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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译／查　林　林贤剑
       信贷、价格、就业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念咒语般年复一年地重述着其荒谬绝伦的要求：俄罗斯切不可印发货币支付工人的欠薪，因为这会引发通货膨胀。外国顾问鹦鹉学舌般地复述着这一秘方，并以1720年发生在法国的约翰·罗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John Law"s Mississippi Bubble，约翰·罗是英国经济学家和财政金融学家，一度任法国财政总监，1716年在法国设立“通用银行”，滥发银行券。1717年创立“西方公司”，对北美密西西比等广大区域进行殖民计划。1720年因公司股票投机和银行券挤兑而惨败。——编者注)告诫俄罗斯。他们没有说明的是，约翰·罗最初注入的资金带来了就业和经济的景气，因为资金供应的初期效果就像是给生活在炎热土地上的植物浇水一样。
       印发更多的卢布支付给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这不会使价格相应地上升。在具有大量的未充分就业时，新的货币和信贷更有可能增加产出，而不是提高价格。新发放的信贷往往被用于物品的购买上，其中大多数是国内生产的基本必需品。
       经济极度缺乏信贷的政策证明是最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的。当高利率增加了生产成本，使经济越发依赖外国人时，情形就变得更糟。随着贸易赤字加深，货币就会贬值，进口商品就变得更贵，从而也就抬高了当地价格。
       这种经历已在世界各地一次次地重复。IMF的官员想必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紧缩计划的后果，既然如此，我们必须问一问，为什么这些计划还在继续实行?
       答案就是，既得利益者组成的共同阵线支持这些计划。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觉得货币贬值对他们非常有利，因为它降低了当地劳动力的国际价格。全球公司对此同样感兴趣，因为它使债务国保持了硬通货意义上的低工资成本。
       IMF所采用的逻辑来自于货币和价格的数量理论。该理论通常被简化如下：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M)，价格(P)将会上升，因为在货币流通速度(V)既定的情况下，就有更多的货币用来交换同等数量的商品和服务(T，代表某经济体的交易数量或国民收入)。初学经济学的学生几乎都是不容置疑地被教以如下公式：MV=FT。
       如果说这个公式乍看之下合乎逻辑，那是因为它是一种同义反复，根据定义而正确。平衡项“V”是人为的，而不论M、P和T是多少。当前的国民收入通常计算为T，而不包括资本收益，因为资产被排除在该公式之外!然后，该公式取决于物价指数了，而物价指数是基于有选择的购物篮内的商品和服务，但不包括房地产、债券或股票等资产。
       货币供应量的大小取决于其界定范围。最狭义的计算方法只包括流通中的纸币，加上银行的活期存款。随着信贷供应量的计算扩大到包括定期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和流动债券，货币供应量的界定也逐步扩展为Ml、M2、M3等等，最广义的界定则包括整个经济体中可为银行信贷或相关支付手段提供担保的全部资产。实际上，整个经济体的全部债务量都应该被计算在内。
       不幸的是，货币主义者往往对货币的这种信贷特征视而不见。他们同样视而不见的还有资本资产——证券、房地产和其他财产。这些都不被MV=PT公式所承认。考虑到现代经济中大多数信贷涉及证券和所有权的买卖，而非商品和服务，这种视而不见的错误就尤为明显。在美国，纽约票据交换所(New YorkClearing House)每一营业日经手的股票、证券和银行贷款的交易总量相当于美国全年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
       货币的界定越狭窄，其流通速度似乎就越快，以使总数达到与PT相等。由于居民、合伙人和公司进行的交易越来越多，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货币流通速度似乎在加快。当然，较多地使用信贷才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公司可以通过推迟付账而省钱。实际上，它们的付款方式包括向其供货方打借条。当银行接受这些借条并将钱款打入其持有者的账户而使之货币化时，这些借条便成为了信用票据。(否则，供货方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将这些未清偿债单记为“应收账款”或“欠款”。)但是，当俄罗斯的这些未结算账单大量累积时，这个国家被称为以物易物经济体。
