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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图绘”是杰姆逊针对后现代空间问题提出的一种文化策略。空间概念是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核心所在，在他看来，特定的空间转换乃是正确区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有效途径之一。如果说时间是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主导因素的话，那么，空间和空间逻辑则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典型表征。
       在1988年发表的《认知图绘》一文中，杰姆逊依照列斐弗尔的方式，根据特定的空间形式把资本主义时代个体对空间的生存经验与特殊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并强调每一种空间形式又都对应着相应的再现领域。就像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那里的辩证法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生产出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形式，而每一种文化形式又反过来生产出自身的空间形式或特殊的空间再现体制。
       在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是无限等价和延伸的几何空间，或笛卡儿式的同质性空间，这一空间的出现是与启蒙运动分不开的，即对世界的非神圣化，对旧的神圣或超验形式的解码和世俗化，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逐渐殖民化，对欲望的非自然化以及欲望最终被商品化所取代，等等。
       第二个空间是与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相对应的一种结构断裂的空间。在那里，个体的生活经验与生存条件的正规结构模式之间总存在无法弥合的矛盾：如果个体经验是可靠的，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同一内容的认知模式是真实的，那它就是个体经验所无法捕捉的。现代主义就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的。
       第三个空间就是跨国资本主义或曼德尔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无深度的后现代空间，在那里，新的空间涉及对距离的压制和对仅存的空无或空地的无情渗透。
       杰姆逊认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空间转换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多样化空间中，场所只是在极为脆弱的层面上存在，它们被更为强大的抽象空间(如通讯网络)所淹没；空间经验的真实性不再与这种经验得以发生的场所相匹配，尤其是，社会空间和体验如今都已经被同质化和碎片化，我们再也无法获得对空间的总体性把握，身处后现代的都市空间之中，主体所感受到的只有一种空间的无方位感，一种身体与环境的断裂。杰姆逊挪用鲍德里亚的概念把后现代的这种空间又称为“超空间”(hyperspace)，并认为它是新近发生的空间转化的结果。杰姆逊说，“超空间”是一种仿真或拟象，其特有的作用就在于把日常生活周遭的现实世界加以“非真实化”。在这样的空间里，主体再也没有能力给自身定位，再也没有能力以感官系统组织周围的环境，亦不能通过认知系统测绘自身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
       杰姆逊还认为，对于这种超空间，主体的感官还未能找到与之相适应的感受方式，因而只能沉陷在难以言喻的美感经验之中。他选择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鸿运大饭店为例进行了分析，其神谕般的描述给人这样一种深刻的印象：后现代的空间就犹如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一方面以其超空间的形式折射、映现着都市世界光芒耀目、充满异彩的崭新风格，使我们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身处一个既诡谲奇异又富有梦幻色彩的感官世界，而另一方面，在这些浅层的形式背后，在这些以商品化伪装起来的虚假表象背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和历史现实的掩盖，对掩藏在超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销蚀。
       针对后现代空间的种种表征，杰姆逊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非中心主体已经无法在新的都市(文化)空间中定位自己，不能在认识上组织起他切身的周遭环境，也无法在一个原本可以图绘的外在世界中以认知方式图绘出自己的位置。因此，一种新的文化策略的可能形式就是提出认知图绘美学，这种美学将增强个人主体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中对自己的位置意识，用一种总体化的方式正确地评价这个世界，从而重新获得行动和斗争的能力。杰姆逊强调，认知图绘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的直接感知中来图绘我们个体与城市空间或环境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我们在想像中来认知性地图绘我们与“缺席的总体性”的关系。在杰姆逊那里，与“缺席的总体性”的关系其实就是个体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认知图绘的概念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个体对于城市空间的直接感知与个体把城市作为一个缺席的总体性加以想像性感知之间的辩证关系。认知图绘美学在掌握极其繁复的“再现辩证法”方面可以更加丰富和灵活，或者说，更有助于个体对其自身在全球性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提供一种具有教育作用的全新的“政治文化”。按照杰姆逊的理解，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就是后现代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因此，面对后现代空间，我们同样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评，来打开这一空间的意识形态封闭，通过揭示那被意识形态所压抑的东西来开启这一空间所蕴涵的革命性维度，那就是杰姆逊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
       [吴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