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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1世纪：公共社会学的前景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批判社会学家们应该少一点关注专业社会学的激进化，尽管那里总是存在那样的理论空间，而应该多留意培育公共社会学，以便扶植公民社会的各种机构。我们寄予公共社会学的批判性需求是如此之多，而它的前景如何呢?大量证据表明，在美国社会学家之间，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在支持这样一种正显露端倪的计划。
       这一计划的开端涉及一系列的政治态度。我们可以从最不激进的开始，这必然包括新创办的杂志《文本》，它总是传播与社会学相关的最好的并且最公开的研究。尽管该杂志还不广为人知，但它已经受到社会学家们的热情欢迎。另外一个公开交战的表现就是美国社会学协会行政部门的各种行动。它在其成员的坚决主张下，已经发起捍卫研究兴趣的运动，这主要涉及以人类主体协议为中心的研究以及各种特殊领域(例如性行为)方面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受到了议会内部和卫生保健服务部门的攻击。更进一步讲，它保护了那些因人权激进主义而被监禁的社会学家，如埃及学者萨阿德·易卜拉辛(Saad Ibrahim)。它还支持了国内外受到关闭威胁的各社会学系。
       2003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在许多问题上超出了它自身的集团利益。在起诉密歇根州法律学校一案中，它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临时法律顾问的辩护状；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它又表态反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种族隐私权法案。更加具有争议性但并不因此而有损其决定性意义的情况是，协会中2／3的多数支持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决议。成员们在投票时完全意识到了这给社会学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1968年，在反越战示威运动达到高潮时，一项类似的决议却被2／3的多数否决了。而在一项民意调查中，也只有过半数(54％)的人是反越战的，35年后，足足有75％的投票者反对伊拉克战争。所有这一切显示，社会学家变得对国家更具有批判性，更充分地准备好发出批判的声音。
       我们看到，不仅是集体的情绪预示社会学将采取公共的转向，而且经过权力分散后的学科结构也为面向多样性的公众作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如果对一些人而言，研究部门、期刊以及声望地位的急剧增加预示着社会学的分裂，那么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却为公众对话提供了条件并推动了其展开。研究领域内所作的有交叉而又内在一致的子领域间的划分一生物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工作与职业、劳工与劳工运动、种族与种族划分、犯罪与越轨行为、移民等等——就为社会学家勾画出了其所要面对的各现实公众群体的范围。重要的是要把某种潜在的一致性赋予这些不同的领域，从而更大的研究领域——文化、政治社会学、理论等——就能有其作用可发挥。对我们学科的最广泛的理解构成了这些更广阔视野的基础，这些视野是由我们的批判社会学所培育、支持、引导和重建的，如果你愿意，它们也就是我们学科自身的心脏，就是我们的集体意识。
       过去这些年来占据领导地位的分裂主义者(dissolutionists)更喜欢一种完全不同的学科，这种学科更类似于经济学，在那里规则和预设所形成的并不是散漫的集体意识，而是一系列单一的假设、模型、规范等，这是所有想要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必须加以接受的。经济学是沿着共产党的路线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的政治局规范着国内专业的方向，同时在国外传播着市场至上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选择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样一种集中的专制主义对于政策领域中的有效干预是有益的，因为在政策领域，权威性的答案是极为需要的。这完全不同于社会学中一系列交叉的研究计划。它非中心化的研究领域支持一种自反性，并鼓励与不同公众进行多样性对话。我们作为权力的仆人是没有多少效力的，但是在提高意识以及将私人问题转变为公共关注的事务方面，我们作为推动者和教育者则有效得多。我们的异质性更适合于一种公众的而不是决策者的角色。
       当然，使我们在政策领域的行动受阻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我们这一学科所具有的结构特征，而且还在于我们所负有的使命。美国政府对确保社会和经济权利——保障最低限度的福利、保护公民自由、减少种族主义、提高全民医疗福利、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感兴趣。或许，在地方水平上，由于地方当局对其市民的需要更加敏感，所以对社会学而言存在更大的干预空间。事实上，由于民族国家变得越来越没有社会责任心，变得更少关心公共职能而更多关注私人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与福利、关怀、教育、安全有关的责任就落在了地方政府的身上。这里是政策社会学更能有所作为的领域。然而，先将政策社会学的问题搁置一边，我们必须问，我们的使命是否过于远离公众，更不要说远离政府?我们能够发动起与公众的对话吗?
