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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历史性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与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主编的年刊《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加强对国外前沿理论和思潮的跟踪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就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大势，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这就需要批判性地引进和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信息资源、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近十年来，该刊在反映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学术动态，介绍国外社会科学最新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方面做了大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成功，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了解《前沿》的办刊宗旨和发展规划，日前我们采访了该刊主编王贻志和莫建备研究员，下面是他们同本刊特约记者的谈话。
       记 者：两位主编，你们好!首先，向《前沿》创刊10周年表示祝贺，同时，也向你们深表敬意，正是由于你们的辛勤劳动和不懈耕耘，我们广大社科工作者才拥有这个了解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动态的窗口。你们不惜人力物力推出这个刊物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和判断呢?
       王贻志：的确，10年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相比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自然科学而言，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其社会效应的发挥是渐进的，因而曾经一度被忽视和弱化。但是，作为以反映、指导和推动社会实践为使命的社会科学及其理论工作者，我们应该对种种社会现象和时代精神进行认真思索，其最重要目的是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时代的走向，使反思的结果既来源于实践，又引导实践。应该讲，《前沿》正是顺应时代潮流而诞生的。从世界范围看，上一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到90年代已经形成信息网络化或信息化等特点，特别是同新科技革命相联系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趋势急剧发展，各国社会科学在新学科、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蓬勃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前沿问题越来越多。同时，信息来源多、数量庞大、文种多样、发表分散，简直令人目不暇接，有人用“信息爆炸”来形容这种情况，这对于只有一定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随着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社会科学也在同世界学术界的交流中揭开了新的一页。交流的学科越来越广，交流的人员越来越多，交流的问题越来越深入。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中许多人外语表达能力不够强，这又制约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对外交流。从上海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来看，上一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浦东开发开放，给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上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也获得了难得的国际学术交流机遇。也正是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日益认识到，我国自然科学落后，社会科学更落后。正是基于以上三方面的思考和判断，我们的前任才大胆且富有眼光地适时推出《前沿》这个学术刊物。
       莫建备：“国运兴，学术兴。”《前沿》创办以来的10年，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10年，也是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受到重视并取得历史性发展的10年。实践已经证明，坚持改革开放战略，认真研究借鉴国外先进成果，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和条件。在这个历史性实践的推动下，我国对国外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理论的借鉴和学术上的支持。最近，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再次阐明：“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要更好地吸收各种文明之长，我们就需要总结经验，改进不足，拓展视域，提升水准，科学地制定“前沿”的发展规划。
       如果说，加强对国外前沿思潮和理论的跟踪研究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那么，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也使我们有条件、有优势、有魄力来回应国外社会科学的“前沿”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同时社会文化也步入现代化进程，初步成功地开拓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进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当前，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更有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明和现实发展，探讨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起源、意义和前景。所谓的“北京共识”就是其中的一个看法。今天的中国社科工作者，当然应该理直气壮而又平等地同国外社会科学同行进行交流。
       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放眼世界大势，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这就需要批判性地引进和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的信息资源、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但是，近年来，社科界在这方面出现了生搬硬套等问题。当然，国外社会科学有些理论成果、理论范式和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人类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具有普适性，可以直接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引用。但是，更多的理论成果是其他国家社会发展逻辑的观念表现，对此我们不能直接照搬，而应当着力于学习借鉴其科学精神和先进方法，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创新理论。否则你只能在别人的后边亦步亦趋，甚至闹出别人的理论已经改变，你还奉为圭臬的笑话。因此，对待国外社会科学前沿，既要解放思想，跟踪研究，又要与时俱进，不拘成说；既要认真借鉴又要独立自主地创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固步自封，真正创造出体现中国智慧又具有时代内容的东西。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心态和精神追求。
       记者：我很赞成莫建备研究员有关“前沿”精神实质的看法。人是要有精神的，刊物也不例外。是否可以说，《前沿》这份刊物一直在传承着这种精神，以把握前沿动态、传递前沿信息为特点呢?
