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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科学与社会》2005年5月号刊登了安德鲁·莱文对美国左翼学者、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大卫·施韦卡特的著作《超越资本主义》的评论，该书评结合施韦卡特以前的著作以及市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基本理论问题，评价了《超越资本主义》一书的得失。书评主要内容如下。
       1980年，施韦卡特出版了一奉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书：《资本主义抑或工人控制——一种道德和经济评价》。在此书中，施韦卡特描绘了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诸种情形。此后在1993年，鉴于共产主义的衰落、政治哲学和经济理论持续数十年的发展，他转回到经济民主，当时他的新著《反对资本主义》采用了这个概念。在该书中，针对专业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疑问，施韦卡特详尽地阐述了他数年前捍卫过的经济制度理论。尽管论证得十分中肯和极具说服力，这第二本书仍未引起广泛关注。它并未能改变“主流话语”，使其脱离我们今天称之为“别无替代”、当时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主题。我今天评论的这本最新的著作，其目标同时瞄准专业人土和一般大众。它代表了作者数十年持续反思的战果。至此，施韦卡特的论述可谓是精雕细琢，以至于他已能用令人叹服的明晰语言，屏弃任何数学的矫揉造作来阐述他的理论。人们期望施韦卡特的思想最终能引起广泛的关注，使其在政治和学术文化的主流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如果这个愿望成真的话，就只有那些顽固的视而不见的人才会信奉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别无替代”式的论点，罗蒂认为，我们应该停止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术语，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一个真正的实际运作的非资本主义经济是什么。
       在这本新书中，施韦卡特涉猎颇多。当“别无替代”思维衰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论再现时，此书涉及的一些内容将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施韦卡特对下面这些观点进行了重构和评价：资本家的利润是资本在商品经济中所作贡献的正当回报；它是企业活动的公正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回报；它的正当性是由资本家承担的风险决定的，并且它仅仅是分期消费的再补偿而已。这些立场被一一加以诊断、评价和分析。
       在本书中，就像在其他书中一样，施韦卡特仍主要关注于把资本主义和“经济民主”作比较。他认为经济民主，最好仍称之为“工人控制”，抑或“民主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更为完善的经济和道德基础。为了阐述这个观点，首先准确描述“什么同什么比较”是相当必要的。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资本主义是什么”，大家的理解大同小异，然而在现存文献中存在诸多令人混淆的说法，由此施韦卡特的分类虽然几乎不是原创，但仍是有益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一直没有被很好理解过。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典型。施韦卡特却从不这么认为。“经济民主”同苏联模式的主要区别是，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完全屏弃权威的分配机制。因而，它事实上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市场在经济因素的配置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并且在财富形成和收入分配上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而本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作者在抽象层面上展示了该体制的明晰模型。这就使得人们能够推测该体制在经济上如何运作，以及它如何体现正义、自由、团结等诸如此类的价值。
       既然“经济民主”并非客观存在，那么施韦卡特对它的论述，就不可能像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一样建立在观察现实经济基础之上。在“无可替代”主义阵营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承认一个更加公正和有效的经济秩序并非不可想像，他们甚至承认这种想像已经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受益匪浅，并且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产生了极具吸引力的模式。然而，他们可能会坚持认为，这些模式建立在与人性不相符的利他主义的抑或合作主义的基础之上。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也承认人性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他们坚持认为人类只有在废除了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政治组织的国家形式之后，才有可能改变人性——这恰与赞成资本主义的人们所持的观点相反。然而，施韦卡特对于经济民主的论述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他事实上承认资本主义支持者关于人性的看法。因此，对他来说，阐述经济民主就变为展示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理性、更加公正的世界，论证它可以通过经济制度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变革来达到，他甚至认为赞成资本主义的人们关于人性的看法是正确的。
