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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著名左翼学者乔万尼·阿瑞吉在英刊《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32、33期发表了长篇文章《霸权的瓦解》，探讨了当前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根源。阿瑞吉认为，美国为应对“9·11”事件而开始实施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代表了它与20世纪90年代的真正决裂，美国开始采用新保守主义的帝国计划争夺全球霸权。也正是这种发展，使“帝国”、“帝国主义”等词取代了“全球化”重新流行开来，被用来描述美国兴起的全球争霸计划。阿瑞吉从全球政治经济变动即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出发，探讨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根源，认为这一计划破坏而不是振兴了美国霸权。在下面发表的部分，阿瑞吉借用哈维的“空间修复”和“通过剥夺进行积累”两个概念分析了新美国世纪计划背后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词近来又变得时髦起来。然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时髦术语是“全球化”，而不是帝国或帝国主义。2000年《帝国》的出版也没能明显改变这种状况，因为哈特和内格里的著作仅仅是对全球化话语主要原则的重新包装和一种极端的曲解，它认为在目前全球经济和信息融合的情况下，没有哪个国家、甚至是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计划的中心。哈特和内格里实际上将帝国看作是世界统治的逻辑和结构，它的主要方面与马克思主义者们在20世纪对帝国主义所作的理论说明是相对立的。
       与20世纪90年代的真正决裂始于2001年。当时，布什政府开始实施一项新的帝国计划一一新美国世纪计划来回应“9·11”事件。这一反应和60年前第一个美国世纪计划所展示出的行为之间有着奇特的相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使得罗斯福确信，为了保证美国国内的安全和繁荣，实现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是必需的。但美国人民相信大陆的独立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不干涉倾向，并且这种倾向很难撼动。舒尔曼认为：“罗斯福利用珍珠港事件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详细制定了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借此许诺美国人民以秩序、安全和公正。”
       然而，“二战”刚结束，孤立主义的倾向就再次出现了。杜鲁门和艾奇逊非常清楚，诉诸生存的理由和美国的经济利益都不能完全推翻这种倾向。在杜鲁门主义的制定过程中，他们因此采纳了范登堡的臭名昭著的建议，通过煽动全球共产主义威胁的观念，“在人民心中造成恐慌”。这一计谋为马歇尔计划赢得了国会的支持。
       从布什就职到“9·11”事件之间的8个月他一直在期待什么，这很难说；但我们知道在他的政府内部，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提倡者正在等待时机，去实施他们一直努力的新帝国策略。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和“流氓国家”的威胁成为了新的恐惧的对象，这不但在美国人民心中造成了恐慌，并且使国会几乎一致同意向伊拉克发起进攻。
       正是这种发展使“帝国”和“帝国主义”等词语复活了，被重新用来描述在美国兴起的帝国计划。许多评论家指出布什政府对“9·11”事件所采取的争夺全球霸权的计划是非常不现实的。如果它的目的没能实现，“帝国”和“帝国主义”这些词很快就会消失，一如它们的迅速流行。不过，促成新美国世纪计划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下去，新美国世纪计划作为美国官方采纳的政策，会以某种形式持续下去。
       本文试图认识这些形势及其在反恐战争影口向下的可能变化。本文尤其感兴趣的是，新美国世纪计划和布什政府对此计划的实施是否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动荡有关，关系如何。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首先考察大卫·哈维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时空中不均衡发展的关系的解释，并且主要集中分析“空间修复”和“通过剥夺进行积累”两个概念。接着考察新保守主义的帝国计划如何在哈维《新帝国主义》出版两年后瓦解，并且破坏而不是振兴了美国的霸权。在论文的第二部分，我将借用哈维的上述两个概念提出我自己对在一个长的时段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解释。我的结论是，“在人民心中造成恐慌”在“二战”后非常成功地促成了美国霸权的建立，而现在却极有可能导致霸权的终结。
       一、新保守主义帝国主义的起源
       哈维指出，帝国主义一词包含许多不同的意思。它最普遍的意思是指一个国家的权力、统治或影响力向其他国家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社群的扩张或强加。就此而言，帝国主义长期以来都具有多样的形式。为了说明世界历史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在寻求统治世界的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发展出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军事机器，而且表现出了实施这种机器的强烈意愿，我们需要讨论哈维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
