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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经济战略》杂志2005年第5-6期发表了该刊主编亚历山大·阿格耶夫对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德韦杰夫的采访，题为《史学：无法无天的15年》。梅德韦杰夫在谈话中对俄罗斯15年来的史学研究状况和问题、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苏联主要领导人的作用、俄罗斯当前的政局和今后发展趋势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现将他的观点整理如下。
       一、俄罗斯史学研究现状
       俄罗斯历史学家今天有着以往时期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许多新机会。国家的垮台使档案得以公开，大量之前甚至未被提出的问题得以解决。历史学家获得了自由，国家不再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意识形态监控，同时，国家也不再为历史科学的状况承担任何物质责任。以前，历史学家为意识形态服务，但是报酬较高，能促进年轻人参与科研。如今，国家给了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机会，但却不再支持他们。结果出现了离奇的现象：档案公开了，但是首先得到档案的是外国人。1992—1993年签过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几个从事微缩摄制的英国公司和与俄罗斯历史有关的美国基金会用区区300万美元获得了档案资料的第一经手权。它们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基地，第一手发表资料。当然，根据协议，它们需将取得的资料供俄罗斯图书馆和基金会无偿使用。在西方，在美国，出版了几十卷有关俄罗斯历史的文件。但国外的研究人员也不可能大包大揽，还剩下一些需今后许多年才能做完的工作，更何况1996年协议终止了，因为它们破坏了其中的某些条款，加上俄罗斯历史学家对此也极力反对。然而，那些最先整理资料的档案工作人员工资非常低，他们建议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机构来购买一些感兴趣的文件。《新闻周刊》就用3000美元从档案管理人员那里获得了参观斯大林别墅的权利。我和我的兄弟两次致信总统力、公厅，希望能允许我们接触有关斯大林的部分档案。我们被拒绝了，因为使用档案要收费，由于没有资金来保存档案，不得不通过商业运作获取收入。
       这种状况严重破坏了学者们之间的关系。一个人明明知道有关他的课题的新资料被公开了，但却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料。这些文件或被某个并不从事该领域问题研究的人拿去，或被某个该领域的非权威人士获得。历史学家陷入极度的物质贫困之中，这影响年轻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今天，只有为数不多、但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在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然而为了进行研究，他们需要找到赞助人。有的学者，如研究俄中关系、俄日战争、俄德关系等领域的专家，不得不从中国、日本、德国获得资助，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当然会妨碍他们客观地分析事件。没有国家的物质支持，很难重建历史科学。参加国际会议也是一个难题：谁出钱?谁来支付我们的开销?出书也需要资金，而且在俄罗斯出书是不支付稿费的。与此同时，最近15年在俄罗斯，科学和伪科学之间一直进行着论战，伪学者和各种伪造者占据很大的优势。从1990年开始，国内市场上出版了几百本历史著作，它们或者是建立在伪造的基础上，或者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歪曲上。没有办法，它们都被商业化了。我可以说，在最近三年出版的有关斯大林的众多书籍中，只有五本是严肃的科学研究著作，其中包括：E．C．格罗莫夫根据新的史料写成的《斯大林：政权与艺术》；关于“平反”的文件集；年谱丛书中的《生活中的斯大林》；纯政论性著作《斯大林之死》等。现在教师无所适从，因为教材众多，而且教材的编写缺乏应有的责任，出版也无人监管。一方面是出版不受监控了，但另一方面，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书、出书。这种事在美国、德国、英国都不会发生，那里出版这种东西的作者是要以诽谤罪送交法庭的。可我国现在的史学界简直是无法五天。
