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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王晓群
       《理论之后》是英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最新著作，在书中，伊格尔顿继续他一贯的话题，对批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尽管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宣告了理论的终结，但我们离不开理论，没有理论就没有反思性的人类生活，问题是如何面对新的现实。本文节选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飨读者。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了过去。雅克·拉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先锋派著作离我们已有几十年之久了。但是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在那个时代只要宣布济慈的诗歌令人愉悦，或者弥尔顿的诗歌反映一种勇猛的精神，就足够了。如果“理论”试图对指导我们的看法作理性和系统的反思，那么理论像以往一样必不可少。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等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性感的话题。现在性感的是性本身。在学术界放荡的海岸上对法国哲学的兴趣已经让位给对法国式亲吻的迷恋。
       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理解。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就能够写出博士论文，这种想法颇有吸引力。在过去摇滚乐使你无法集中精力从事研究；现在使你分心的很可能是你的研究对象本身。知识问题不再是象牙塔的事务。
       对文化理论提出的异议有些很难站得住脚。有些人认为，理论充斥着令人无法容忍的、晦涩难懂的行话；但是其背后的冲动却诱人地民主。不管怎样，任何外行人都不会因打开植物学教科书，一眼看不懂便性情暴躁，砰地一声将书合上。很多人对不能一下子读懂植物学著作并不感到惊讶，而对不能理解描述雕塑作品或小说的著作则多少有些愤怒。既然文化理论有时可能成为真正理解的障碍，那么其他艺术批评形式也可能如此。
       但是人们可以对理论发动更具毁灭性的批评。正如我们所了解的，文化理论允诺要努力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它对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羞羞答答，对爱情、生物、宗教和革命问题感到难为情，对邪恶问题沉默寡言，对死亡和痛苦问题缄默无语，对本质、普遍性和基本原理问题相当教条，对真理、客观性和公正无私问题认识肤浅。这也是历史上相当尴尬的时刻，人们发现自己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很少有或毫无任何发言权。
       对当代文化理论来说，没有什么思想比绝对真理更不受欢迎了。绝对真理相信永恒和普遍的原则，颇有些教条主义、专权主义的味道。事实上，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根本不要相信真理。在某些不太成熟的后现代圈子里，持有坚定的立场被视为专权，因此不受欢迎。而模糊、怀疑和暧昧的立场则莫明其妙地成为民主的。
       了解真理为什么十分重要呢?原因之一是作为较为理性的动物，了解真理是我们尊严的一部分。而且这包括了解关于真理的真理。但是其重要性还在于，在这个语境下，“绝对”一词造就了一个荒唐的怪物。因为如果相对论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真理的主要价值就被空洞化了。正如伯纳德·威廉斯所指出的，相对论确实是一种通过解释消除冲突的方法。如果你认为民主意味着允许每个人都参加选举，而我认为它意味着只有那些通过一套极其复杂的智力测验的人才可能参加选举，那么总会有自由主义者提出，从我们的不同观点来看我们双方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真理就是要坚持认为如果某个人是正确的，那么另一个人肯定是错误的。
       如果当前绝对真理不受欢迎，那么客观性的思想也是如此。正如人们所提出的，公正是一种虚假的命题。公正无私现在几乎是被文化左翼所普遍鄙视的一种观念，而在18世纪它是作为与利己主义，而不是利益相对而逐渐形成的。它是用来反对霍布斯哲学理论的鼓吹者和占有欲较强的个体的一种武器。公正无私现在并不意味着从某种崇高的奥林匹亚精神的高度审视世界，而是一种同情心或手足情。它意味着试图以想像的方式感受他人的经验，分享他人的欢乐与悲伤，而丝毫不考虑自己。
       客观性并不意味着凭空判断。恰恰相反，只有处在可以认知的位置上，才能了解情况。只有处在与现实相关的某个视角，你才能得到启示。
       文化理论家们无话可说的另一个问题是道德问题，长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某种令人难堪的事情。它好像是说教的、一本正经的和苛刻的。尽管像求助于心理学一样，求助于道德确实经常是一种避免政治争论的方式，但是根据古典的道德思想来看，这是极具反讽意味的。因为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伦理是在做人方面表现出色，所以没有人能孤立地做到这一点。此外，除非有允许你这样做的政治机构存在，否则没有人能够做得到。马克思继承了这种道德思想。
       马克思是古典的道德主义者，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的人。像他那个时代以来的许多极端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总的来说，道德不过是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他犯了混淆道德和道德主义的错误。道德主义认为有一套称之为道德问题的问题，这些问题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截然不同。它没有看到“道德”．意味着探索人类行为举止的特征和本质，这种行为举止像人们能够想像的那样丰富和敏感，而且人们不能把男人和女人从他们的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进行探索。这就是道德。正像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所理解的那样，它与那些认为可以把它化为规则、禁令和义务的思想截然对立。
