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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社会学协会前主席、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在2005年第3期的《批判社会学》上发表了题为《公共社会学的批判转向》的文章，在社会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作者在该文中大力提倡建立一种公共社会学，以克服原有批判社会学所存在的与社会相脱离的缺点。文章内容如下。
       重读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社会学”(radical sociology)，人们一定会强烈感受到它那执着的学院特征，这种特征既体现在它的分析风格中，也体现在它真实的疏离性中。它只是它所要征服的这个世界的一面镜子。对于社会学中所有的激进主义而言，其直接目标都只是社会学自身的改变，而不是社会的改变。我们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轻蔑地谈论的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唇枪舌剑，用词语制造着革命。使我们着迷的理论，不是来自活生生的经验，或者说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es)的共同的感受，而是来自我们抽象研究中的矛盾和反例。那些赞同我们重建马克思主义，赞同我们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观众不是历史的主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而是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他们所声称代表的世界。女权主义是例外，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曾写到，女权主义是“第一种捍卫其研究者利益的理论”。
       固然，有些激进主义社会学家在公民社会的潮流中从事着政治工作，但只是为了填补把政治工作和学院工作分开的裂口，那种学院工作只是一种对马克斯·韦伯在政治与科学之间所作区分的讽刺性的注解。这种政治行动原本是批判社会学后面的隐性的动力，但是它却很少真正给予批判社会学以动力或方向。本文的目的在于把这股隐性的动力彰显出来，替它命名，为它辩护，使它发展，并且把它扩展到公共社会学中。本文的观点是，批判社会学虽然是一种专门的学说，但是应当更加关注提升各种公共社会学的地位。
       社会学的五十年：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
       如果我们这里的描述是具有代表性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社会学”的任务不是要形成一种具体的视野，来抓住下层阶级的想象力，激励他们的意志，而是要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究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回顾盛行的见解，我们曾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而社会学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在向学术圈中的其他人进行呼吁时，我们有时甚至相信我们就是那个将要创造历史的阶级，或者说它的一个部分——要么是埃伦莱克(Ehrenreich)所讲的“专业化管理者阶级”(professionai-managerial crass)，要么是通常所说的普遍存在的“新阶级”(new class)。这具有相当的讽刺意味，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行为就像一般平庸的学者，搜检着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后继者)的著作，指望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我们以《资本论》和其他代表性文本作为参照，审查了资本主义走向自我解体的趋势。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根本原因吗?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达到了何种程度的不稳定?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包含了这些危机，同时，它又是怎样压制了阶级斗争?政府与统治阶级之间是什么关系?统治阶级还在进行统治吗?进一步追问，阶级究竟是什么?它们可以被观察到吗?当人们彼此相遇时，他们怎样获得对彼此的认知?或者更具体些，人们怎样才能超越马克思关于阶级结构的两极概念?关于中间阶级(middle class)的“中间”指的是什么意思?进入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是如何再生产出来的?谁生产了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意识形态，这些观念又怎样为被统治者所接受?教育的功能是什么，是社会流动的手段，还是为阶级屈从所作的前期准备?马克思主义者能将父权制纳入他们的阶级分析中吗?或者，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联姻是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命运悲惨的?种族仅仅是划分工人阶级，或者是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方式吗?白人与黑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阶级联盟?种族能否还原为阶级，或者说种族是否要求它自身的理论框架?这些问题曾在莱文(Levine)的文章中被重新提出来，使我们耗掉了为一个新的世界所拥有的激情。