       在这种背景下，以物易物这个术语是指所有不以现金结算的交易。这样一来，货币主义者要区分信贷经济与以物易物经济就变得非常困难，他们只好简单化地将私人信贷排除在其理论之外。事实上，货币数量理论没有认识到社会金融机构，而这正是俄罗斯当前应该研究的，以决定如何最好地构建其金融体制。
       货币数量理论可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的经济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休谟论述的考察表明，目前版本的货币数量理论只是对他所写内容的一种曲解。理解休谟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认清激发他写作的关切之所在：他反对如下信念：一个接受货币流入而使他国损失黄金的国家可以稳步地变得更富有。正是这种信念构成了许多重商主义政策的基础，该政策的目的在于吸纳尽可能多的金银到英国。
       休谟认为，这样的货币财富集中不可能发生。因此，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政策最终只会弄巧成拙。任何金银的大量流入都会迫使国内价格上升，使该国的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任何对最初平衡的破坏会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修复。
       事实当然是，英国确实越来越富有了，就像如今的美国正日益富裕而俄罗斯则日趋贫困一样，因为俄罗斯被剥夺了支付手段。由于缺少信贷上层建筑，俄罗斯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国家则必须支付高利率。与此同时，美国正基于世界各地储蓄产生的低利率，不断地强化其经济优势。
       所以，我们回到以下原则：只要仍有闲置的劳动力，并且只需增加信贷就可使其投入工作，则增加货币供应往往能提高产出。只有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发行新货币才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18世纪50年代，休谟的朋友乔赛亚·杜克尔(Josiah Tucker)就已经提出这一观点。他还警告，货币匮乏国家的居民将会带着其储蓄和技能移居到更富裕的国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指出，当货币供给越来越充分，利率往往会下降，从而支撑起更大的信贷上层建筑，并降低生产成本，使富国能出口更多的商品。利率越低，贸易顺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大，这与当前货币主义者提倡的高利率政策正好相反。
       休谟最终不得不承认杜克尔和其他同时代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承认，只有当一个国家实现充分就业时，货币数量理论才适用。但现代货币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些告诫。
       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是，各国输入黄金可以强化其领先优势，因为国际生产力、收益和支出将会两极分化，而不是趋同。英国可以保持贸易顺差，吸收全世界的黄金，而不用担心通货膨胀压力，只要这些黄金能被有效地用来
       雇用劳动力，从而创造更多的产出。事实上，充足的货币供应是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前提条件之一，正是后者推动英国很快地成为因蒸汽机在采矿业、纺织业、运输业和其他部门的应用而引发的世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因此，俄罗斯今天所经历的不是一种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人描述过，后来被称为大不列颠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至于货币主义，它是一种仅供外国消费的理论。美国一直以来都拒绝接受IMF的紧缩政策或信贷收缩。
       俄罗斯混淆了国内货币需求与外汇储备
       除了加强一种消极的政府政策之外，货币主义狭隘的硬通货信贷观有力地阻止了各国创建推动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所需的金融结构。结果就是普遍的通货紧缩。
