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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晓宇　译
       苏联的垮台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苏联垮台的原因、经过和后果深深地吸引着全世界研究者的注意，这并非偶然。俄罗斯的出版物关注的主要是这一问题的政治经济方面，强调生产组织模式不能应对科技革命的挑战，这导致苏联经济失去了以往的发展势头，经济停滞，社会和民族问题尖锐起来，之后是全面的政治危机。高层领导行动的失当更加重了危机。所有这些最终带来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崩溃。
       这一图景大致反映了一连串的现实事件。但是如果不回答为什么社会意识惊人地迅速认可了激进变革的必要性这个问题，那这个图景就是不完整的。
       这一剧变发生得如此容易，让人想到，大多数居民在苏联垮台前很久已经对官方宣扬的理想失望了。苏联生活方式的现实激起了日益增长的厌恶。问题不仅仅是物质富足水平与因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模式而产生的期望不相符，而是最理想版本的苏联生活方式在大众眼里也丧失了吸引力。
       当然，这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苏联生活方式提出的要求、利益、活动的刺激因素、行为方式和交往形式日渐腐化。其中，在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竞赛中，力量持续衰弱起了作用。还有，到达“光明未来”时间的不确定性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也激起了失望情绪。但是苏联生活方式危机的根源在于这种方式形成的特殊历史背景。
       问题就在于，要理解苏联生活方式有必要追溯到传统社会。乍看起来这很难让人相信。伟大的俄国革命带着工业化、纯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似乎与过去彻底决裂了。但实际上，革命变革以另一种形式恢复了各种传统的追求，将它们作为社会“构建”即从政治体制到生产集体中各种关系的组织的基础。革命以这种方式解决了20世纪初文化“现代化”与大部分俄罗斯人的行为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
       这一冲突产生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实质上，俄罗斯19世纪的现代化带有追赶的特征，积极引进了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形式，还有文化价值。但是，强加的新东西很难生根。首先，非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价值取向及其生活方式引起了排异。由于这一情况，建立在俄罗斯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异物。它的载体是由这一新事物追随者组成的有限群体。是的，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迅速转变中，他们的人数迅速增加。
       19世纪首先进入这个圈子的是企业家、日益扩大的专家阶层、自由职业的代表们。他们来自各种阶层。取消农奴法案和紧随其后的政治法律改革对这个进程产生了推动作用。结果，阶层分化越来越少地从物质状况、职业类别和生活方式的角度反映居民的分化。反过来，阶层之间障碍的弱化为各种社会集团、包括传统行为类型的集团掌握新的行为元素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大城市中，这些现象尤其明显。
       大城市的居民在更大程度上不断更新。教育和总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助长了这种更新。大众传媒手段的普及在城市环境中起了作用。它们提供的信息对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取向施加了直接的影响。这些信息强加了各种标准，逐渐把过去的行为模式排挤掉。
       新的潮流积极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和婚姻家庭关系——普通生活中最保守的部分中。在物质富足和社会地位之外，健康、教育和舒适在价值表上占有越来越高的位置。这反映在公民们关注身体和服装上。追求简单、舒适和实用性成了共同的追求。类似的现象在家庭装修、挑选和置办家庭用品中也出现了。物品的变化伴随着家庭交往、两性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支配空余时间中的变化。
       这类现象的普及推动了大众意识中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确立，产生了对物质财富的崇拜、追求个人富裕、对周围环境苛刻要求、不喜欢行为受到过分约束。当然还不能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目标占了主导地位。各社会阶层中对接受新生活方式的准备程度各异。这取决于职业类型、物质状况、教育层次、宗教归属，等等。新生活方式在大城市中确立得比在小城市中快。
       还有，农村地区的变化不是那么明显。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上的区别本质上导致俄罗斯社会在文化上分为两块。它们之中当然没有严格的明确界线。各种价值取向和行为类型在不停地发生碰撞。但是这种扩散激起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社会心理不适应，也为社会不稳定埋下了祸根。它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一起在20世纪初革命性地爆发了。
       结果，在传统与新事物的冲突中，文化保守主义占了上风。这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过快变革和许多人无力适应新环境的反应。引进资本主义价值的社会团体和阶层失去了影响力。这为传统文化因素东山再起创造了条件。集体主义、朋友式的互助、责任感、社会先于个人、社会公正、平均分配的社会福利、无条件服从官方的政治思想准则，对各种脱离通行规范的行为毫不妥协，都是自觉形成的早期苏联新生活方式的必要特点。
       这些传统社会的价值观符合大多数居民的情绪，在大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中起到了稳定的作用。直到20世纪中叶，通行的行为标准开始与现实生活冲突。科技革命和相伴而来的生产变革带来了经过高水平综合教育和专业培养的社会职业团体的增加。对创造力、进取心、自觉责任的要求提高了。这些品质不仅在专家和管理者中，还在经济活动的普通参与者中广泛传播。结果，人们开始不接受“上面”强加的严格行为规范，不接受对自我表达自由和不同思想的限制，不接受物质福利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苏联生活方式与社会中最积极部分的现实追求之间的矛盾增加了。
       本质上类似于世纪初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末再次出现了。但在当前情况下，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而官方思想不能及时地对发生的变革作出反应。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中最极端的形式重新恢复了吸引力，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苏联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理想和“行动准则”在日常的作为中已经被大多数居民拒绝了。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缺少最重要的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机制。它不能对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矛盾迅速地作出反应。苏联的垮台是早晚的事。
       [彭晓宇：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柳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