       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一种能够使我们表现人的最好一面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按照德行生活。基督教的传统认为这是慈善或博爱的生活。简而言之，其含义是我们成为相互实现自我的诱因。只有成为你实现自我的手段，我才能实现我的自我，反之也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本人那里几乎没有这种互惠。这一伦理标准的政治形式是人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对此是这样评论的：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化的博爱，或所有人之间的互惠。
       自足与依赖相反。像一些其他的关键术语一样，它在物质和道德之间的某个地方徘徊。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由于我们出生在无助的状态下，所以我们在物质生存上依赖他人。然而这种物质上的依赖不能完全脱离关怀、无私、警戒和护卫等类似的道德能力，因为我们所依赖的恰恰是表现在那些照顾我们的人身上的这种能力。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它也不能脱离在那些依赖者身上以感激形式表现出的道德情感。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和物质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阐明了唯物主义的道德思想。李尔在这场戏的开始就是绝对君权妄自尊大的例证，妄自尊大的人以为他有无限权力，其部分原因是他不要肉体。李尔残忍地抛弃了他的女儿考狄利娅，暴露了他脱离现实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正处于最庞大的物质权力的中心。李尔认为此刻他就是一切；但是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衡量就是一切的身份，所以它不过是空洞的而已。
       在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李尔认识到做一个适当明确一些的“人物”，而不要做空虚世界
       的“一切”才是最好的。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他如此，主要是因为他太怯懦或太狡猾以至于无法回答令他烦恼的问题： “谁能告诉我我是谁?”由于他被迫要面对大自然的蛮横，他感到恐惧，最终不得不接受自己的有限性。
       暴风雨暴露出李尔的动物本性，戳穿了他傲慢自大的幻想。他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肉体以及它的脆弱性和有限性。葛罗斯特双目失明时也是如此，他被迫“一路摸索到多佛去”。正像他说的那样，他必须学会“摸索”，让他的理性在敏感的、遭受痛苦的有限躯体内移动。李尔新找到的感觉上的唯物主义采取了政治上与贫民休戚相关的形式：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
       如果我们对他人的同情在情感上没有丧失殆尽，那我们就会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必要的生活用品而被打动。
       后现代主义对身体着迷，对生物学感到恐惧。在美国的文化研究中，身体是人们极其热衷的研究题目，但是这是可塑造的和社会建构的身体，而不是那个能够生老病死的物质身体。从后现代主义思想中出现的动物是无中心的、享乐的、自我发明的和适应性较强的。他听起来像洛杉矶媒体的经理而不是印度尼西亚的渔民。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普遍性，他们完全可以这样做：没有什么比他们羡慕的那种人目光更狭隘。
       后现代主义否认世上存在着作为社会生活的坚实基础的思想。“我们做的任何事情”，维特根斯坦写道，“都不能得到绝对和最终的辩护”。这个论述可以被看作是主要现代思想的基调。在一个残酷的原教旨主义的时代，这种关于我们所有思想的暂时性本质的观念——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至关重要的思想——是颇有益处的。不论这些理论有何盲点和偏见，与原教旨主义致命的自以为正直的观点相比，都显得逊色。然而它们可以成为原教旨主义极有价值的解毒剂。问题是接受了这种后现代思想的怀疑论便很难看出它在道德或形而上学的深层次上讨厌与原教旨主义交火的那一面，而这恰恰是需要直接面对的。确实，这可能总结了文化理论现在陷入的那种困境。后现代主义讨厌深入，后期的维特根斯坦确实也是如此。
       我们永远不会处于“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便不会有反思性的人类生活。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完全可能耗尽特定的思维方式。随着一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叙事的开始，伴随着所谓的反恐战争，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正在走向终结。毕竟是这种理论让我们相信“宏大叙事”是过去的东西。在后现代主义向我们提出另一种选择之前，“宏大叙事”一直是我们解释世界所依赖的囊括一切的描述。
       然而，这给文化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如果它要与雄心勃勃的全球历史交锋，那么它必须有自己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与其所面对的形势相比具有同样的深度和广度。它不能只是不断地叙述同样的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尽管这些题目是必不可少的。它需要冒险尝试一下打破令人窒息的正统做法，探索新的题目，尤其是那些迄今为止让它过于胆怯的题目。
       注释
       ①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Penguin Books Ltd，2004．
       [王晓群：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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