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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东　摘译
       苏联政治改革的结果
       笔者在1990—1991年曾经是苏共中央委员，是80年代中期之前(甚至更早些)的改革进程的直接观察者和参与者。在笔者看来，在当时的苏联，客观上形成了对现存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需求。在80年代中期前苏联形成的政治体制具有以下的主要特征：基本的政治制度(议会、政权的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发育不良，它们仅仅只是执政的共产党的附属品，并且在这之前共产党也进入了完全僵化状态，实际上不能对来自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威胁作出反应；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缺乏经济与政治竞争和反馈机制以及执政精英内部缺乏竞争。
       这样，在我们看来，应该确定，苏联进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与紧迫性客观上在90年代之前就已经成熟了。
       但是还存在着一个并非次要的问题，即如何进行这些改革，并且从有效地达到预定目标的观点来看，如何改革。在这方面，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班子犯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错误，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也不可能达到确立的目标。
       第一，戈尔巴乔夫与其智囊团(雅科夫列夫、梅德维捷夫、沙赫纳扎罗夫、切尔年耶夫等人)没有成功说服苏共精英意识到这些改革的必要性并使他们个人相信：由于改革他们将会得到一定的好处或者至少不会失去自己的地位。作为苏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二十八大(1990年)的代表，以及随后在两年时间里作为苏共中央委员，笔者亲眼目睹了许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政府官员、军队领导人、地区领导人都提心吊胆地接受着将要到来的变革，因为他们非常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并且得不到其他形式的补偿。
       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性格也加深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如他不关心自己身边人的未来(在这方面他与叶利钦和普京不同)。这一点客观上迟早使他所有的战友，包括那些同他志同道合的人(如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阿巴尔金和其他人等)都与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
       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将党政精英扔到了争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席位的真正选举的漩涡之中，但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真正的支持，这使政治精英感到十分恐惧。这些精英从输掉选举并失去了所有领导职位的那些党的官员的例子中真正相信了国内正在到来的民主根本不会为他们维持现有的地位提供任何保障。
       1990年底我断言，苏共通过手中掌握的财政、行政与信息资源并在合理分配这些资源的条件下，不应该害怕在选举中的竞争。但是很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大多数党的官员，根本不能明白问题的实质所在，他们无条件相信不论何人何物都不能威胁到他们统治国家(地区、地方社会)的权力，并且认为这些选举完全不需要。他们本该竭尽全力来掌握在选举中获胜的艺术，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却十分固执地使出浑身解数来批判选举制和自己的反对者。生活证明，类似的立场是没有前景的，在客观上导致了苏共的失败。
       第二个问题在于，虽然在1985—1991年苏联出现了权力机关民主选举制度、多党制、独立工会，权力精英竞争机制开始形成，但改革的倡导者没有能够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改革社会基础。苏共官员没有得到以戈尔巴乔夫及其班子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也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在宣布了公开性后，实质上开始从手中流失了苏共掌握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但在这一领域却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加以替代。结果，对苏共的批评很快地落到了改革倡导者自己的头上，于是他们采取了守势并在改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继续走钢丝玩起了平衡，不可避免地并迅速地处于反对派挑起的批评声浪的中心。社会发现，苏共及其领导人不能有效地回击来自反对者的抨击，便逐渐地开始青睐当局的反对派。其实，苏共及其领导人是完全有可能保持自己手中的意识形态武器的。为此仅需要放弃一些共产党坚持的显而易见的教条就可以。
       第三点，到了8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相信，国内正在进行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不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的好处，况且他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糟，最后导致戈尔巴乔夫声望扫地，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同时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失去在世界上的地位，这同样反映在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是伟大强国公民的人们的自我感觉中。
       第四点，在察觉了中央政权的软弱之后，各共和国领导人(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开始要求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权力重新分配，最终导致了三个斯拉夫共和国领导人签署的使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诞生。
       这样，由于不正确地进行客观上过度的改革，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1．世界的政治平衡被打破，而作为苏联合法继承者的俄罗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沦为二流和从属的角色；
       2．由于苏联解体，国家的大多数公民的处境急剧恶化，而经济改革实际上停止了，它其实已经变成对过去国家财产的重新分配并转而使之为权贵阶层私人所有；
       3．在过去苏联的境内诞生了十五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波罗的海除外)的政治体制与苏联体制区别不大，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公民对待民主及其价值观都抱有明显不信任的态度；
