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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年夏季号刊登了大卫·莱布曼题为《现在之内的未来：一种坚实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七个命题》的文章。文章认为，必须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的积极经验和消极教训，从超越自发性的市场、在中央和地方、企业之间建立双向的全面协调制度以及充分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等七个最基本的方面来构想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所有市场并非都是资本主义的。但资本主义市场是总体化的。因此必须被超越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地把“市场”信奉为一种非社会的、非历史的、永久的和必然的抽象观念。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在左派的许多学术论文中也发现了“市场”意识形态的回响：这些论文把市场与它的特定资本主义历史形式混为一谈。这忽视了下述至关重要的洞见：市场经历了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的形式。这种思想把市场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末日审判式的意识形态。这种天启式理论意味着突然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以及一切与市场关系有关的东西。这是一种浪漫主义、最终是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减少而不是增加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因为它削弱了人们如下的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的，并且应该得到严肃的思考。
       资本主义市场拥有一种总体化(totalizing)的品质。这种品质不仅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一种坚实的(robust)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一切简单的(前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不同，当资本家的剥削运作起来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市场形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促使市场逻辑支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资本主义市场而不是“市场”侵入了家庭生活、私人关系、共同体生活(公民社会)，促进了具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市场所创造的现实是一种自然的或无目的的生活过程：不管人类的意志如何，事情都会发生。因此，那种现实促进了相应的意识形态：“你不可能改变人的本性”，“人对人是狼”等等。“市场”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异化和自然性(elementality)。但资本主义市场却是如此。市场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只能从政治上加以反对，即以民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指导原则来规范市场。
       2．20世纪的后社会主义经历包含基本的积极经验和消极教训，只有左派才能拯救这种经验
       俄国革命把左派一分为二。那些支持俄国革命的人——我也来自这个传统——认为，苏联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个决定性的缺口。然而，对这种突破的赞同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亲苏联的左派无批判地接受了苏联，同时放弃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理论方案的思想，放弃了能够作出独立判断的基础。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大国投入了相当多的文化、心理、信息、宗教和教育资源，创造出一种普遍的反苏思想体系，几乎创造出了如下基本范式：把苏联及其欧亚盟国与每一种可以想像的罪恶联系起来。对于那些亲苏联的左派来说，现在应该是承认文化孤立与对党和国家无批判的忠诚所带来的危险的时候了。不过，对于那些反苏联的左派来说，现在也应该承认，自己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主流反苏联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影响的结果。
       无论我们来自哪一方，当前的任务似乎都是清楚的。我们需要理解20世纪后资本主义经验中的一切东西，无论它们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并从中吸取教训；意识形态服从的氛围、对单个领导人的能力和人格的抬高、文化、科学和学术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官僚主义、极权主义、功利主义等等这些消极的东西都需要加以具体和历史的分析。然而，对于苏联的经验，我们研究不足的是苏联巨大的积极成就，尤其是在社会和技术上的成就。
       3．非市场的经济协调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它必须既是集中化的又是非集中化的。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民主的
       我们习惯于借助计划对市场、中央控制对地方自治等二元的对立进行思考。这种肤浅的做法常常取代了对真正重要的东西的严肃思考。我们是如此地习惯于谈论“苏联的中央计划”，以致这几乎变成了一种咒语。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在概念上还是在经验上，“中央计划对市场”这种对立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该对立之所以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是因为在苏联的历史上只有极少数产品和服务是由中央计划决定的。中央决定的平衡材料决没有超过1500种。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非常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大多数完全由计划决定的产品是在据说管理水平低下的地方企业中生产的。换句话说，有许多的权力下放了和去集中化了。
       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集中化的协调往往取代了更为去集中化的协调；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内在变化。资本主义中央和非中央层面之间的对抗越来越严重，它反映出发生在社会进程核心上的冲突。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事情则不是如此。当自发的协调被政治的协调取代的时候，各个层面——中央和非中央的——都产生了一种彼此共生的关系。简单地说，良好有效的中央协调是良好有效的非中央协调的前提，反之亦然。中央与非中央之间的相互需要是明确的：中央提供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即价格、规范以及决定产品需求和来源的一般结构条件；这种稳定的框架使非中央的单位能够进行计算、比较等等。由于取代了自然市场随意的统计混乱，地方企业和各种集体就对于主要项目有充分而清晰的信息。宏观协调而不是“市场”为真正理性的选择提供了条件。反过来说，只有基础稳固的微观活动才能产生出充分的可编辑的信息，即把地方和具体的知识转变成可以加以总计的数据。如果没有地方的大规模和参与性的协调，中央就脱离了现实，而且它的宏观数据就会陷入混乱。如果没有一种经过充分编辑的宏观数据表，非中央的集体就不可能知道如何提出和实施自身的协调计划。
       社会主义的目标一直是一种全面协调的制度。在该种制度中，中央和非中央的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管理的／创造性的／思想的劳动与日常生产劳动之间的分离逐渐消失。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如果没有中央的协调就不可能存在，但它绝不能仅被归结为中央的协调。显然，社会主义民主与缺乏中央协调的地方自治是不一致的。如果没有中央的协调，地方自治必定会倒退成自发的无政府状态(市场)或者专制孤立的单位。取代这种倒退的一种选择是全面、民主的协调。
       我们应立即废除如下思想：有一种单一的、独特的社会最佳状态。我们也能够立即认识到，一种准最优结果的参数将是派特·戴文(Pm Devine)所说的“协商的调节”的结果：各种工作集体、居民社区、教育人员、文化共同体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进行系统、持续的协商。在这里，我还可能要补充的是关于复合指标(complex indicators)或规范的概念。除了
       沿着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相同的路线所取得的成就之外，还可能有一些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成就，包括：消除不平等、建立与学校、地方居住管理机构、其他的共同体群体和组织之间的联系、关心环境、发展职业轮换和培训的制度与消除工作场所内的不平等、促进部门内外的技术技能分享。这份名单还可以扩大，但它已足以表明社会主义的计算和评价包含对巨大的人的潜能是否得到开发的评价。资本主义市场不可能利用巨大的人的潜能。
       新产生的图景是多层面、民主的协调，它把政治协商与复杂的计算和信息交流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各个层面之间的循环流动形成了一种准最优的和准连贯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则反映了地方的认知与工作集体对自身各种可能性的最佳评估；另一方面，中央协调、控制规模经济的能力避免了囚徒困境，并且实施了民主决定的长期目标和标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如下不可避免的问题：这能够起作用吗?它在技术上可行吗?