       由于经济民主只能被想像，有根据的(但通常是没有确切结果的)推测就必定要代替报告式的描述。这样，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天赋去论述经济民主的制度安排，应该是极具诱惑性的。但施韦卡特极力地抵制了这种诱惑。他努力把他的推论建立在现实之上。在此过程中，他对世界经济进行梳理，以求找到经济民主模式诸因素的中小规模的近似体。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施韦卡特简要地思考了当代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并更多地思考了现存的合作主义运动。就其研究的目的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的“蒙得拉贡”合作经济组织。最终，从对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或类似于社会主义)实验和后共产主义经济的经历的思考当中，施韦卡特确实部分地证实了他的论点。
       这些论点在抽象的层面上得以表达，因而它适合于模式与模式之间的比较，而不适合模式与观念之间的比较。因此，施韦卡特乐此不疲地论述了经济民主的经济机制、政治机制如何运行，以及二者如何协调运作。为此，施韦卡特探讨了经济民主中的私人企业的角色和性质，以及构成该制度框架的“公共部门”的组成模式。他对于银行、私人和公共储蓄的角色的论述极具启发意义；他对于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的论述同样如此。施韦卡特的论述还经常引用数十年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思想精髓。凯恩斯论述的目的在于资本主义自救，而施韦卡特则想完全超越资本主义。但是，这个差别并不妨碍施韦卡特借鉴凯恩斯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施韦卡特复活了几乎销声匿迹但曾经盛极一时的左翼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传统。
       为经济民主在效率上的优越性辩护，仅是其论证的一个部分。从道德层面构建经济民主的优越性，也是他要研究的问题。《超越资本主义》以多于1／3的篇幅用于此项任务。施韦卡特对资本主义罪恶的论述准确而又切中要害。他的讨论涉及的其他方面有：资本主义经济造成巨大的严重的不平等、失业和过度工作，民主治理在资本主义经济安排中被限制以及资本主义所有制促成生态恶化。施韦卡特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尽管几乎没有新意，但他的总结性说明是很有益的。他的阐述清晰说明了，资本主义在此类问题及其他问题上进展不大的原因以及为什么经济民主值得被期待，会做得更好。
       施韦卡特对于资本主义向经济民主过渡的论述低估了从我们今天所在之点到他认为我们应该达到之点的难度。按照他所说的，在和平的甚至是毫无痛苦的过渡的条件下，构建一个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经济民主制度的任务，就转变成了展示的任务，向大多数人展示生活在他倡导的机制里是多么的美好。似乎是为了使他的观点更加现实，他建议的政策是，应保证不劳而获的个体仍能持续一代或几代从其前辈的投资中受益。施韦卡特的目的在于确保每一个人，无论是该制度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都能够出于自我利益支持经济民主。
       这确实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施韦卡特对于革命力量的论述，像马克思一样，集中于物质利益而非道德关切。不管怎样，随着早期工业资本主义中的无产阶级即“除了锁链以外别无所失”的工人阶级的消失，缺乏革命主体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即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对立模式的一个棘手的难题。施韦卡特关于向经济民主过渡的理论正奠基于此问题之上。显然并非出于对马克思传统的忠诚，施韦卡特厌恶称自己为一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但是，为了迎合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事实上更加接近了那个立场。我认为施韦卡特明确地接受乌托邦社会主义才是明智之举。当然，施韦卡特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非正义不理性的确使人人受其害。这一贯如此。甚至连马克思也认为，不仅仅是工人，连资本家也深受其害。马克思很可能会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将会更幸福(幸福并非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也是物质层面的)。但是，从马克思所阐述的理由来看，要构筑一种能够引起经济结构革命性变革的推动力量，仅仅用物质手段满足人的一般利益是不够的。人们的鼠目寸光使其无法置其非理性的短期利益于不顾。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存在一个在社会之中又不属于社会、自发的产业工人阶级，它确实可以被短期物质利益动员起来，去进行长期斗争以打破其锁链。马克思证明，它这样做的一个附产品将是全人类的共同解放。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进剥削他们的制度之中，并且因为当今世界也不存在一种与经典无产阶级在功能上类似的力量，所以施韦卡特别无选择，只有明显地诉诸道德考虑。无论好坏，“乌托邦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的、甚至人类的惟一希望。
       总之，在本书中，施韦卡特比他早期的论述更令人信服地向世人展示，的确存在资本主义的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