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应不仅局限于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研究，而且还应包括其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研究。但限于资料和笔者能力的局限，本文考察的范围为“二战”后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在日本，中国研究是其区域研究的内容之一，在日本区域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日本的中国研究内容之广泛、深刻、细腻是日本国内的其他区域研究，例如关于美国、欧洲诸国的研究所无法比拟的。有确切文献记载，公元284年百济国学者王仁将《
论语》、《千字文》等中国古籍带到日本，从那时开始，日本便揭开了解读和研究中国的历史，从那时算起，日本的中国研究已有1722年的历史。
“二战”后，在日本研究中国的组织中，除了一些专门的机构和学会，如日本现代中国学会(成立于1951年)、中国研究所(成立于1946年)、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前身为1901年成立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财务省中国研究会、外务省霞山会等之外，中国研究大多隶属于亚洲和东亚的区域研究机构，例如日本最大的区域研究组织——亚洲政经学会(内设机构包括中国经济学会、中国经营管理学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它成立于1953年，拥有会员1454人，从事中国(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研究的人数占其总人数的45．4％，其中从事中国大陆研究的人数占其总人数的35．8％，由这些数据可见中国研究在日本的亚洲区域研究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此外还有东方学会、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史学会以及许多大学中的一些中国研究中心等也从事中国研究。本文拟以专门研究中国的最大学会组织——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为例，对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进行考察。
在考察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之前，有必要对“二战”结束至今60年来日本中国研究的变迁进行梳理，以便更清晰地了解其历史。“二战”后，日本国内的民主化改革、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中国的成立等因素使日本战后的中国研究明显有别于战前以国家对抗为目的、为国家战略和侵略服务的特点。从宏观上讲，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期间日本的中国研究受中国的影响很大，用中国的观点研究中国问题是其特点，观点和中国比较一致，较缺乏日本学者自己的判断和分析。第二个阶段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到冷战结束，这期间中日恢复邦交，美中建交，中日间的交流不断扩大，信息渠道拓宽，意识形态对研究的影响减小。日本开始比较独立、全面、客观地观察和研究中国。冷战结束后至今为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剧烈，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日本的中国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是这一阶段日本中国研究的特点。下面具体介绍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中国研究的主要状况和特点。
一、学会的沿革
“二战”结束后，战前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东亚研究所、兴亚院等纷纷解体，但从事中国研究和调查的人员很快在1946年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并于1951年5月26日以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会员为主体成立“现代中国学会”，1993年正式更名为“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其成立之后会员不断增加，至今已经有会员近800人，在日本属于中等规模的学会，但在日本的国别研究中，这样规模的学会是绝无仅有的。
二、宗旨与组织
学会在成立后，由于成员的知识结构的原因，对中国的研究涉及各个历史时期，1993年学会更名为现在的名称之后，将研究的重点定为当代中国。目的在于将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组织起来，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日本的中国研究发展。学会采用理事制度，设理事长一名，理事若干人，理事长每两年改选一次，现任理事长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研究中国政治的著名专家毛里和子。学会下设关东、关西、西日本三个分会。学会的经费主要来自会员的会费、团体的捐助以及学会从出版物中获得的收入。
三、活动与出版物
学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学术大会，主题与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例如1951年第一次大会的主题为“新中国的文化特征”、1959年为“人民公社”、1967年为“文化大革命”、1980年为“转折期的中国”、1992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与社会主义的方向”、1999年为“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与21世纪”。学会除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之外，各分会还召开一至三次学术研讨会。学会出版年刊《现代中国》，刊登日本的中国研究的成果，是日本研究中国水准较高的刊物之一。此外学会还出版《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会报》，向会员介绍学会、分会的活动情况和中国研究的动态。
四、研究动向
学会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学、语言、历史、哲学、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进人21世纪，从学会年会的主题我们可以了解其研究动向，2001年的主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与国家自主性——新中体西用论”、2002年为“日中关系的新阶段——从摩擦走向共存”、2003年为“世界中的中国——威权体制、经济发展、地区差距、社会不稳定”、2004年为“东亚区域间的合作与竞争——现代中国研究的视角”、2005年为“21世纪的日中关系与中国的权力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2006年为“文革四十年与中国的现实”。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毛里和子理事长曾在1996—1999年组织过一个文部省的重要课题——“中国的结构变动”，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有不同学科的70位中国研究专家参加(这些专家大多是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的会员，但也包括来自中国和欧美的5位学者)，该项目下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环境、国际关系等7个研究小组，在2000—2001年陆续出齐了8卷本的《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系列丛书。这一课题的出发点是：中国真的变了吗?中国是否必然会走民主化和市场化这一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已走过的道路?他们的结论是：无论中国将来是采取西欧模式，还是采取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经历过的东亚模式，中国的历史、固有的传统、中华文明的魅力、本身的规模都决定了其将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任何国别研究都受两国关系的影响，日本的中国研究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世界格局、中国的变化、历史问题等对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来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所写的著作和文章，对短期或较长期的日本对华感情，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对华战略都起到过某种作用。描述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以及民间话语共同营造着中国的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日本人大多重视耳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如在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艺术史、中国戏曲、小说等方面，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给中国学界同行以深刻启迪。但我们对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的重视不应仅停留在这种借鉴上，还应更多通过对日本的中国研究进行再研究，透视日本社会、日本文化、日本人的中国观，以便更深刻地分析日本的中国研究。
[张利军：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