       IMF糟糕的建议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在1998年金融危机逼近时，俄罗斯就是否偿付公共雇员的工资展开大辩论。许多工人已有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领到工资。据估计，全国范围内政府未支付的工资总计近20亿美元。
       俄罗斯向外国债权人，却不向本国公民偿还债务。俄罗斯中央银行将不得不印发货币支付工人的工资。当然，它实际上并非一定要发行金属货币。它完全可以给工人开银行账户。但IMF称，任一种选择都会引发通货膨胀。它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惟一办法是，货币供给要有同等数量的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的支持，俄罗斯可以通过出售其公共自然资源企业或以超高利率向西方放款者借贷来积聚外汇储备。
       例如，1998年12月，俄罗斯将其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2．5％的股权以6．6亿美元出售给德国鲁尔天然气公司，俄政府称，这会有助于填补预算缺口，从而使俄罗斯免于又一轮通胀性的货币印发。但是，根据外汇储备印发货币与为了满足国内需求(比如支付工资)而印发货币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这两种情况都创造了新的信贷，增强了消费能力。但通过考察，和独立地创造国内信贷相比，俄罗斯根据从全球放贷者和购买俄自然资源公司者处得到的外汇储备发行货币，看来更易于引发通货膨胀。大多数为偿付工资而创造的国内货币将在国内花费，从而会扩大国内需求。通过刺激生产，这有可能使俄罗斯逐步地走向以国内产出替代进口。
       相反，IMF对中央银行的贷款几乎立竿见影地推动了资本外逃。其贷款提供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以之参与货币交易，通过做空政府(bett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在本文中的具体含义即赌定卢布下跌。——译者注)而赢得一种零和游戏。同样，在货币主义政策之下，消费能力的增长来自资本市场信贷(通常是外国信贷)的注入。其首要效应是将抬高证券和股票的价格，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借外币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支付利息——当然，是支付外汇形式的利息。从而，硬通货哲学导致俄罗斯向世界投资银行家支付巨额的利息，以获取印发货币的特权，而俄罗斯完全可以自行印发货币。
       迄今为止，外国贷款的问题在于，它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外流。正如上述，俄罗斯银行和大投资商接到贷款后，就将他们的卢布转移到塞浦路斯、马耳他、瑞士、英属不列颠小岛、加勒比海和北美洲等离岸金融中心的免税港。与之相比，创造国内货币只有少量的资本外流现象。
       我们必须问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用纸币支付工资的结果将会怎样。其中将有多少花费在俄罗斯产品上?又会有多少花费在进口商品上，或秘密地兑换成美元藏到安全的地方?
       IMF的计划认定：俄罗斯的工薪阶层非常富有，以致于能够储蓄其全部收入，甚至可能储存为美元。但是，他们难道不是更有可能将之用于购买食品、家具及以耐用品的形式储存吗?考虑到他们的贫困和受剥夺程度，很可能只有相对少量的货币会以外币的形式储存。当然，一些储蓄将是美元形式。毕竟，俄罗斯人仍沉浸在1992—1994年亲眼目睹其储蓄被一扫而空的悲痛之中。但这种储蓄量将比较少，如此一来，工资主要用于购买俄罗斯制造的消费品，从而建立起一种凯恩斯模式的收入和支出循环，重新恢复国内的制造业和就业。
       俄罗斯经济崩溃持续的时间越长，俄罗斯人就越感到有必要储蓄。而俄罗斯坚持经济美元化的时间越长，这种储蓄就越有可能采取外币的形式。因此，俄罗斯需要鼓励更多地使用国内货币和国内银行存款。除非做到这点，否则，俄罗斯对外国贷款和美元储备的依赖将使它继续依赖于IMF。
       俄罗斯看来是惟一自愿采纳，而不是在金融困境下被动接受这一计划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冷战将其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俄罗斯几乎没有债务问题。
       维持卢布稳定是在补贴资本外逃