       在资本主义中，全面的协调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许多大公司还是建立了自己的内部网络：内部的信息沟通、总计、分解和处理体系。显然，逐步地把企业的内部网络接入到整个经济体的网络，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我认为前景是激动人心的。我曾经把这称为“经济协调网络”(E-Coordi．net)。它能够不断地编辑地方的计划创新，因此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中央的协调机构，都能够看到总的趋势；而且每一个人也能够不断地把价格和计划指数重新计算成具有准社会最优性的形式。如果必要的话，中央有权力和责任去干预和改变地方的主动活动；企业是社会财产，而不是其当前工作集体的私有财产。但是，多层面协调的“经济协调网络”体系消除了建议与批准之间以及“计划”与“执行”之间的巨大时间差；它变成一个能够把越来越多的工作者纳入到自身之中的连续过程。我再说一次，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尽管始终是没有完成的和不完全的，始终会受到纠正和修改。由于当前的信息技术，在多层面的进程中，所有层面上的协调都是透明和公开的，都在一种透明和严格公开争论的氛围中运作。有必要指出苏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公开性和一种真正争论的文化。在20世纪，苏联未能成功地既改造自身又保留国家权力，开放的思想、政治氛围和现代的计算、传播技术这两个条件的缺乏在其中起了多大的相对决定作用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每个人自己去判断。但是，我认为，很清楚的是，中心化的／非中心化的民主协调是否可能这个问题实际上仍未得到全面的研究。
       4．社会主义市场不是被废除的。而是逐渐消亡的
       到现在为止，应该很清楚的是，我倡导一种坚实的(mbust)的社会主义，它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用自觉、民主的协调或“计划”取代自然的市场协调，后者事实上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这是否意味着“市场”能够用命令加以废除呢?某些市场形式在社会主义内能够持续存在下去吗?这一点确实暗含在我先前的如下主张之中：市场始终是历史的环境，包括后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反映。
       始终让我感到好笑的是，一些政治经济学圈子中的人提出了“废除价值规律”的建议。废除“价值”或市场有点像要废除下雨下雪或引力规律。这种强有力的纠正行为通常用来与苏联共产党的糟糕记录进行对比。显然，苏联未能废除市场。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每一个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层——包括中国、朝鲜、越南乃至古巴的领导层在内——都开始意识到，市场关系的形式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会无限地存在下去。显然，必须等到更高的阶段(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开始之时，市场才会完全消失。此前我们显然必须与市场或商品关系共存；试图废除它们可能是徒劳的和破坏生产力的。
       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如下一般原则：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并且在早期的阶段上，从某些类型的市场结构到持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之类的一些现实继续存在。
       社会主义市场首先协调的是国家或公共部门与相应的个人生产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在农业、零售业和服务业中。社会主义经济核心在民主协调下进行运作，并且占据了著名的“指挥高地”：自发的部门受到各种强制法规的约束，也受到累进税的约束。这样一来，自然性的市场就不可能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可以提出的建议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自发的或非正式的部门越来越多地受到民主调节的控制，这是由于正在形成的政治共识和全面协调而成为可能的。剩下的自发部门就会越来越少。
       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著名讨论之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家有了不同的认识，就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在《哥达纲领批判》那段著名的话中，国家并不是被废除的，而是慢慢消亡的。即使最民主的国家，也具有镇压功能。要消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及其历史附属实体的一切权力、地位和影响，并且使之无法复辟，就需要国家的镇压功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认。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熟，镇压功能就逐渐变得没有必要。国家的消亡留下了公共管理机构。这种公共管理机构变得更加民主，并且经历了改造，但不会消失。我认为，很少有人相信未来属于孤立、不相往来的公社或者游荡在森林中的个人。民主不再以国家的形式进行演进；它日益存在于参与性的协调和协商机构之中。总之，国家留下了其最重要的遗产：高尚的、平等的和使人类有尊严的交往形式。
       因为某种原因，马克思没有就市场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但是，他本来应该这样做的!市场不是被废除的；随着社会主义生活的成熟和自觉、民主的调节的可能性的扩大，国家就慢慢地消亡了。但是，就像国家那样，市场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功能都消失。异化的关系使人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活，并且维持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积极的内容——地方的主动性、横向契约行为和责任——就是从这些异化关系中产生的，并且与新的、动态的民主调节和计划的现实融为一体。因此，我们能够用某种比“市场废除论”更精巧、现实和可行的东西来与“市场社会主义”加以对比。正是在最终和逐渐超越市场的基础被奠定的时候，像国家一样，市场在社会主义的成熟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5．官僚主义－极权主义的扭曲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然的。但对社会主义来说则只是偶发的