       1．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
       哈维说资本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是两种要素的“矛盾的融合”：“国家和帝国的政治”和“资本积累在时空中的过程”。第一个要素指一个国家(或作为政治权力集团的某些国家联合体)在全世界维护其利益和实现其目标的斗争中，提出和采用的各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这种斗争由“权力的领土逻辑”推动。在这种逻辑中，追求权力的基础是对某一领土及其之上的人民和自然资源的控制。第二个要素指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的流动，也即流入和流出不同的领土实体。这些过程的动力是“权力的资本逻辑”。在这种逻辑中，追求权力的基础是对经济资本的控制。
       这两种要素的融合往往是相互矛盾的。这两种逻辑不能相互转换。这样，“如果仅仅从资本积累的直接要求来看，越南战争和入侵伊拉克就很难理解……”，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冒险行动抑制而不是增加了资本财产”。同样，如果没有意识到，美国商业利益的急迫需求是通过贸易扩张和对外投资机会的增加，尽可能使世界更广大的地区走向资本积累，那么“二战”后美国对苏维埃国家的领土遏制政策也很难理解。
       虽然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逻辑不能相互转换，有时领土逻辑还更受重视，但使资本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构想相区别的却恰恰是资本逻辑居于支配地位。果真如此，“固定在空间内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如何能够应对资本积累无穷的对外扩张的动力”?另外，如果全球体系下的霸权是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本性，“如此运用的资本逻辑怎么能够支撑霸权”?哈维认为这些问题在汉娜·阿伦特关于资本积累和权力积累之间关系的说明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权力的无限积累过程对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必需的，它确定了19世纪后半叶的“进步”意识，也预示了帝国主义的崛起。哈维同时指出，阿伦特的理论说明同她自己关于一些起领导作用的国家先后促成并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的经验说明“完全”一致，这个相继称霸的过程是从
       意大利城邦到荷兰再到英国，现在是美国。
       从霸权到统治
       鉴于这些理论的和经验的说明，哈维对目前美国霸权下的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重新提出了疑问。首先，霸权国家维护它们资本无限积累状况的企图是否必然引起它们扩张、并加强其军事、政治权力，以致最终危害到它们试图维护的霸权?其次，美国现在难道不正落入这个陷阱?最后，如果美国自身再无法控制得到相当发展的21世纪的世界经济，那么在世界仍然进行资本无限积累的情况下，哪一种政治权力能够取而代之?
       对于第一个问题，哈维说在20世纪末资本无限积累带来的全球经济融合的条件下，布什政府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确实是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一种尝试。哈维追随尼尔·史密斯，强调了“美国世纪”和“新”美国世纪之间在语义上的连续性。在两者中，美国权力的特点都是全球的、普遍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因此，“世纪”这个词较之“帝国”一词更具有优越性。正如史密斯所言：帝国的地理语言表达了一种可变的政治——帝国的崛起和衰落，帝国易受挑战；而“美国世纪”表达的是一种必然的命运。
       但美国世纪显然仍然无法超越地理学，并且第二个这样的世纪到来的机会是微弱的。我们将会看到，其主要原因存在于权力的资本逻辑中。但就是在权力的领土逻辑中，新美国世纪计划及其倡导者对伊拉克和西亚的政策已经严重危害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哈维说，如果美国能够在伊拉克和伊朗建立起一个友好政权，在中东巩固它的战略势力，并因此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资源，那么，它就有可能在未来的50年里通过控制全球的石油资源有效地控制全球的经济。然而，这种策略即使在军事上能够成功，也不能充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入侵伊拉克前夕，自由帝国主义理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一个邪恶的、妄自尊大的独裁者可以取得对推动世界工业基础的自然资源的高度支配权，就此而言，美国没有什么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但美国不得不谨慎地向公众说明并向世界保证，它的目的是“保护世界经济持续增长”，而不是“满足自我，为了自己的权利”。