       4．大多数国家的掌权者是原来党的领导人，他们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同时强化了自己的个人权力；
       5．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受国家首脑严格控制的执行权力机构开始扮演着主要角色，而政党、工会和社会组织则变成了装饰性组织，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
       俄罗斯的政治改革，左翼力量的作用和前景
       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在2000年普京执政之前是极端不稳定的。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社会被急剧分割，出现了一个总体上人数不多的不定形的但却有影响力的富有的“新俄罗斯人”阶层；数量不多并且非常不稳定的中产阶级；以及所有其他的政治上极端分散但又总体贫困的公民。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经常发生政府更迭。在每次议会选举后，政党体系都经受严重的不可预测的改变。政治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所有政党——从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权党(“俄罗斯民主选择”联盟、“我们的家园一俄罗斯”、团结运动、统一俄罗斯)到永远的反对党“亚博卢”集团或者反对色彩略逊一些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都只是满足具体的一些政治家野心的工具而已。这些政党的领导人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主要都投入到了破坏性的党派之间的内讧和勾心斗角上、战术手段上和满足个人的利益上。大众舆论调查结果特别是选民不愿参加投票的现象都鲜明地显现出大众对政党及政治家的低信任度。结果在社会意识中政党只有低的合法性，并且它们很难区别开。俄共在今天自然地还是俄罗斯影响巨大的政治组织，它的社会支持并不是取决于它的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看起来，它的支持者比所有其他全体选民更加意识形态
       化。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公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参加政党活动，因为他们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普通公民的政治积极性比许多很少离开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外国观察家认为的要更高一些。公民社会在遭受20世纪90年代初带给它的毁灭性打击之后缓慢地恢复，并且公民的政治积极性又重新开始增长，其中包括青年。
       目前，关于俄罗斯联邦这样的总统制以什么方式影响政党的发展的问题还未有定论。但是很明显，今天在俄罗斯(和其他属于原苏联的多数国家)，政党活动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影响力。政党是弱小的，影响力低的，不能与其他政治力量(如压力集团等)相比，有时它只不过是执行机关的一部分，或者是满足个别政治家个人野心的工具而已。这种情形不仅对于俄罗斯很典型，并且几乎对于所有其他属于原苏联的国家也是如此。
       在非常严酷的政治模式框架下，左翼党派比其他任何党派都更加难以活动。俄罗斯的发展轨迹同其他大多数后共产主义国家一样，都是在共产党官僚系统与过渡政权的非民主模式的夹缝中发展的。俄罗斯从来没有存在过诱发大多数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民主机制形成的催化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民主反对派从来没有必要的资源来保证权力的分配和建立一种忍耐和对抗体系。所有过渡时期的主要俄罗斯领导人都是从旧体制走出来的。他们在相对短的过渡时间内发动了快速变革过程，但是不善于(或者根本不想)对抗后共产主义秩序的威权的抉择。
       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在俄罗斯再度产生的左派政党中最成功的，虽然苏联解体之后在苏共的废墟上除了俄共还有一个由俄罗斯联邦前副总统鲁茨科伊领导的左翼政党——“自由俄罗斯”人民党。按照许多专家的估计，这个政党在1993年议会选举之前有着最大的胜算并能够得到22—25％的选民支持，但是在1993年十月悲剧性的事件之后，它实际上被从政治舞台上排挤出局了。
       在此情况下，俄共最成功地适应了反体制政治力量的角色。这个角色允许它事实上参与到后共产主义体制中去，并且该体制完全符合许多共产党官员的利益，他们有浮夸的言辞，并且借助于这点向它的普通成员和选民寻求支持。
       苏联解体后15年，正统的俄共思想上和组织上仍然是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尽管俄共在意识形态上是混乱的，组织上是不太适用的，政治上处于边缘状态，它仍旧一直是俄罗斯惟一重要的“左翼”党派(虽然左翼和右翼在许多方面都失去了自己的认同)。
       俄共是一个矛盾体。它更喜欢将自己当作一个反体制的政党，寻找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和资本主义的替代，但同时又很深地融入到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中。在纲领中保留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原则的党同时却成了俄罗斯主要的“民族主义”力量之一，对于它来说，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与其在过去形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不大。俄共将意识形态与策略严格区分。它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给自己的成员，而将国家爱国主义思想留给更加广泛的群体。许多人认为，俄共的影响衰微只是个时间问题。它的成员基础逐渐老化；社会支持率在降低(虽然比较慢)。对俄共来说，在保持其反体制的立场的同时仍坚持作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和非民族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这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在俄共的一些普通成员中间存在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取向，不过共产党成功地社会民主党化暂时还不大可信。需要的不仅是对共产党领导层的经常性的轮换(这对它非常重要)，而且还需要意识形态基础的根本的修补和政治优先性的确定。
       到目前为止，组建社会民主党以取代俄共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在鲁茨科伊党的失败之后，又进行了一些创建这种类型的党的新尝试。
       在1996年创建了由当时任国家杜马议员的利皮茨基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但是在1999年该联盟遭受了毁灭性的失败，排名最后。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它缺乏明确的纲领和没有批判性地吸收西欧执政左翼政党的经验，缺乏必要的人力、财政与行政资源。