       低估差距显然是一种错误，而忽视我们的成就也同样是愚蠢的。比如，我注意到，美国社会学协会中新的劳工和劳工运动部门的创建以及加州大学劳动与就业研究所的建立给人们所带来的兴奋，而加州大学劳动与就业研究所在其短暂的成立时期，在劳工和社会学之间，围绕非常多的问题培育出了一种珍贵的合作关系，这些问题包括低于标准的工作条件、组织运动的策略、劳动市场的纷纭变化、家庭休假等，更不用说劳动中心所承担的教育角色。它的活力与成功因其受到的右翼智囊团和保守的出版界的敌意而显得更加突出。尽管坚定地战斗过，它还是成为了施瓦辛格政府的首批受害者之一。社会学家们转移到其他领域，很长一段时间从事与宗教团体、监狱团体、居民联合会以及移民群体的对话。因此，我们要很小心地避免将公共社会学简单地等同于其“传统”形式，就像国家报刊上所描述的零碎看法。虽然那些国家干预是重要的，但它们使广大的草根阶层或“有机的”的公共社会学黯然失色，然而亮度降低，重要性却不减。我们需要重视目前被边缘化和私人化的那些东西，通过把公共社会学带进专业社会学的行列的方式，从各个方面激活公共社会学。不言而喻，学生是我们的第一公众，而且，他们会把社会学带给其他公众，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公众，但是我们能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把公共社会学作为我们教育角色的延伸，把社会学直接带给不同的公众。就像学生可能一开始会拒绝我们的使命，结果随后却被它们紧紧抓住一样，学术圈之外的人们也同样会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与幽暗的学术圈完全断绝关系。政治学家们，比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西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01)，在一些社会学家的支持与怂恿下，发出了公民社会已经衰亡的警告，这一社会已经被政府、官僚和媒体掌控。但是，他们的结论是极其含糊的，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如果社会资本真的正在减少，那么可以确定，我们应该在这件事上予以支持。在此，我们确实应当认真思考女权主义者的成功，是他们把妇女从消极的社会群体变成了活
       跃的社会公众，甚至使她们准备为自身的利益长期斗争。作为社会学家，我们不但要培育出新的社会群体，而且要赋予他们正常的和政治上的价值。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把自由行动权交付给政府和市场，使它们以自己的要求来填补空缺。我们有义务扶植诸如穷人、失业者、被监禁者、乳腺癌患者、艾滋病患者、单身女性、同性恋者等等这样的公众群体，目的不是要去控制他们，而是扩大他们的自主权。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抛弃给进行管制的政府，而是要直接与他们打交道。当我们研究各种社会运动时，我们同时也就认可了他们作为一种公众群体的存在。我们应当更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与所研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的研究所产生的效果。
       如果还有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认为公民社会过于荒芜和贫瘠，我们不可能在其中培育出各公众群体来——那么，我想对他们说的是，我们一直求助的是我们自己的团体。美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存在强大而且独立的职业协会。固然，它们一般是在为自己的团体利益而斗争，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比如，律师在公民的职业化方面作了示范，使自身关注于人权和公民权的维护。这也可能只是一种公众关系的表现，掩饰了巨大的权力，即使如此，但它还是重要的。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产生与道德改革关系紧密，就像作为个体的社会学家常常是在道德之争中应运而生一样。职业化一直试图以科学的外衣为掩护，压抑道德的冲动，就像它迫使我们进入到各种轻视道德义务的职业。然而，尽管道德冲动可能被压制，被边缘化，也可能被束之高阁，被冷落一旁，但是它从未消失。无论何时何地，哪怕对它只存有极小的期待，它也会跳回我们的生活中。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隐含在公民的职业化背后的那些情绪在社会学中强烈存在着，并不断发展。过去当公众强大时，批判社会学却只是向内发展；现在则恰恰相反，当公众处于弱势状态时，批判社会学则转而向外发展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但希望还是存在的。
       在驳斥那些老爱唱反调的人时，我不想过分地摆出一种胜券在握的姿态。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还是批判社会学家，既被训练出来观察社会的积极面，也观察其消极面!在强调面临的机会与各种当务之急的紧迫性时，我们不应该忽略针对公共社会学的、来自专业研究者的持续的反对意见。这不仅仅是反抗的一代的问题，而是正如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所注意到的，问题在于专业派的这样一些内在倾向，他们想通过远离公众，通过盲目迷恋其知识的遥不可及来建立他们的社会地位。在专业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之间将总是会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共生的反对关系，批判社会学必须要适应这一点。