       二、苏联解体的原因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我个人总结了一套理论。根据我的理论，苏联是一个非常不稳固的结构，因为在其向前发展的同时，基础并未得到巩固，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意识形态。苏维埃大厦之所以不稳固，是因为在其建设过程中没有进行必要的修正，应该根据上层出现的问题，加固底层，改变观念、结构和基础，推行意识形态的变革，抛弃过时的框框。如果这项工作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开始进行的话，苏联本可以被挽救。赫鲁晓夫一开始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后来他自己放弃了，从1961到1963年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下滑。戈尔巴乔夫只有5％的机会拯救苏联，如果他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首要问题的话，其成功的机会则会提高。如果人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他们不会摧毁这一体制。安德罗波夫上台后惊异地认识到，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的苏联，最大的威胁是贫穷，不是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不是间谍和不同政见者的诡计，而是人民的贫穷。在中央全会上他公开讲到：我们并不了解我们所生活的国家和社会。正如任何谋杀背后一定存在经济利益一样，任何的起义和革命背后一定存在极端的贫困。
       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不论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是勃列日涅夫都不相信苏联会解体。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好几次了：第一次在1920年，新经济政策挽救了它；第二次在1927—1928年，当时发生了粮食危机；最后一次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俄罗斯联邦也可能分裂，这种危险现在仍存在，只有靠经济的迅速增长才能消除这种危险，应该让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中国领导人实行了提高人民物质状况的政策，中国现在足够稳定，因为人民感受到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
       三、“8·19”事件的性质
       “8·19”事件不是转折性事件，整个1991年都是转折性的。苏联将要解体，“8·19”事件试图阻止其解体，但是失败了。如果说这一事件具有转折性质，那么是在为禁止共产党，进而消除苏联承重结构方面提供了机会的意义上是如此。在7月时，苏共已经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组织，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我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明显，人们在参加全会时都明白，他们对国家什么也不能决定了，什么都做不了。莫斯科掌握在T.x．波波夫和民主派的手中，苏共中央的证件在莫斯科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通行。我去莫斯科苏维埃参加党的会议时却被告知这个证件失效了，当我得到了最高苏维埃的议员证件时，则被允许通行。列宁格勒被A．A．索布恰克所控制。所有俄罗斯联邦的权力机关都控制在叶利钦手中，他通过了非党化的指令。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令人不解的“俄罗斯共产党”，这一组织领导着大约12个州，因为它们的州委书记加入了这个组织。其中半数服从苏共中央的命令，半数服从H．K．波洛兹科夫、B．A．库普佐夫、T．A．久加诺夫的命令。莫斯科的苏共组织在HO．A．普罗科菲耶夫的领导下既不服从波波夫，也不服从波洛兹科夫，只服从戈尔巴乔夫，但也不是完全服从。连戈尔巴乔夫也不再去总书记办公室，而是作为一个总统管理国家，但管
       理也只是象征性的，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因此我把“8·19”事件看作苏联解体的一个步骤，在1991年类似的步骤还有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实际的脱离，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分离，然后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脱离。
       四、对苏联领导人的评价
       在我国领导人中，从成功地实施对外政策的意义上说，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当然是斯大林。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具威望的政治家。丘吉尔走了，罗斯福逝世了，对世界命运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巨头”只剩下斯大林了。而列宁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最积极，是他阻止了国家的毁灭。如果不是列宁，俄罗斯在1917年临时政府时期就已经解体了。从俄罗斯分离出去的将不只是波兰和芬兰，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的部分地区也有可能分离出去。布尔什维克革命用严酷的专制手段巩固了俄罗斯，连白俄侨民的首领也承认，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以现有边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俄罗斯联邦——也是列宁的呕心之作。列宁用专制的方式，斯大林用更残酷的方式建立了这个曾享有巨大国际声誉的国家。这一声望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下滑，到戈尔巴乔夫时崩溃了。