       莫建备：是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精神追求往往是崇高的、抽象的，刊物编辑工作却是现实的、具体的，尤其是在目前出版业竞争相当激烈的情况下，要想生存下去并在社会科学界争得一席之地，首先就要明确定位、突出特色。借用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教授在《前沿》创刊10周年笔谈中的说法，我国现存的众多社会科学期刊大略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发表专家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专业类或综合类社会科学期刊；一类是发表专家学者为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的即带有较浓厚意识形态特点的研究成果的期刊；还有一类是反映国内或国外或国内外兼而有之的社会科学研究信息的期刊。显然，《前沿》就属于反映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信息类刊物。目前，国内反映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载体还有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月刊《国外理论动态》、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主办的月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以及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双月刊《国外社会科学》等，它们都发挥了各自不同的
       作用。
       有鉴于此，突出特色显得尤为重要。《前沿》每年一本，容量大，因此可以容纳篇幅较大的文章，也可以围绕某个热点问题登载一组文章，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全面探讨，充分体现学术研究的综合性。国外有些前沿理论成果所反映的问题可能在我国尚未显现或尚未为我们所意识到，但却是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对这类理论成果的系统介绍就可以使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乃至社会实践得到有益借鉴，从而发挥学术研究的前瞻性功能。当然，我们在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最初选题到最后文本都需要经过严格把关，从而确保学术研究的正确导向。
       王贻志：其实，在正式创办之前，我们在考虑刊名时就已经明确了它的定位和特色。《国外社会科学前沿》所包含的三个主题词就是对其定位和特色的最好界定和说明。其中，“国外”限定了本刊所录文章的信息均源自国外，而非国内，也就是说，理论、观点、思潮、方法是国外的，国内学者只是对其进行加工、梳理和评介；“社会科学”说明了本刊所反映的学科领域属于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前沿”说明了本刊所反映的社会科学信息是前沿的、最新的，而非一般的、过时的。前两者可谓限定词修饰语，“前沿”才是中心词、核心，也就是说，一切围绕“前沿”做文章。那么，哪些属于“前沿”?“前沿”的载体在哪里?无疑，凡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最新理论、思潮、观点、方法，以及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和重大国际学术会议等，都应该属于“前沿”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内与国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差距，以及本刊的服务宗旨是为国内学者提供当前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的前沿信息，所以，对于国内关注的热点的国外有关成果和动向，《前沿》尽可能给予反映，尽管有时它们可能显得比较滞后。
       记者：我发现在过去的10年里，《前沿》曾先后有过两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版。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你们对“社会科学前沿”又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呢?
       王贻志：1997年创办时，我们以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门类为基础，将全辑划分为“专题综论”、“外论新译”、“新著评介”和“会议精要”四个板块。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和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三次发表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这些讲话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都作了科学的阐述。从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趋势看，一些新兴学科分支不断涌现，一些传统学科之间的狭隘界限被打破了，出现了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为此，2002年起，《前沿》在结构上作了调整。在继续以传统学科为主的基础上，又结合管理学、信息学等新兴领域，介绍了国外的最新学科研究动向，并将全刊策划为“综论”和“专述”两大部分。“综论”部分旨在对某学科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流派、新方法或对某一热点问题进行全面综述，包括必要的回溯，以了解其历史、现状和动向；“专述”部分大体按照“综论”部分的内容进行选材和编排，但是与前一部分相比更具体、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2004年起，又作了一次全新改版，全书以研究领域分类，这比按学科分类更宽泛，既可以容纳严格的学科框架所不能容纳的内容，又可以便于读者检索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莫建备：正如刚才王贻志教授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之所以要调整原有的编排结构，以研究领域来安排内容，主要是因为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孕育，已经明显出现学科研究之间的交叉化和整体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设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无论是对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来说，还是就社会科学推动社会实践的社会功能而言，这种趋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一，通过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既可以打破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以及研究主题，又可以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和边缘性学科，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第二，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路径，逐渐向当代社会科学“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转移，各个学科从不同侧面或视角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研究，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大大拓展和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径相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者说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属于学术研究，而没有明确提出帮助政府、社会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任务。而当代社会科学则更关注人类以及各国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它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视为根本性的任务。