       哈维用弗里德曼的论证来说明了霸权(葛兰西意义上的)和单纯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葛兰西的霸权是统治集团得到的附加的权力，它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权力收缩”的概念相反。“权力收缩”指凭借广泛地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恫吓而实现政府控制。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可以说包含了“权力扩张”：统治集团的政策确实有效地表现为不仅为自身利益服务。而且也为附属集团利益服务。如果这种确实有效性减弱或消失，霸权就收缩为单纯的统治，或如拉纳吉·古哈所说的“没有霸权的统治”。
       得失所系的领导权
       如果我们像葛兰西那样在国家范围内谈论领导权，那么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力的增加就是成功获取普遍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我们在跨国的层面利用领导权来说明一个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引导国家体系走向有利的发展方向，那么，这种“普遍利益”就不能再界定为单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在权力上的增长，因为在这种界定中，权力的增长不是体系性的。不过，体系的普遍利益可以通过权力的“分散”和“集合”方面的区别来确定。权力的分散指一个国家能够获得权力，条件是其他国家失去某些权力。权力的集合则指不同国家间的协作增加了他们对第三方或自然的权力。这样，虽然国家体系的普遍利益不能根据他们之间权力分散的变动来界定，但能够按照整个体系中霸权集团对第三方或自然的集合权力的增加来界定。
       在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应用于国家间的关系的同时，哈维强调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对抗国内外敌对集团的强制措施“只是美国权力的部分基础，有时起到反作用”。一个同样重要的权力基础是美国鼓动国际间认同与协作的能力。借此使其他国家相信，华盛顿代表普遍的利益，甚至在它实际上将狭隘的美国利益摆在第一位时也是如此。
       布什政府和第二个美国世纪计划的倡导者当然作出了各种努力使世界相信，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代表全球利益，而不仅仅是满足美国的野心”。但其入侵没有获得国际间的普遍支持，这就表明世界多数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主要问题就在于这种入侵是美国更庞大的全球统治计划的部分。这种统治明显强调了世界权力的分散方面而不是集合方面。哈维说，通过单方面决定入侵伊拉克而对这一计划作出的尝试性实施，“在法国、德国、俄罗斯甚至中国引起了顽强的联合抵抗……”。地缘政治的这种突然重新组合使得辨认欧亚权力集团的模糊轮廓成为了可能。
       华盛顿长久以来都害怕这种集团会实际出现，对伊拉克的入侵因此呈现出了更广泛的意义：这不仅是控制石油资源并因此控制全球经济的一种企图，这同时是试图在欧亚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军事据点。如果再加上从波兰一直到巴尔干的联盟，它将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战略位置，有可能打破欧亚权力的任何形式的联合；并且，这确实是必然与资本无限积累永远相伴的政治权力的无限积累的下一步。
       正是这些长远的计划使美国成为当前关于帝国和新帝国主义讨论的焦点。然而，正如哈维所说，在资本主义逻辑内部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均衡更多地指向不同的方向，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这些力量。
       2.过度积累危机和空间的生产
       资本主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是“空间的生产”，而这一点经常在理论上被忽视。空间生产这一过程不仅在紧要关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还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体系的形成以及向全球范围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哈维为分析资本的无限积累所具有的危机倾向而提出的“空间一时间的修复”理论，或简单说“空间的修复”理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它为空间生产何以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了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用这种理论来强调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出现和美国70、80年代的过度积累危机之间的联系，同时也用它来显示这一计划背后的领剑：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
       “修复”(fix)一词有两层意思。它的本义是资本积累对嵌入国土构成固定资本(与那些可以四处移动的固定资本不同)的那些特殊的环境设施的依赖。只有将某些物质基础设施固定在空间中，资本才能以它的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在空间中真正流动以寻求最大利润。“修复”的比喻义强调成功的资本积累不断趋向减少空间障碍的特点。这被马克思称为“用时间消灭空间”。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加强跨地域空间的竞争削弱’厂与特定地理位置相联系的专制特权。因此，在现有的领土体系中，资本周期性积累超过了能够用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赢利性的再投资。这种资本盈余表现为没有卖掉而只能亏本处理掉的商品，表现为闲置的生产能力和缺少赢利性投资的资本流动性。通过吸收这些盈余，先是对积累体系的“时间拖延”，然后是