       毫无疑问，头等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是在为自己而写作——我们热望生产出，用迪克·弗拉克斯(Dick Flacks)的话说，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学”(socialist sociology)。我们上演了两面出击的好戏，目的是把社会学替换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前者进行尖锐地批判，对于后者则进行创造性重塑。我们的努力很大程度上迎合了阿尔都塞所推崇的“理论实践”(theoreticalpractice)——他曾经试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法国共产党中那种斯大林式的缺点中解放出来。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此地重视观念不是很奇怪吗?奇怪的是，我们却几乎没有花多少力气去说服学术圈之外的人们相信我们观念的力量和有效性!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过去也许不像我现在所说的这样荒唐。一个小的历史背景(Iittle context)就能说明这一点。世界曾经被点燃过——从墨西哥到北京，从柏林到东京，从马尼拉到汉城，从伯克利到巴黎，学生运动曾经对权力的大本营进行过强有力的、甚至经常是暴力性的袭击。当时是这样一个时代，公民权利抗议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展开，反越战团结运动在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和外部展开。这—时期属于布拉格之春，属于雷占斯·德布雷(Regis Debray)、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妇女运动与大量的体制在斗争。美国社会学协会(ASA)没有逃避：好战的黑人、西班牙人、妇女、主张解放的社会学家们都要求加入协会并选举其代表。当时正产生着一种新的秩序，它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主流社会学的凶猛抵制。70年代的激进主义社会学家们一直试图切入发生在实践中的理论中去，一直试图理解孕育着其反对者的世界。当时，我们只是在大学——这个知识社会的权力堡垒——进行革命。
       然而，社会学还处在以救世主自居的教授会的掌控中：当犹太人居住区被焚烧，汽油弹四处横飞的时候，他们正在庆祝着美国不朽的美德呢——它的自由民主、它的开放性、它的经济活力、它的影响，他们把美国模式称赞为“第一个新的国家”。在受过结构功能主义的教育之后，这些说教的社会学家们自视为价值舆论的卫士，阶层理论的发明者，纯粹非理性集体行为的揭露者，主张种族融合与性别角色互补的神父，当然，也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传道者。正如阿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同等卓越的批判社会学家——所揭示的，社会学已陷入了深度危机，因为这一学科中的各种理论假设，它的先导理论都已跟不上其所要
       理解的社会的脚步。古德纳声称，结构功能主义的好日子要到头了，他无疑是对的。
       对战后社会学的激进抨击令人吃惊地成功。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主流社会学中的一道道战线都沦陷在各种攻击力量之下：阶层分析让位于阶级分析和后来更为广泛的不平等性研究，自由民主的条件让位于关于政府与革命的研究，适应工作的社会心理调节让位于关于异化以及劳动性质发生改变的理论，生物性别(sex)角色让位于社会文化性别(gender)领域，价值观念的一致通过学校和媒体而被统治意识形态的分散化所取代，非理性集体行为转变为社会政治运动。当旧经典失效后，旧堡垒坍塌，新堡垒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经典的一个部分，而杜克海姆(Durkheim)和韦伯(Weber)被给予了激进的解释。首先是女权主义，然后不久是福柯(Foucault)敲响了时代的大门。
       在许多人看来，社会学过去似乎正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实际上，它在不断改造着自己，纵使是在我们的促进之下。在一场几乎察觉不到的关于地位的斗争中，处于危机中的社会学只是通过有选择地向激进社会学靠拢而重新确立了自己。因此，这种结果与我们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距离太远了。实际上，甚至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早已经从社会学词库中被删掉了。固然，主流社会学已经饮下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这剂近乎致命的药。但是它并没有死，它只是噎着了，结果呕吐出大量的批判性成分。我们已经受到警告。从一开始，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批判理论家就对那种只在自己的领域与资本主义科学竞争、冒着失去批判视野的危险而使可能世界屈从于现实存在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科学只是问题所在，而不是解决之道。由于回避关于目的与价值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是，它恰恰在重新确立那种它从前所批判的统治地位。福柯因预示了知识与权力之间那种铁一般坚固的联系，声称终结了科学。这迫使激进社会学采取守势，陷于一个远离了它的历史行为主体的黑洞，并被吸纳进学术规训(disciplinary practices)中。
       批判理论家们和后结构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放弃其目标，但是他们确实丢失了社会学曾经所获得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证明自己是社会学的拯救者，而不是其掘墓人，但是新学科还是取代了结构功能主义及其被神圣化了的后继理论的旧捍卫者。反过来，它以对这一学科现状的不满证明了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听到了关于社会学的解体、它内在的不一致性、它的碎片化以及它缺乏中心的种种说法。我们一次次悲伤地听说这一学科处于令人遗憾的状态，例如，在斯蒂芬·特纳(StcphenTurner)和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的《不可能的科学》中，在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1rving Louis Horowitz)的《社会学的解构》中，在斯蒂芬·科尔(Stephen Cole)所编的论文集《社会学怎么了》中。在《社会学怎么了》这一论文集中，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抱怨这一学科的政治化：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把政治与科学分离，但是，新一代的学者并没有学会如此。特纳兄弟重写了社会学史——现在社会学成为了不可能的科学。从一开始，它就因力量太弱而根基不稳，缺乏资源和赞助，并被各种公众辩论所淹没。现在早已远离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那种必胜信念，当时，默顿(Merton)、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斯托弗(Stouffer)、帕森斯(Parsons)以及希尔斯(Shils)可是视社会学为新时代的科学!