       因此，改版后《前沿》总是从本年度国外的学术动态抓起，围绕国内外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逐步深入展开，这样既有对前沿理论和学科发展的专题研究，为国内学术界提供及时的权威资讯，又有对热点问题及政策建议方案的综合评述，为政府机关及社会人士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提供参考和借鉴。这就进一步体现了《前沿》突出学术研究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的特色。
       记者：最后，我想请两位主编就《前沿》的发展规划和发展前景谈谈自己的看法。
       莫建备：经历了10年的发展，《前沿》的质量不断提高，在学术界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正确的理论导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流动当然是没有边界的，但是对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吸纳和借鉴却是有原则的。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同其他国家相比，又处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中国历来有着独立思考的文化传统。根据“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对国外丰富的学术成果进行选择性引进，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前沿》的着眼点和定位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借鉴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探索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而不是盲目推崇欧美学术理论。二、坚持“联系国内实际，坚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服务”的方针。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国外社会科学文献浩如烟海，《前沿》突出重点，选题紧扣当前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领域，并结合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及时为我国的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提供当前世界各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管理、社会、法学、文化、历史等领域的前沿信息和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三、坚持特色，保持风格。长期以
       来，《前沿》除了突出学术研究的综合性、前瞻性、导向性和应用性，还重视时效性，本刊每年都力求向国内广大读者译介最近一年来的国外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而翔实地介绍国外社会科学的最新思潮、流派、理论和学术代表人物，使国内读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国外社会科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和研究动态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了解。在策划上也颇具特色，尤其是在2004年全新改版后，选题更加广泛，学科栏目设置更加齐全，而且增加了英文目录和内容提要，图文并茂，增加了可读性。四、在过去的10年里，全国许多部门的研究人员给予《前沿》以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国内一些著名高校和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甚至一些国际学者也不吝赐稿。他们的介入，使书稿的质量逐年提高，同时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前沿》的学术影响正不断扩大，在国内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王贻志：《前沿》有着光明的前景。互联网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使获取、应用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从少数组织和个人的特权变成公众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现在，检索国外社会科学信息已经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整体背景下，社会科学不仅有着规模和数量的扩张，而且各学科的内部深化及学科间的互动也在持续演进，各类知识的新陈代谢速度大为加快，新兴学派的涌现使人目不暇接，一些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一状况使人们追踪学术前沿的难度明显增加；此外，国外社会科学具有多元并存的特点，不同观点各执一词、自成体系，尤其是那些新生的学科和流派，在初创阶段往往表现出一种杂乱纷呈的浑沌状态，这就使国内学者在刚开始接触时，很难迅速厘清线索；过去只有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国外社会科学信息存在需求，现在则不同了，政府机关，甚至传媒、商业、金融等常常会关注某些社科前沿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编写《前沿》的价值和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受众对全面、方便获取信息的要求是没有穷尽的，编者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存储、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是没有穷尽的。不断扩大的受众需求，正是这个信息产品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也预示了其光明前景。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介绍和引入国外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以及了解和把握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态势，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手段。现在，学术界已经给予《前沿》一定的评价，有人将其盛赞为沟通中外学术的桥梁。但是，真正的“桥梁”不应该是单向流动的，而应是双向互动的。因此，真正的社会科学应该与时代精神同步，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对迅速发展着的国外社会科学继续做好跟踪研究，同时要将这种跟踪研究所形成的成果以及我们自己独立探索的理论成果传播出去，树立我们自己的“前沿”。这应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一大责任，也是《前沿》有待提升的空间和不懈追求的目标。
       (责任编辑　李其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