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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刊《批判社会学》2005年第5期上，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就迈克尔·布若威的《公共社会学的批判转向》一文发表评论性文章，针对布若威所呼吁的公共社会学，他指出关键在于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进行跨学科研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987年，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其极具影响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他在该书中认为，曾经有人数相当多的一群知识分子积极地寻找过“公众”。雅各比的目标是要把批判思想带入公众争论领域，作为一名历史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他深入地探究了近期的历史，旨在表明公共知识分子曾经参与过美国人的生活。“公众”这一术语，就其现代的含义来说，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一场著名的争论，当时这场争论发生在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之间，围绕着直接的、参与性的民主在高度复杂的工业社会里是否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展开。在李普曼影响深远的《公众舆论》一书里，他认为，当今是一个专家时代，公众的重要性仅在于对专家有时候显得独断的权力进行检查。在其回应性文章《公众及其问题》中，杜威承认只有在小规模的城镇或社区中，真正的民主才能繁荣，因为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繁荣发展的公民社会，至少存在这种发展趋势。后来，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又重新拾起这一主题，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他经常评论到，民主的危机就是公众正在消失所导致的。米尔斯在对劳工运动和白领工人的主体作了考察以及对由三部分构成的权力精英进行了里程碑式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知识分子在抵制毫无约束的集体权力中有着独一无二的、决定性的作用。对杜威和米尔斯来说，知识分子必须在促进积极的公众的形成方面扮演一种关键性角色，这种公众是有能力作出影响自己生活的重要决策的。通过他们对书籍、文章、公共演讲以及大众媒体等的介入，知识分子可以清楚地表达出与主流的保守意见不同或者相反的价值与认知，以此来影响公众的讨论。
       雅各比痛惜知识分子向学院化的后退，痛惜知识分子的职业化。但是，他还是呼吁“公共”知识分子的复活。不过，雅各比眼中的知识分子只是那些研究影响历史进程的宏大主题的白人，他把女性、黑人和同性恋知识分子留给了特殊的领域。
       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呼吁建立公共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主导方向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因为社会学的主导方向与经济学和政治学是一致的，而经济学和政治学已经失去了其批判性，更不用说公共的社会科学，它们已经成为权力的仆人。然而，如他所言，社会学与经济学和政治学相比有着更大的多样性，相较于其他学科，它更多地保留了一种科学的和批判的维度，在其他学科中，几乎毫无例外，其封闭性已经使它们的忠仆远离了与公众的积极互动。布若威针对社会学中的两块显而易见的飞地发表了某种宣言：他从自身开始对激进社会学提出了告诫，因为社会学家变成了研究后期资本主义的各种怪异现象的学者和分析家，从而无意间增加了学科的专业化，却没有找到一种相应的政治实践。他暗示，社会学家对于主流观点的火药味十足的反对只是带来了一长串的“挫败”，这些挫败是整个这一学科都遭受到的。接着，他批评了那些执迷于默顿计划的社会学家，批评他们优先考虑的是那种给该学科的知识积累给予零星补充的工：作。他还批评了那些热衷于社会政策的社会学家。和激进的传统不同，在他倡导公共社会学时，他为专业化的、“科学的”社会学和政策研究对社会知识库的“积极”贡献作了辩护。
       布若威想要终结激进社会学对该学科的攻击，但他也想扭转社会学的这种向内的发展方向。同C.赖特·米尔斯的计划相一致，他要求这一学科面向美国社会的“多样化的公众”，以便“扶持公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公民社会包括哪些内容?它是葛兰西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或杜威主义的概念所揭示的那样吗?对此，布若威明智地不予置评。在其文章中，布若威坚持了激进社会学对如下意图的批评，即想把社会学改变为一系列的政策研究，这种意图几十年来已经渗透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各个方面。但是，他想找到充分的共同基础来说服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的研究者，使他们相信激进不再意味着贬低他们的贡献，而只是重新定位他们的方向。一方面，这是一项旨在“和平共存”的计划；另一方面，是为了给批判理论所具有的揭露一切的热情引入一种“积极的”维度。
       然而，布若威的文章中所缺乏的是一种背景的分析，美国社会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再主张社会实践主义，也不再承担起为其经验研究指明理论方向的义务。这种转变受到了冷战的深刻影响，它使知识分子陷入二难选择，要么倒向西方，要么冒着该学科被灭亡的风险。那些拒绝以任何一种形式为政府服务的知识分子或者被指责为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被指责为是为个人私利从事学术研究。由于保守派的联合阵营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恢复了其向前发展的力量，所以很多批判社会学家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潜意识转向了教学和其他各种研究上，这种教学和研究仅能在他们自己的学术圈子内被接受。而这又是与人类以及人文学科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相一致的。