       三、真实的乌托邦：为批判的公共社会学而设的议程
       公共社会学的“批判转向”(critical turn)有两种极不相同的含义。目前，我们只是关注了其中的一种含义，即公共社会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是从解释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从学院到公众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公共社会学的必要性就来自这样一种“剪刀”运动——社会学的学科领域向左运动，同时领域更为广阔的政治学、经济学则向右运动。公共社会学的可能性则来自社会学与公民社会之间自然的联系，即它与公民社会的自发的关系。
       然而，“批判转向”还有第二种含义，即转向批判(a turn to critique)，这是一种公共社会学，它既是它所面对的世界所提出的批判，又要批判它所面对的世界，它追求超越现存事物，而不是支持现存事物。换言之，批判社会学不能赞同每一次的向外转向，也不能支持每一次的公民社会力量的加强。我们应该机警地意识到这种倾向：把公民社会与各公众群体视为本质上有积极意义的，总是抵制政府暴政和市场专制主义的邪恶势力。但公民社会很容易成为当权者和法西斯政权的武器，就像它很容易成为保护人权反对独裁的武器一样。它的扩张与弹性是必要的这一点对于反对恐怖主义国家的各种防御性斗争而言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更宽泛地说，公民社会可以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力量，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重复形成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认同。更严重的情况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会不断地提高公民社会的地位，其目的是为了让它成为各种公民责任的超负荷的容器，从而推卸掉与福利、医疗、养老、教育、失业、贫困、环境恶化等相关的各种责任，将它们都推给社会市场和志愿者协会。最后，公民社会产生出它自己的统治形式——种族分化、分散的性别领导权、各种琐屑的权力——这些形式都为自己之间的地位之争而叫嚣不已。尽管公民社会不是万应灵药，但可能还是最好的——事实上也是惟一的、可以让社会学家将他们的各种首创性的公众行动方案组织起来的领域。
       假定公民社会具有雅努斯(Janus)式的两面特征——既是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提高自主权的基础，我们需要为积极的干涉制定出规范的、制度化的标准。我们需要培育一种这样的公民社会，它不仅是强大的、自治的，而且还实现了民主的自我管理，能对多样化的利益作出回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渗透到政府自身之中的。我们需要使政府对公民社会作出回应，促进、改善和保护参与性民主的各种条件。这就是隐含在阿肯·冯(Archon Fung)和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的赋权参与式统治(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背后的观点，赋权参与式统治是一种活跃的、实行自治的公民社会模式。
       这就为一条通向公共社会学的批判性道路开启了议程。该议程从不同社团的共识开始；它审视那种共识，旨在形成各种可推广的原则；它大致提出一个易于理解的计划，以及可以被其他社团加以讨论的目标。换句话说，它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乌托邦(real utopia)，这是一个建立在现有世界基础之上的乌托邦。但是，该分析并不止步于此。它利用社会学的知识财富和它的科学传统进一步向这种真实的乌托邦追问了三个问题：这种乌托邦创始的条件是什么——它能否被移植?这种乌托邦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它如何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获得重生?这种乌托邦的内外矛盾是什么——它的长远发展轨迹是什么?在此，再次出现了如下的可能性，即专业社会学、公共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根据批判社会学规定的条件而令人激动地联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说，与真实乌托邦的批判性接触是目前社会学社会主义(sociological socialism)计划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把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置于其组织中心的社会主义的视野，它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所在，但是长期以来经常被人所遗弃，直到被葛兰西(Gramsci)与博兰尼(Polanyi)重新拾起。如果公共社会学想要带来一种进步的作用，那么它必须不断使自己对这样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视野作出解释。
       [单提平：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