无法被传统形而上学所关注到，或者说即使关注到了也是在传统形而上学体系内对此的研究与界定，并不是对“无”的本真把握。哲学(形而上学)是一种纯思维活动，是精神性的东西，因而它的本质形态便具有模糊性。越是模糊的东西就越难与其他形态比较，对其发生误解的情况也就越多。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者”当作“存在”加以追问也就是出于这样的误解。
       传统形而上学家们说“存在者”存在，是
       因为形形色色的“存在者”总是被给予的，容易为人领会和把握。提及“存在”，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存在者”。于是“存在者”就既指总是存在着的东西，也指使那东西存在着那回事，也就是说，他们毫无疑问地、十分自然地把“存在者”当作“存在”本身。当对“存在”加以追问时，他们追问的其实是“存在者”。而对“存在者”的追问构成了对“存在”的遮蔽，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按照这个思路，人们对“存在”的研究自然就落实在对“存在者”的研究中，而对“存在者”的研究人们往往借用科学的方法。这样，哲学的任务一定程度上就是科学的任务，所以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哲学与科学不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就是科学。
       基于此，海德格尔指出了传统形而上学遗忘“无”的根源，那就是：“如果科学是正确的，那么，有一点很清楚：科学根本不想了解无”。
       而要实现哲学更大的发展，必须尽快将哲学的思维视域从科学的思维视域中解放出来。所以，海德格尔指出：“一切科学的运思都只是哲学运思衍生出来的和凝固化了的形态。哲学决不由也决不通过科学产生。哲学与科学决不齐肩并行，相反，哲学位于科学之先，这种在先并不仅仅指‘逻辑上的’或者说它处于科学总体系的范围内”。
       在这个基础上，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更为形上的哲学思维视域，那就是提出并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为直面“在者”的“在”，二为对“无”的发问。应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维视域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视域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传统形而上学只看到了“在者”“在”的问题，并努力回答这一问题，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无”的“在”，以及“无”对于“存在者”“在”的根据。正是由于创造性地意识到并提出了“无”，才使得传统的形而上学到了海德格尔阶段发生了一次本质性的革命，从而也使得人类的思维提上了一个更高的维度，更使得哲学从此摆脱了与科学之间难以理清的纠葛，真正地成为哲学。
       三、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把握
       既然“无”对于把握“存在”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要真正把握“存在”，其前提在于必须要把握“无”。那么，海德格尔又是如何把握“存在”和“无”，从而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革命呢?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存在”，海德格尔引入了“此在”。对于“此在”，我们应从以下角度加以理解。
       第一，“此在”强调“存在”的“在场”“发生”。有学者指出：“海德格尔以‘此在’(Dasein)命名人，其根本意向便是力图撑开已凝固化了的总是作为什么来呈报自己的人本身，进而让人这种非现成存在者的生存现象在括去了一切什么之后自身显示自身，即逼出它，让它在场并维持住这种在场”。此在之为此在，是存在本身呼啸到场的问题，而且，只有当它作为在此“发生”的时候，才作为此在而留存。所以，“此在”把握的存在主要是力图让实际生活的湍流“不打折扣”地发送出来，“不被减弱”地释放到场，彻头彻尾地归属从而维系住这种在场。
       那么，“此在”如何才能维系住并把握这种在场呢?海德格尔认为只有用“无思状态”下的“去思”才能做到。这里的思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是不同的，传统形而上学坚持惟有对象化的认知思维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是主体随时可以向客体发出的行为。而海德格尔的“去思”则不同，它“意味着：响应存在之到场的召唤。这响应源于此召唤，又向此召唤交付自身”。所谓“存在之到场”，指的是“存在本身”的不打折扣、不被毁坏地发送。而对此召唤的响应则指的是“思”响应“存在之到场”的召唤，对这种到场的相契、响应。“又向此召唤交付自身”强调的是“思”在本质上是对存在到场的归属，对其中的一切都以其本来面目展现出来。
       第二，“此在”不能界定为“此在是什么”。传统形而上学强调对象性的把握，如果按此思维，此在应该是什么。但是，一旦我们把“此在”界定为某对象，将之作为对象性的东西来瞄准时，我们便已踏空，因为“此在”在我们将之界定为某对象的同时已经无声无息地缩回去了。所以，“此在”什么也不是。如此说来，“此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它不就成为“虚无”了吗?海德格尔接下来引出了“无”。在1928年的教授就职演说中，海德格尔提出，只有当我们有勇气“让虚无与我们相遇”时，哲学才真正开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理解中的“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传统形而上学认为，“无”就是对“存在者”的一切加以否定。“存在者”的一切必须事先被给予，以便将其整个加以否定，然后“无”本身就会在此否定中呈现出来了。然而，如此这般地在思想中对“存在者”整体加以否定而获得的只是人们所设想的“无”的形式概念而已，并不是“无”本身。海德格尔认为，“无”是有其存在境域的。
       那么“无”如何显现其“存在”，“此在”又如何把握“无”呢?海德格尔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无”出现在“畏”之基本情绪的若干瞬间，“畏”启示着“无”，而“此在”只有通过“思”才能通达“无”。
       海德格尔认为，在这里需要将“畏”与“怕”区别开来，因为“畏”不是“怕”，“怕”之所怕之物为一存在者，即现实中存在的一具体外物，而“畏”则不同，进入这样一种“畏”的状态后，你根本不知你畏的是何物，但心中却充满未名的恐慌。当这种情绪袭来时，其境界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宁静，周遭万物与“此在”一起沉入一种无所依靠的境界。此时，“存在者”整体消隐，“此在”无根无基，无倚无靠，茫茫然不知所之。对此，海德格尔称之为“漂浮”，即在此时，“此在”漂浮于“畏”中。就在“存在者”整体消隐之时，“此在”的周遭一无滞碍之时，“无”涌来了。面对“无”之涌来，任何关于“有”、“存在者”之说都归于沉寂。所以，“我们在畏之茫然失措境界中往往竟不择语言，只求信口打破此一片空寂，这只是‘无’已当前之明证。当畏已退之时，人本身就直接体验到畏提示‘无’。”
       “存在”是“常住的在场”，它是“存在者”所处的一种状态，“无”不是“存在者”，它既不自行出现，也不依傍着它仿佛附着于其上的那个存在者出现(其实它无所依傍)，它是“存在者”显现出来的背景，是使“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对人的“此在”启示出来所以可能的力量。而且，这个“无”不是在有“存在者”之后才提供出来的相对概念，而是原始地属于本质本身。在“存在者”的“存在”中“无”不起作用。
       海德格尔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正本溯源式的清理，揭示了使其走向终结的致命原因，并且理清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把其所遗忘的“存在”拉到了世人面前，对“科学不愿与闻的‘无’”作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的“存在”实则是片面的，它缺失了对同样为“存在”本质的“无”的把握，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性的革命。
       可见，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理解，要比传统形而上学高明、彻底得多，是对传统形而上学之思的革命。在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之后，“思”所面临的任务就是为哲学存在发展开辟出新的领域，这种开辟的可能性自然就在其源头处。而海德格尔所设定的思之源头使得他的思想要比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深邃许多，也使得他的思想成为后现代思潮的重要渊源。
       (责任编辑　刘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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