       空间扩展，新的空间与积累体系的合并“修复”了随后出现的过度积累危机。
       空间修复的两层意思所产生的综合结果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一种地理学变体。熊彼特动力学的这种地理学变体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他推动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各项革新中确实包含有贸易和生产在空间结构上的变动。但他没有说清楚改变贸易和生产空间结构的革新同其他革新之间的关系。对此，哈维通过强调技术优势和地理优势在生产超额利润中所发挥的相互作用作出了说明。在这个过程中，超额利润起到了双重作用。它不但不断刺激革新，而且熊彼特认为它比一种更平等、更“公正”的分配更有效地推动了大多数商人的活动。哈维也注意到个体资本家不仅可以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而且可以通过寻找有利的地理位置获得超额利润。他说，在积累的整个动力过程中吸收了剩余资本的时间空间转换普遍威胁到已经固定在空间(嵌入在国土)中、但还没有实现的价值。这样，固定在空间中的大量资本成为实现别处空间修复的障碍。如果资本确实发生转移，那么在它身后会留下破坏和贬值的痕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所经历的去工业化正是这种实例。如果资本没有或不能转移……那么过度积累的资本一定会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衰退或萧条而直接贬值。
       惰性和抵抗
       总之，空间修复就是地区间的变动和资本流动方向的改变，它周期性地革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这种改变可能顺利地进行，或者可能存在哈维所说的“转变的危机”。哈维说，资本主义越发达，它就越屈从于引发地理学惰性的各种力：资本流通不断被限制于固定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内部。固定资本的增加……抑制丁自由运动。领土联盟产生，它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占据了更稳固的地位：它保护已经赢得的特权、保持现有的投资、维护地区间的协定，使自身免受空间竞争的威胁……新的空间结构无法达成，因为人们不会任由地区的贬值自由发展下去。因此，资本主义不均衡的地理学发展呈现出一种与地区内部或全球的持久的积累完全不一致的形式。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地理学惰性的各种力可能不是源于对这种经济变动的抵抗，而是源于对真实的或想像中的空间修复带来的政治、社会后果的抵抗。在讨论这些政治抵抗时，哈维把中国看成是最具希望的克服过度积累危机、实现有效空间修复的场所。因此，空间修复和霸权转换的结合加深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永远面临而且无法摆脱的发展困境。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强，新地区的自由发展造成了这些中心的贬值。对国外发展的制约虽然限制了国际间的竞争，但也使剩余资本丢失赢利性投资的机会，由此引起国内的贬值。如果受到竞争挑战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霸权中心，那么，任何结果都不仅会威胁到其资产的贬值，而且也会威胁到其权力的贬值。更糟糕的是，这还可能威胁到受挑战的中心国家的社会稳定。
       世纪末的混乱
       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一开始就带有这种社会维度。它源自黑格尔《法哲学》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无法通过内在机制解决由财富的过度积累和剥削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不稳定问题的说明。由此，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被迫通过对外贸易、殖民的或帝国主义的行为寻找外部的解决途径。在《新帝国主义》中，哈维利用阿伦特的主张补充了这一理论。阿伦特认为霍布斯的共和国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必须不断从外部为自己寻找新的支撑；否则它就会在一夜之间倒塌，陷入无目的、无意义的私人利益的混乱状态。哈维认为阿伦特的说明尤其适用于美国。尽管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共产党的威胁也消失了，但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处于一个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混乱不堪、无法控制的时期，文明的社会反而远离了文明。
       哈维认为布什2000年的选举呼吁，是“他对一个越来越无法控制的文明社会提供一个坚定而牢固的道德界限的许诺”。虽然如此，“9·11”事件“提供了与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状况决裂的推动力”。就此而言，对伊拉克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摆脱国内困境，“它还是在国内灌输新的社会秩序观念以及控制共和国的重大契机”。国外的邪恶的敌人再一次成为造成国内民众恐慌的主要力量。