       资本主义借助市场的伪装把它的内在现实神秘化。但是，即使市场的伪装被揭穿，资本主义还是会穿上其他的伪装。因此，你只有尽力找到并且反抗折磨你的人——资本家。资本主义市场虽被取代，但用一种高尚的民主来取代它们，其基础的建设却几乎尚未开始。因此，对领袖的极权主义崇拜、官僚的功利主义和更糟糕的东西就填补了真空。回顾过去，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现在，惟一的关键是关于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之间内在联系的陈腐
       看法是非常肤浅的。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关系大概是这样：社会主义并没有导致官僚主义，而是暴露出了它。
       6．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那些令人类生命高贵的品质成为效率和生产率增长的前提
       关于人人皆知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社会科学家们不断重复这样的警告：当且仅当你愿意放弃某种效率时，你才能拥有更多的平等。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令人厌恶，因为按照这种法则它必然牺牲效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当试图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时候，社会主义似乎与人类自发的懒惰和自私相冲突，只有我们受到资本主义力量的外在强制时，我们才能充满效率和精力。
       但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要使生产力的潜力得以实现，就需要主动性、创造性、批判的能力和高尚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所有社会主义价值成为生产率和效率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这超越了资本主义效率一生活质量的平衡。最初，我们只能通过降低生产率水平来提高生活质量。从那种战略性的转折点开始，更高的生活质量——一个包括物质满足以及平等、团结和个人关系的丰富性在内的概念——成为更高的生产率、效率和增长的前提。
       如果这成为事实的话，那么一旦我们到达了那个开端，并且生活质量和生产率之间的积极联系进入到人们的经验和意识之中，严格地说，社会主义就是无法阻止的。中央的和非中央的决定之间、工作与闲暇之间、调节与自主之间的旧观念全都消失了。自发性不再导致分裂。工作集体的自主性不再会破坏稳定，不再导致自发的市场化和两极化。社会主义不再继续与人性的“正常”本质相对立。相反，“人性”现在自发地产生出共同掌权、集体性和分享。这些特性在培育它们的肥沃土壤中发展，理由很简单，是因为它们现在已经成为物质生产率继续增长和繁荣的必要基础。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现在兑现了承诺。这是社会主义一旦确立就不可逆转的关键。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达到了这样一种发展水平，由此进一步的前进就非常明确地需要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开始在工作者的自发活动中并且借助它们来建设自身的时候。社会主义不必再根据意识形态的信奉和动员来从外部加以建设。人们也不再觉得社会主义是一种永不休止的艰难奋斗。
       生产率一生活质量曲线的转折点是即将到来，还是一个遥远的希望呢?我们能够对它施加影响，使之更快地到来吗?那个曲线本身能够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吗?运动和斗争能够影响那个进程吗?当然，这些全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7．我们的构想越激进，它就更现实并且对当前斗争的潜在影响就越大
       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URPE)和其他领域中的许多进步人士、同志和朋友始终把他们的活动和精力放在下面这些眼前的问题上：建立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动员群众反对布什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的进攻，建立和重建基层的工会运动，捍卫公共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等等。他们是对的!问题始终是如何最好地完成这些事情。
       我建议，还要建立社会主义构想。当他们说“给予你们医疗保健，就会破坏激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种激进的构想进行反击：只有尊重和安全才能使人们能够运用今天的技术来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民主。当他们说“如果你们向财富征税，它就会逃离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这样进行反击：我们才是真正的有生产力的财富；他们不可能把我们转往海外。
       除了无数受过教育、高度个人化的人们进行有纪律的、民主的参与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为今天的问题提供解决之道呢?如果没有明确地击败那些以私人、两极分化的财富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特权，我们能够构想那种平等吗?不要再回避了：称它为社会主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为社会主义思想带来新的声望。我们就为一种正在演化、永远丰富自我的替代构想提供了前提，从而也为今天的活动分子的运动提供了新的支持。
       我们有能力认识到，团结、民主和自觉的社会组织是生产和人类继续发展的惟一可能的长期基础。人们尽管很难认识到这一点，但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会越来越多。内在性的障碍并不存在。我们能够做什么，最终就能做到什么。总之，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为它是可能的。
       [乔春霞：北京联合大学生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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