       被取代的那一代社会学家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因为经由他们之手，社会学已经摆脱·了它的单一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所有的一切都受控于一种少数几个精英学科之间的私人关系，此外，这一模式是宏大理论与抽象的经验主义的混合物，而“中层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把二者都付之一炬了。从那之后，伴随着相关的期刊、研究部门、奖项等的急剧增加，美国社会学协会就经历了一种民主的分权过程。对于那些失去控制权的人而言，这是一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它使科学发展所必需的观念一致被瓦解，因而预示着社会学的衰落。那些带有政治意志的过去的捍卫者试图扭转形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他们试图发动一场重新集中权力的运动，重新获取对期刊的控制权或建立新的期刊，支持精英机构的要求，摧毁美国社会学协会中的民主代表委员会，取消持不同观点者的教职，设计新的霸权性研究计划(这些计划以量化理论或理性选择理论的至高无上性为基础)。一切都徒劳无功。这些过去的捍卫者没能经受住失败的考验。而被批判社会学养大的新生一代，他们紧握住支配权，拥抱着民主分权，拓宽了通往少数群体的大门，深化了参与程度，并且开始着手建立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学。
       如果说，隐藏在20世纪70年代“激进社会学”背后的动力是要赶上一个我们认为孕育革命变革的动荡世界，那么今天的形势正在翻转。世界的脚步落在了社会学的后面。现在，问题不在于要改变社会学，而是要改变这个世界。借助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在过去的50多年中，社会学已经从一种肯定现状的“意识形态”变为一种威胁“现存秩序的纽带”(the bonds Of the exist-lng order)的、有点类似于“乌托邦”的东西。不仅是社会学变得更为“激进”，而且世界也变得更加反动(而且在使其暴行合法化方面变得更加阴险狡猾)。大致而言，各种市场专制主义与政府暴政已经在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加深了各种不平等，并废止了各种自由——这两种倾向在共产主义衰落后得以大行其道，并在9·11事件之后联合在一起。如果说有什么堡垒可以阻止这两种力量的发展，那么宽泛一点说，这取决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各种旨在保护人权、环境正义、劳动条件的社会运动的广泛基础。这是社会学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无论是在维护公民社会本身方面，还是在培育自己领域内的社会组织和各种运动方面，社会学在这些斗争中都有其重要作用可发挥。
       为什么这样一种重任要落在社会学的肩上?如果政治科学的对象与价值分别是政府与秩序的维护，经济学的对象与价值分别是市场与经济的扩张，那么社会学的对象与价值分别是公民社会与该社会的活力。固然，这些粗略的归纳忽略了这些学科的内在异质性，比如说，忽略了政治学中的改革运动，忽略了经济学中卓越的持不同见解者——就列举三位知名者吧，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阿玛蒂亚·森(Amatya Sen)以及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实际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充满竞争的领域，但就像一直所据说的那样，它们都有其确定的计划，有其对反对者加以限制的集中趋势。这样，社会学虽然激起了公民社会的火焰，但也不是团结一致的先锋党。它也有其对立面——激进派和保守派，他们受到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多多少少地受到人类学、各人文学科甚至生物学的影响。实际上，学科间并非不可通融。正如社会学借助其相邻学科一样，主张改革的反对者和持不同见解的经济学家们也对社会学有所借鉴。但是这种移植还只是发生在全部学科计划的框架内。
       我说得再清晰点，就是我们的学科计划不能够，也不应该缩减为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因为批判社会学如果没有专业社会学(professional sociology)来对之进行批判，或者甚至没有一种公共社会学(publicsociology)来灌输其应承担的义务，就毫无意义，就像三者都会在政策社会学(policysociology)中发现其补充，因为政策社会学的知识具备更加实际的作用。在这里，我将讲一下这四类社会学的区分。专业社会学给其他三类社会学提供合法性与专业性，但它也详细说明了整个研究计划与公民社会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社会学与公民社会的联系就像经济学与经济之间的联系那样直接，两者都是历史的产物。社会学是在19世纪伴随公民社会的形成而成长起来的。在公民社会消亡的地方，社会学也消失了。在公民社会复活的地方，社会学也就得以复活。社会学今天的命运取决于它与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击败实行恐怖统治的政府并阻止将一切商品化，那么至少在限制它们之间的那种毁灭性联合(即我们所称的新自由主义)方面，社会学的利益与普遍利益——即人类利益是一致的。(未完待续)
       [单提平：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 周艳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