       戈尔巴乔夫如今在世界上享有威望，但在俄罗斯却没有威望。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他总体上起的是消极的作用。他不善于管理，不会选择正确的战略和发展方向。这不是安德罗波夫的干部政策上的错误，而是因为整个领导体制衰落了，缺乏领袖人物。盖达尔‘阿利耶夫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领导人，但他是苏联伊斯兰力量的代表，是阿塞拜疆人。没人会支持他，而他自己也没有野心。阿利耶夫在智力上是一个很强的人，而T．B．罗曼诺夫不是，强硬的人物一定会表现出来。我认为领导人在其下台之后的命运要比其当政时的命运重要得多，邓小平两次跌倒，两次崛起。1987年阿利耶夫退休了，五年之后作为自己共和国毋庸置疑的领导人回来了。纳扎尔巴耶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而戈尔巴乔夫不能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学术集体。罗曼诺夫也如此。
       相比之下，叶利钦并不想要建立某种基金会、知识分子中心或政治中心。他像一个退休者一样生活，到处旅游，在挪威或者楚瓦什钓鱼。他意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政治领袖自己太弱，并不羞于承认学识不够。我认为叶利钦的行为比戈尔巴乔夫更得体。
       五、对当今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的评价
       占据高层职务的人要经得住与权力相伴随的各种诱惑，为此应具备优秀的品质和才能。这首先是无私与责任感。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应该关心国家和人民，关心民族利益。这是叶利钦所不具备的，他为消除特权开始斗争，但是当他成为总统之后，开始和那些他准备任命的官员们这样谈话：你想要什么?住宅?别墅?汽车?他把巨额财产分送出去了。这是一个整个国家归他支配的时期。他把高级党校给了HO．H．阿法纳西耶夫：收下吧，做你想做的!于是后者把拥有大量财产的高级党校与历史档案学院合并。波波夫得到了国际大学，还有什么人得到了社会科学院。这丝毫没有大公无私的味道，只是瓦解了制度和人。权力与财富成了同义词，没有任何像盖达尔所写的什么权力转化为财富——他掩饰了实际情况。如果说权力和财富相结合，那么只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把更大的财富添加到权力中。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做。
       今天，国家被四个人掌控——普京、C．B.伊万诺夫、H．II．帕特鲁舍夫、M．E．弗拉德科夫，这四个人符合“无私与责任感”准则。他们过去都是职业情报人员，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寡头现在没有参与到俄罗斯的管理中，他们在经济领域中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但并非由他们做出决策。我国的寡头在当年是通过任命成为寡头的，这使他们处于不完全合法的境地。
       此外，意志力对掌权的人必不可少。普京拥有这一特点，而且有才智。他毫无疑问是这些人中的领袖。他们所有人可能都具备足够的意志力。四个人的责任感都很强，他们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让许多人不喜欢。不是财富，不是关系给了这些人影响力。当然，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出身于军事系统，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情报人员应积极行事，能够迅速作出决策，同时他们应无条件地执行命令。
       作为执政者，有些问题是很关键的。这包括需要深刻理解所有的对外政策问题和对内政策的优先方向。比如说，福利货币化政策一开始被通过，但后来实际上又被取消了。所有的实物福利恢复了，而且还有了额外的补偿。有些经总统通过的决策，由于某些理由被其他的决策所代替。政府本来计划把各种福利支出从1500亿卢布缩减到1000亿卢布，但结果是这方面的开支在2005年增长到3500亿卢布，是原来的两倍多。错误在于，考虑不周就通过了一个愚蠢的、绝对是外行的决定。决策的方式也很粗暴，任何修正案都不予以讨论。