       根据IMF的说法，防止通货膨胀的方法就是稳定卢布的汇率。维持进口商品价格的稳定，限制了俄罗斯生产者提高物价的能力。然而，以借进外国货币稳定卢布的做法带来了巨额的外债。
       支持卢布的政策补贴了资本外逃，与没有该政策的情形相比，它使国内外投资者能够以其卢布换取更多的美元。俄罗斯中央银行动用外汇储备购进卢布，通常的方式是与主要大寡头创建的银行谈判达成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s，远期合约是在交易双方中，规定一方必须卖出，一方必须买进资产的交易。——译者注)。在这些合约中，央行同意在未来的一个指定日期，以与当前接近的汇率交付美元。
       由于卢布贬值，商业银行一再地从这些合约中获利，通过做空政府而扩大财富。多年来，签订合约，以一种低得不切实际的美元汇率将卢布兑换为美元，这对商业银行来说，是有赢无亏的买卖。新成立的银行通过以高杠杆的货币合约做空政府，一次次地使其财产翻番，尤其是在1992～1994年的恶性通胀期间。商业银行签订这些合约无须任何成本，而卢布对美元汇率的每一次下降都会带来收益。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通过提供贷款为有形工业投资融资，完成了其资本积累。
       IMF贷款收益被移交给这些银行以做空政府，从而为资本外逃提供资金。这些银行赚取得越多，它们将之转换为外币，存入自己的账户及由其控股公司掌握的也就越多。它们不是成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是成为问题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俄罗斯公共企业私有化的销售所得也没有投入新生产设施的有形投资。这些公司的大部分收益都被管理者攫取并转移到国外。甚至那些用来支付工资的钱也被转移到俄罗斯的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主要是进行货币投机和购买国债——而政府完全可以自行创造信贷。通过创造自己的货币，俄罗斯政府可以让国家预算摆脱过高的利息负担。但采纳IMF的建议涉及高利率问题，高利率将资源转移离开了直接投资、支付工人薪水和偿还供货商债务。
       叶利钦一丘拜斯政权下的俄罗斯金融政策的问题是，它以一种纯金融手段捍卫货币，而
       不是通过采取适当的方式使俄罗斯经济自立。仅仅以金融方式解决结构性生产问题的困难在于：任何借款都不会被投入新增有形投资。事实上，高利率将货币从生产领域引向金融领域。从而，金融稳定的短期性原则与那些需要调整生产手段的原则是相对立的。实际上，找不到清偿外债的合适办法只会导致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还存在借进外国货币的另一种方式：俄罗斯可以对出口燃料和矿产的公司征收租金税。由于这些公司正被卖给外国人，美国和IMF的计划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种选择，并推动俄罗斯以借款作为向其收益课税的替代选择。其意图是确保这些收益汇往国外。
       俄罗斯接受了IMF的哲学，即国内信贷需要以硬通货储备为后盾。而讽刺性的是，美国却在1971年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俄罗斯正被告知，借进以美国财政部国库券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实际上，这就是要求俄罗斯向美国财政部提供贷款。中央银行几乎没有从投资这些有价证券中获得任何利润，而俄罗斯必须支付接近50％甚至100％的年利率。
       高利率使储蓄不能转变成新增直接投资。事实上，其既定目标是给俄罗斯经济降温。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每当英国经济膨胀时，更高的进口需求就会削弱英镑。英格兰银行一直推行经济收放政策(stop-go policy)，提高利率以吸引足够的外国短期贷款，从而阻止汇率的下降。这很快抑制了商业扩张(经济高涨)。
       由于存在大量闲置资源，俄罗斯经济几乎不需要降温。高利率增加了国内外的债务负担，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又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简言之，高利率破坏了工业投资和就业的货币一商品一货币的循环过程，却促成了非生产性的货币一货币的食利过程。
       因此，货币主义的银行政策与工业信贷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毕竟，当商人可以通过金融操纵和货币投机获得更高的回报率时，他们为什么要投资这样的生意：雇用更多的劳工在工厂干事?