       总体而言，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虽具有民主和市场的政治取向，但仍处境艰难。它不能充当反体制的力量，也不能完全使自己认同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形成的体制。它认为市场经济改革是优先的，但接下来的老的国有成分和官僚体制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后果，后一改革最明显的牺牲品非常明白最能捍卫他们利益的是俄共。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在俄罗斯经受了被迫的和病态的政治割裂。目前，共产党人能更好地应付这一割裂，但是他们的任务并非不艰难。关于他们能否将自己体制内、体制外相互矛盾的利益统一起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确实，大众民意逐渐地在改变，虽然很慢。俄罗斯的大多数居民，不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职业分工，所有人都越来越支持在工业、服务业和农业领域允许私人商业活动和发展中小工商业。但是在大型企业、能源和土地的私有化问题上，人们的分歧很尖锐，主要体现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之间。老一代人比年轻一代人持有更加保守的立场。从这一观点来看，俄罗斯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看来为政治中温和左派的形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主要的问题是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是重组后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新的政治力量(或许包括社会民主党)?
       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发展的条件是与总体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的。没有民主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但是在俄罗斯，今天现行的宪法秩序对于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政党的政治生命激发不是特别有利。俄罗斯的分权是失误的，相当有影响的(但并非十分有效的)总统权力、相对软弱的立法权力、非常不正式的并经常是相当“人格化”的(并不是制度化的)克里姆林宫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政党对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影响力。
       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派人数不多并且没有在选举中取得重要的胜利。它们的典型特征一直是，存在各种类型的个性之间的冲突、分裂和长期的联合过程，资源缺乏，不善于总结选举运动的经验教训，但最重要的是，政治精英以及整个社会对它们缺少足够的兴趣。社会民主党仍是某些独立的政治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一个玩偶，还有一批失意的冒险者企图再次利用社会民主党作为重返特权与权力舞台的工具。
       截止目前，2000年3月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创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倡议是最重要的。戈尔巴乔夫比所有其他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领导人的总和都更有政治与组织的能力，但是在1991年失去政权之后，他在俄罗斯不受欢迎了。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仅仅只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贡献。他能够克服所有这些为数众多且影响力较小的社会民主党派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而这些是有影响力的政党创建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在2000年7月8日党的成立大会上，它宣称自己是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重要替代。它提出有别于“共产主义乌托邦”和“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战略，这一口号当时在一些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很流行。在2001年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与萨马拉州州长季托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前战友雅科夫列夫领导的社会正义党联合，这个合并的结果是出现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人，主席是季托夫。2001年秋天，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又成为社会党国际的协作(咨询)成员党 (ассциативный　чле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但是在2003年的选举中，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再次没能取得重要的胜利。
       在2000年普京执政之后政党的情况没有显著变化，虽然他直接声称，俄共是一个过去的党。但与此同时，普京到最后也没有支持和创建一个新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取向的党。只是不久前局势发生了变化。今年夏天，总统个人接见了三个党的主席：生活党的米罗诺夫，退休者党的佐托夫和祖国党的巴巴科夫，并提议三党联合起来创建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它将来或许能成为右翼保守的“统一俄罗斯”的现实替代之一。同时普京在最近又开始关注社会领域的发展并宣布开始实施四大国家工程：卫生、教育、住房和农业。这明显地说明现在俄罗斯的领导人明白了国家政策的优先领域有必要从经济重新转向社会。而这必然要求得到有着社会取向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在俄罗斯形成的虚假的市场关系和基本的民主制度下能够并且只能由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充当这一力量。并且民调显示人们支持这样的政党，它如果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的话，那么完全能够赢得20—30％选民的支持。存在着两种创建这样的政党的现实的途径：一种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型(现在看起来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种是在俄罗斯现存的几个中左政党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强大的、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的党。第二种方案今天看起来更加现实些，并且2007年选举将显示出上述三个政党的联盟能否解决这个任务。不排除如下的可能：一旦这个方案成功，普京总统在2008年离开总统职位之后自己将领导这个联合的党。
       [张晓东：解放军61565部队]
       (责任编辑　柳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