       对于布若威的呼吁，我的主要关注点是，我相信在不放弃学科界限的前提下，人文学科绝对需要模糊化。为此原因，我坚持认为创建一种公共社会学的意图是方向错误的，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该意图应该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手段，之所以要这样认为，不是因为它以公众为目标，而是因为它的专业化定位。为了促进公共知识分子计划，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必须自觉审视其并不牢固的基础，直面知识分子的各种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大多数与那些被超越的、源自其重要创建者的传统有关，比如，将社会理解为一种社会事实，主张方法论优先，坚持如下根深蒂固的理论谬见，即否认观察渗透着理论这一基本常识。我们都知道，按照上述转变和其他转变，社会学理论已经以一种更高的形式将自身转变为了社会理论。例如，作为一名理论家，我在写作与教学中吸收了各种完全超出“正统的”或当代社会学典范的资源，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我确实不希望剥夺我的学生在社会学之外获得更广的和更深的社会理论知识的机会；另一方面，坦白地说，除布迪厄(Bourdieu)、吉登斯(Giddens)、图雷纳(Touraine)和少数其他优秀者外，美国的社会学几乎放弃了理论。如果把标准放宽一点，这里我需要提及的例外也只有弗洛伊德、乔治·卢卡奇、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以及哲学家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尤根·哈贝马斯、路易斯·阿尔都塞，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经济学家卡尔·博兰尼，哲学家德鲁兹和加塔利(Guattari)、德
       里达、德波娃、萨特、朱迪斯(Judith)和温迪·布朗(Wendy Brown)。事实上，美国社会学在知识上的主要问题是，它已经放弃了哲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社会心理学，尽管后者在情感社会学领域表现出了某种谨慎的回归。而社会学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是描述性的，不是学理性的。当我们的理论规范在女权主义者、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后康德主义者、后黑格尔主义者的思潮中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不恰恰是反思这些学科概念本身的时候吗?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就是成为了社会理论家的哲学家，韦伯是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杜克海姆是民族学者，而齐美尔(Simmel)是一个哲学家(我们姑且不说那些被忽视了的人物：斯宾塞和托尼斯，他们都不是“社会学家”，但他们和齐美尔一起对20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学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哲学已经分化为伦理学和研究语言和心灵的分析哲学，除了一些导论性课程和一些受雇于顶尖的哲学系、用来装点门面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还关注社会与政治，哲学已经放弃了对社会与政治的研究，由于经济学已经成为作为中介的数学的二级学科，由于政治学已经成为一门政策科学(可能有少许例外)，所以，建立一种人文科学计划的时机可能即将来到，这一计划是以批判社会学、美国政治学与政治理论中相对进步的思想以及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领域出现的批判性理论传统的遗产为基础的。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学这一或许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反思性的学科，已经紧随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快速变化的“第三世界”的都市化与工业化的发生而遭受了严重损失。今天，它正在转变为社会理论，旨在帮助塑造一种新的未来。
       布若威正当地捍卫了美国社会学协会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当然与其说赞成其立场所蕴含的实质，不如说是赞成其所取立场的恰当性。但是，他所提的建立公共社会学的建议令人奇怪地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政治问题是绝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公共社会学计划的一部分将需要对该学科所默认的那种国家主义进行一种棘手的重新审视。当然，如果社会学的公共性不会流失为狭隘的地区性的话，我们是需要支持这种审视的。
       简而言之，我们迫切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重生。我们有必要通过跨学科的会议来探索公众圈，探索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含义与实践意义，探索干涉计划。布若威已经迈出了让人钦佩的第一步。即使他走的不够远，也一定会引导我们前进的步伐。
       [单提平：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