       这些看法表明，空间修复不仅受到对经济的重新定位和地缘政治的重新组合的抵抗，而且受到对社会变动的抵抗。空间修复的两层含义都无法脱离社会方面的内容。空间修复的本义不仅形成了促进资本积累的地理学景观，还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发生相互作用和再生产的人类居住地。就过度积累危机而言，空间修复的比喻义，不仅是固定在某地的资本的贬值(由于新的地理学景观的出现而过时)，而且是在逐渐过时的资本积累景观上的人类居住地的破坏。
       正如博拉尼在提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过度积累危机时指出的那样，这种破坏必然引起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种政治形式的“社会自我保护”。两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地理学惰性的各种力，使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更成问题。然而，有一种可能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即利用金融手段“显现薄弱地区的货币贬值的危机由此来消除过度积累体系”。哈维称这种方式为空间一，时间修复在过度积累问题上邪恶的、破坏性的一面，下面我们简单地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
       3.通过剥夺进行积累
       在讨论吸收剩余资本到新的空间进行生产时，哈维指出将没有售出的货物和闲置的生产力转移到基础设施的投资上来，主要依靠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调节作用。
       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中，私人和公共金融的这种积极作用常常同土地、不动产市场以及政府债务上的投机纠缠在一起。投机过度会挪用用于贸易和生产的资本，并最终导致自身的贬值。然而，从资本主义的立场来看，缩减投机的结果同样是有害的。
       只要投机过度促进而不是阻碍了新的空间结构的产生，这种新的空间结构较之先前的空间结构能够使贸易和生产进一步扩大；那么，投机过度就是“必然的恶”。这就是官方对20世纪90年代过度投机和“非理性繁荣”所作的辩护：资本的自由的空间流动最终对全球经济的扩大再土产是有益的，包括其最薄弱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官方的言辞后面是一场负数游戏的更具破坏性的现实，它阻碍而不是促进了新的空间结构的出现。哈维说：“正如外交战争一样，由国家权力支撑的金融资本的介入经常相当于其他方式的积累。”哈维将“其他方式”看作马克思所指的“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方式。他对阿伦特的以下观点持肯定态度，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家范围内无法再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多余的”货币的出现产生出一种状况，使得马克思的简单掠夺的原始罪恶最终不得不重复，以免积累的动力突然消失。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了同样的状况，由此，哈维提出在资本积累的漫长的历史地理学内部对“原始的”或“最初的”积累的掠夺行为的持续性和连续作用进行总的重新评价。他还用“通过剥夺进行积累”
       这一概念取代了原始积累概念。
       新自由主义的剥夺
       从历史上来看，通过剥夺进行积累有许多种不同的形式，其中金融资本和信贷制度是剥夺的主要手段，而国家通过对暴力的垄断和对合法性的界定成为积累过程中的重要角色。哈维说：“通过剥夺进行积累就是以非常低的成本(在某些情况下是零)放出某些资产(包括劳动力)，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抓住这些资产，并立即用它们来赢利。”
       哈维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私有化政策形成了当前阶段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利刃。苏联解体和在“休克疗法”名义下进行的野蛮私有化是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低价格出卖大量资产的主要历史事件。中国由“内部驱动”的开放和私有化浪潮也是表现之一。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低收入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出卖已经贬值的资产的现象。当然，这里永远存在着危险：地区危机和建立在空间基础之上的贬值是无法控制的，会引起全球的崩溃，或者引起对那个生产它们的体系的反抗。因此，即使霸权国家使这个过程对自身有利，它也必须组织“紧急援助”以与全球资本积累保持一致。
       如同哈维，马克思也强调了金融机构和国家机构在联结通过剥夺进行积累(他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不同于哈维的是，马克思主要强调了国家债务和国际信贷制度作为资本主义之间无形协作的手段的作用。在马克思的说明中，国家债务从未摆脱过积累机制的限制。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当前危机中的异常现象