       但这并非如流行的笑话所说，“华盛顿州委员会”决定一切。在叶利钦时期我会怀疑这一点，因为当时完全不明白决策是怎么被通过的。他忽而拒绝和对抗“华盛顿州委员会”，忽而又屈服于它。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叶利钦的决策，西方和国内的各类人土利用了这一点。他非常任性，身边被宠幸的人经常更换，这令所有人都很为难。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怎样解决问题，他个人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某种无政府状态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很难分析，因为这种体制没有结构。今天这种结构出现了，虽然还未最终形成。而且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某些决策不够明确。或许这些人的心里就没有明确的战略。人们都说，普京无论在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竞选期间，都没有竞选纲领。他只是在议会的国情咨文中部分地表明自己的意图，但不能将之称为明确的行动纲领。我们不十分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怎么解决与白俄罗斯的合并问题，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四个国家的合并问题。他怎样预见20年之后的俄罗斯?普京谈到了苏联解体的悲剧，但是他是否想部分地恢复苏联?怎样制定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关系的长期政策?也许，在工作方案中是有战略的，只是它不能公之于世。
       我认为这四个人对国家的管理一定会持续到2008年，更何况目前他们没有竞争者。虽然T．HO．谢米金建立了自己的影子政府，但并不严重。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政权体制刚开始形成。今天我国的特工机构工作有效，军事力量得到加强，但可惜的是，缺乏经济领导体制。在俄罗斯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擅长制定经济增长战略的领导。
       至于天鹅绒革命，只有存在觊觎权力者时才可能发生。维克多·尤先科和尤利亚·季莫申科总是想替代库奇马，萨卡什维利及其政党是谢瓦尔德纳泽的实际替代者。在俄罗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拿不出可替代现政权的集团。因此，我们上面提到的四个人不可能远离政权，但
       可以重新分配角色。普京可能转任四年，担当某个相称的职位，但这个团体主导的政权将会持续下去。
       寡头可能想报复普京，但是该怎么报复呢?他们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他们不够团结。我国没有大的或中等的资产阶级。
       六、俄罗斯的发展道路
       俄罗斯应该有一条独特的、既不同于亚洲也不同于欧洲的发展道路，但迄今仍没有找到。当然，俄罗斯应该用不同于西方、中国或者日本的另一种方式发展，然而俄罗斯的独特发展模式至今无人创造出来。
       苏联体制非常复杂，它首先是由政治原则，而非经济原则确立的。为何重工业享有优先权，而不是轻工业?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斯大林明确说过，苏联是一个经济规律位居第二、而政治目的位居第一的体制。在这个体制瓦解之后，统一的模式还没被创造出来。
       如果说美国人把总统的统治风格分为形式主义型、竞争型和集体型三种的话，我认为上述任何一种对我们国家都不适合。斯大林时期在俄罗斯形成了一种个人领袖的君主制，它保存至今，只是那时是典型的专制主义，而现在普京试图建立一种开明的专制制度。总之一样，甚至按照1993年的宪法，总统的权力都非常大，无可比拟地比美国和法国总统的权力大。叶利钦的反对者和追随者都称他为沙皇，有一本书就叫《孤独的克林姆林宫沙皇》。这不是夸张，而是对现状的非常恰当的评价。虽然现在我们国家的领袖任期是有时限的，是必须符合宪法的，但仍是君主。他把一切形式的权力如立法权、执行权控于自己手中，并能颁布可成为规范文件的命令。普京还是政府的实际首脑。
       但是，在俄罗斯，君主制的复辟是完全不可能的，民主制度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具体是什么时候，现在还不能确定，不排除在50—60年之后。现在我国原则上是君主立宪制，但是要比当时的欧洲严格得多。国家的领袖拥有非常大的权力，权力的中心是一个人。我们不具备英国和日本那种不依赖于议会领导人的官僚或官员的政权体制。
       俄罗斯发展的最不好的方案就是总统办公厅的领导人II．A．梅德韦杰夫所说的“解体”，即不团结精英的话，作为——个国家的俄罗斯可能消失。但是，俄罗斯联邦解体的危险实际上出现在1992—1993年间。当时出现了建立远东、乌拉尔、沿海共和国的方案，车臣想要分离出去。许多地方领导人实行独立的政策，通过了与俄罗斯联邦法律相矛盾的法令。今天国家解体的这些危险不那么严重了，尽管依然存在，因为地区间的发展很不平衡，目前仍无法消除这些不平衡。这一危险之所以仍存在，主要是因为我国没有统治阶级，而统治精英的团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说这一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精英更替频繁，统治阶级的体制中经常发生大换血。而最好的方案是利用今天俄罗斯尚存的潜力发展实体经济，巩固同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联盟。俄罗斯联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
       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正确的战略。
       (康晏如 刘淑春：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 柳达)