       创建工业导向的金融体制的必要性
       俄罗斯要最有效地利用其劳动力和资本，其实并不需要大量的外国货币。这个国家拥有熟练工人、技术、廉价的燃料和原材料，甚至还有低利率的选择权。要将这些优势转化为经济实力，它所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把握可供选择的金融动力和财政变量的范围有多大。简言之，俄罗斯需要找到另一种理论，以之替代其央行和财政部中的IMF货币主义信奉者所推行的理论。
       第一要务是采取一些西方迄今一直没有实施的做法。俄罗斯不仅需要为储蓄者提供一种储蓄载体(vehicle，就是储蓄机构。——译者注)，还需要提供其储蓄和支票存款循环投入新增有形投资的途径。这种储蓄载体将被授权为新的建设融资，即根据新建筑物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所带来的那部分财产收入，发放贷款。(在西方，土地的租金约等于全部租金收入的40％到60％)。俄罗斯要建立合适的银行系统，其发放的不动产信贷应不超过西方发放的一半。
       银行不能根据土地、自然资源和无线电频率的租金收入发放贷款，这一点很重要。若以这种租金为支付贷款利息作担保，政府则无法征收这种租金，并将之作为自然的财政基础。政府的征税对象将惟有劳动力和资本，而那些租金收取者(包括俄罗斯原材料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则可以自由地以其收入为担保，向债权人借款购买这些公司。因此，不能征收租金税将使俄罗斯陷入沉重的非生产性债务负担。
       要是俄罗斯将土地私有化，而不是靠租赁以获取租金的话，则生计无着的消费者将受到诱惑，以其住宅作为抵押获取贷款。那些不能按时履行义务的人将面临没收房屋以清偿债务的危险，这与俄罗斯将其石油、天然气和公共设施的特权转让给国内外债权人极为相似。以土地和其他自然财富所产生的租金收入作为有息贷款的抵押，将导致国际收支外流，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收支转移问题。俄罗斯人以国内卢布支付按揭利息，但银行将把这种贷款所得兑换成外汇，转交给那些已购买其控制权的投资者。按揭贷款的利息转化为红利，将使卢布面临持续下跌的压力。
       如果俄罗斯能够摆脱这种窘境，那它就可以盘活其众多的潜在优势。一直以来，这些优势大多数都被忽视了。事实上，如今看来具有讽刺性的是，由于担心竞争对手俄罗斯可能生产出比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价格更低廉的出口产品，美国国务院在1945年阻止俄罗斯成为世界银行和IMF的成员。美国外交官担心，社会主义制度在塑造其特殊类型的市场和避免食利者费用方面具有某些内在优势。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无须支付利息。因此，其资本是以零利息计入价格。(在西方，利息费经常是资本品和建筑物成本的两倍。)计划经济还往往不对土地或自然资源收取任何租金。这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租金价值在定价时视同免费。社会主义经济甚至不必承担一般的税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其国有企业实现了自给和自立。
       当然，俄罗斯需要承担官僚的经常性开支，很快地又加上了冷战的军费开支，而且，市场制约和管制平衡体制一直没有到位。
       自反政府干预的货币主义的里根时代以来，美国一直在破坏政府对财富的制衡。自由意志主义者正在抨击政府计划，然而在当今世界，各经济体都是计划经济。大多数商业计划都是金融管理者为榨取经济租金而制定的，也就是为不劳而获而制定的。这种不劳而获可以来自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也可以来自垄断权(包括公共设施和广播业的垄断权)。
       从而，一个突出的大问题是谁来做计划：是民选的代表，还是非民选的金融管理者?
       俄罗斯导向的财政体制将如何促成有利于增长的银行体制
       税务制度在决定谁将得到什么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IMF在美国的支持下，要求俄罗斯推进私有化，从而使国家两手空空。大多数收入都在寡头的掌控之下，并经他们之手转交给其公司的外国买主。俄罗斯劳动力被征税，由此而使尽可能多的非工资收入特别是土地、矿产资源和迄今为止的公共设施的私有化收入免于纳税。在这种情形下，俄罗斯国内市场高度萎缩，矿产加工业的国内需求极其有限。俄罗斯不得不出口燃料和原材料以获取外汇，以支付其日益上升的国际债务及利息。
       幸运的是，俄罗斯还有其他发展道路。创建财政体制的办法有两种。从历史上说，第一种办法就是向富人征税。毕竟，在低收入的经济体中，只有富人，除了基本需求之外还尚有盈余。从远古的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罗马到中世纪的欧洲和拜占庭帝国，财产税首先落在了最有形和最有声望的财产形式——土地之上。土地税也为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又称威廉一世，他1066年于伦敦西敏寺加冕为英国国王，开始诺曼人的统治。——译者注)占领英国提供了经费，就像它为法国和其他欧洲政权融资一样。
       然而，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反向动