       哈维认为，马克思所描述的一系列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的空间修复，为先前资本主义中心过度积累的剩余资本提供了赢利性出路；同时，减轻了新出现中心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需求。今天，这一趋势仍在继续。美国和资本积累的其他成熟中心正在把巨额资本输出到当前的发展中中心国家，首先的和主要的是中国，从而相应地降低了对新一轮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需求。哈维确实提到了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迅速增长的情况。不过，借助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观念，哈维强调了当前发展趋势中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异常现象。
       第一个异常现象是美国在借入而不是借出巨额资本(每天高达20亿美元)。它标志着以往促进空间修复吸收剩余资本机制中的一个障碍。这些资本中的主要部分来自资本积累的其他成熟中心，但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发展中的中心国家，尤其是中国。哈维将这看作是地理学惰性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力量加强的结果。但不管它源自何处，通过加重而不是减轻成熟中心的资本的过度积累，这种障碍产生了第二个异常现象：资本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倚赖加强而不是减轻了。
       哈维没有说清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复兴同华盛顿采用新美国世纪计划之间的关联，但他的确认为新帝国计划既是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背离，也是对它的延续。他说，这个计划背后的新保守主义理念与新自由主义在以下方面是一致的：它们都相信商品和资本的自由市场包含了使所有人获得自由和财富所必需的一切。但新保守主义的首要目的是在国际、国内建立秩序，并尊重这种秩序。新保守主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地方主要在于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动。如哈维所说，在克林顿政府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财政部，而在布什政府中则是负责制定国际政策的防御专家。但只是在“9·11”之后，这种区别才日渐明显。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哈维还指出对伊拉克石油的掠夺标志着以军事方式继续进行新一轮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开始。
       新帝国主义的后果
       新帝国计划有可能成功吗?哈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新保守主义计划是极其乌托邦性的，原因如下。首先，这个计划并没有在国内建立起政治上的团结一致，而是在一开始就制造了巨大的分裂。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始和入侵伊拉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以及对各种异议的镇压的确为战争和布什本人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对战争的反对只是被压制了，而不是被消除了。甚至在布什政府内部和军队内部也对新保守主义所提出的行动方针的可行性、代价和风险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其次，新保守主义计划放弃了通过共识和道德领导而形成的霸权，代之以诉诸强权的统治。这样，它甚至必然疏离了美国的盟友。它没能阻止欧亚权力集团的建立，人们可以期望在德国、法国、俄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起一个联盟。再次，既然新帝国计划是对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继续，那么，反对剥夺的抵抗的加剧就是可以预料的，尤其是在南半球。更糟糕的是，新保守主义计划构想出的解决阿以冲突的办法，以及将伊拉克变为民主和繁荣样板的企图都很可能失败，这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对这个计划的反对将是最强烈的。最后，新保守主义的帝国计划试图强加运用的特定的领土逻辑，同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完全不一致。虽然军事开支会在短期内刺激美国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会加大美国的对外债务，加剧资本外逃的脆弱性。
       哈维认为，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惟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在国际、国内实施由美国和欧洲国家领导的某种“‘新’的新政”：这就是说将资本逻辑从新自由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来，以更深程度上的干涉主义和重新分配的方针重组国家权力，限制金融资本的投机能力，并且分散地或民主地控制寡头和垄断者的巨大力量，从而控制从国际贸易条款到我们通过媒体所能耳闻目睹的一切。这种替代性的方案类似于考茨基很早以前设想出的资本主义列强共同合作的“超帝国主义”，具有自身的消极内容和后果。但是哈维认为，这种帝国发展道路似乎远没有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目前上演的野蛮的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极端，相比之下反而要仁慈得多。(未完待续)
       [黄文前：中共中央编译局]
       (责任编辑　黄晓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