       力。债权人贷钱生息。他们要求债务人承诺以其土地和农作物产量或其他租金收入作抵押——这些正是被典型地指定为税种的收入。土地收益被转化为利息，支付给债权人，最终，债权人经常拥有大量的土地。历史性地看，从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我们现时代的形成，土地就是这样私有化的。
       历史上，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理由，债权人乐意以不动产作为其贷款的抵押。即使在当今的工业化国家，不动产也是有形资产的最大组成部分(约占40％)。经过改进的房地产资本(房屋、办公大楼和工业产房)是第二大组成部分(30％)。到一定时候，房地产就变成“和盘托出”——也就是说，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以下程度，利息和分期付款费用吸收了房地产的全部租金收入。很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这种情况。其房地产部门经常根本没有任何税后利润，因为除了当地不动产税和建筑物贬值之外，所有的现金收入都被用来支付按揭利息。
       俄罗斯不需要这样一种银行将储蓄一再投入国内按揭市场的金融体制。需要这些储蓄的是俄罗斯工业。俄罗斯政府的职责是合理地收取土地租金，并以此作为其财政基础。
       这种财政政策将有两大好处。一是由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免税，它有助于将工业成本减到最少。
       二是阻止银行体制建立在按揭贷款的基础上，引导银行去发现新的使用该经济体储蓄的出路。这些储蓄可以贷给工业和其他资本使用者(包括新的建设)。将储蓄循环投入按揭贷款市场的西方模式，只会有助于抬高不动产和其他现存资产的价格。
       事实上，俄罗斯若是重蹈近些年日本和东亚深受其害的房地产泡沫之覆辙，那么将是一个灾难。经历这种泡沫之后，银行系统和货币趋向于崩溃，因为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下跌间接地淘空了银行系统的资产，而大量的资本外逃又恶化了这一现象。随后，这些经济体对外国人负债累累，不得不放弃它们的国有资产和企业所有权。
       认清西方如何陷入这种功能紊乱的金融泡沫，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这样俄罗斯才能知道预先避免什么。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FIRE)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将储蓄引向房地产和股票信贷市场以抬高资产价格。他们能够施加如此大的压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力资助与其臭味相投的政客。其中的教训是，俄罗斯必须谨慎，不要把上述经济权力授予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因为这将使它们能够扭曲市场结构，为其特殊利益服务。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还带头为美国商学院融资，并设立思想库作为免税的公共关系游说团，以之宣传其理论，描绘其活动是创造财富的，而非扭曲经济长期前景的。这种货币主义哲学是不容异己的，这恰恰是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非理性特征。为了取得一致性，经济学课程一直大幅度地削减，以致于几乎将一切重要的内容都排除在外。
       这种债务导向的哲学已经赢得IMF和世界银行行政管理者的支持，他们形成统一战线，建议俄罗斯接受西方造成的现实。为了扭转这一趋势，俄罗斯需要另一支理论团队。它可以吸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合适地提出好的市场制衡。
       这个国家仍然有机会去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它不是从中央计划的极端又摇摆到最野蛮的全盘自由放任的原始积累，而是建立一种国家与私有部门相互制衡、共同塑造市场关系的经济体系。
       在当前条件下，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租金税是俄罗斯政府可以征收的惟一税种。政府征收租金有巨大的优势，它能够以外币的形式征收，这至少适合于石油、天然气以及镍、铂等其他矿产的生产。该税种将使工业免于纳税。
       西方经济体允许金融部门征收地租，并以之作为向该经济体的储蓄者支付利息的基础。这些利息又循环地回流为新的贷款，由于不断地抬高土地价格、垄断价格以及股市价格，从而制造出经济泡沫。
       这样的储蓄循环模式很少会提高经济生产率，但它能使金融部门的一小部分人变得非常富有。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就是这样富起来的，他们不是通过工业规划以及提高经济生产率，而是通过金融操纵富起来的。
       [查林：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林贤剑：浙江省宁波市人才交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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